尼克松的车队穿过天安门广场朝城西疾驶而去。造访北京的外宾都被安排下榻在一座戒备森严的林园宅邸——钓鱼台，直到今日还是如此。钓鱼台国宾馆于20世纪50年代末启用，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周年。钓鱼台国宾馆的多数别馆虽是新建筑，但地点本身富含历史典故。历代骚人墨客雅好钓鱼台的粼粼湖水、蓊蓊林园。明代诗人王嘉谟曾赋诗，咏叹钓鱼台的幽微美景：“垂柳满堤山气暗，桃花流水夕阳低。”皇亲贵冑纷纷在此修葺行宫，而于楼台上垂钓。擅长书法的乾隆皇帝还亲书题匾“钓鱼台”三个字，至今仍镶嵌在钓鱼台的西侧瓮门上。如今国宾馆被带刺铁丝、探照灯、高墙和武装警卫层层保护，专门接待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友人。金日成、赫鲁晓夫、切·格瓦拉等，都曾在尼克松之前下榻过钓鱼台国宾馆。几个月前，北越总理也住过这座宅邸。美国新闻媒体听闻，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Prince Sihanouk），才刚搬离钓鱼台国宾馆第十八号楼，尼克松和他的贴身随扈此时就被安排下榻在这栋楼。

受19世纪的资产阶级建筑风格影响，别馆内摆放各式加有软厚垫的扶手椅和沙发，并都罩有椅套。在贵宾接待室内，尼克松与周恩来两人坐在沙发上，其余美、中双方随行人员则围坐在一张半圆形的茶几旁，聆听尼、周的对话。（虽然美方带有传译员，但同意在开会时使用中方安排的翻译人员。）霍德曼在日记里提到，“双方似乎十分友善，但言不及义”。尼克松的行程秘书德怀特·查宾（Dwight Chapin）也观察到双方的肢体语言：“我发觉有些异乎寻常。周恩来注视着总统，目不转睛，但总统的目光却对着地板上下游移，并未直视着周恩来……”这场对话也折磨着基辛格。基辛格日后向霍德曼发牢骚，当周恩来盛赞基辛格将访问行程安排得很合适时，尼克松却附和说其他人已提前做好准备工作，还说“亨利很担心这会让中国人将他看扁了”。 1基辛格老是挂心他的处境。他在尼克松政府任公职这段期间，先是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2年大选后则接掌国务卿要津，总是对敌手、下属、同僚有微词。他屡屡指控罗杰斯和国务院一帮人等在他背后暗箭伤人，并埋怨总统没有用心替他辩护。而尼克松反倒担心起基辛格的心理状态。尼克松的讲词撰稿人之一雷蒙·普赖斯（Raymond Price）曾说过：“关照基辛格是他总统任期内最沉重的负担之一，不过基辛格是有这个价值的。”2在尼克松的眼里，基辛格是值得他费心庇护的。基辛格睿智、见多识广，而且是东岸知识精英的代表；尼克松私底下即对这群人敬畏有加。所以，尽管尼克松自视甚高，他在回忆录里也不得不承认，基辛格“专心致志、毅力过人”，而且“具备如此不同凡响的智识才情”。然而，尼克松之所以对基辛格有高度评价，最主要是因为他在基辛格的外交政策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知道我们俩在一般见解上很相像，我们都相信孤立与左右影响世界权力平衡因素的重要性。”3基辛格与尼克松在一些观点上很有共识，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由于深陷越战泥淖，其他国家又急起直追，美国的国际地位已大不如前。基辛格在1968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在四五十年代，我们出手收拾残局；在60年代末、70年代时，我们的角色是为一个能鼓舞其他国家主动进取的架构贡献己力。我们在规格上是一个超级强权，但唯有其他国家愿意与我们配合，我们的构思才有意义。”基辛格与尼克松观念一致，认为美国有必要考虑让友邦、同盟分担维护国际秩序的责任。他还将世界秩序视为一连串交迭的关系。政治人物必须时时注意国际议题之间的联结，并随时懂得操作这种环环相扣的关系。若中国想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就可以借此要求中国给北越施压，逼使北越与美国达成协议。4不过，尼克松与基辛格的看法并非总是一样。尼克松的美式作风较浓厚，且个性更为乐观。他相信美国本质上就是一股追求良善的力量。而基辛格则对在外交关系上讲道德或原则不表认同。他在1968年的同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是美国的民间传说，当其他国家讲究利益时，我们主张以责任为重；当其他国家关心权力均衡时，我们在意的是维护和平的法律条件。”他倾向悲观主义，认为国际场域是一个无政府且野蛮的空间，各国都在永无休止的达尔文主义式生存竞赛中奋力挣扎。基辛格重视国际稳定与和平转变。他所畏惧的是亟思有所作为的革命型国家，他们一心一意想要推翻既存的国际秩序。虽说如此，在追求国际政治的稳定时，基辛格论称，政治人物也应当随时准备与任何强权打交道。“我们的目标，”他说道，“在于解除外交政策中的所有情感束缚。”这里的我们是指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美国的决策者必须在两大问题上扪心自问：“妨碍我们利益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目标又是什么？”5美国政治人物不常使用这种措辞，因为他们带有浓厚的老派欧洲作风，基辛格往往选择“地缘政治”或“均势原则”这类的迂回说法。在欧洲的同盟体系，一般称之为“纠缠”（entangling），无论是国家利益或权力均衡原则，全是一种过时有害的政治博弈，依美国人之见，正是这类政治博弈导致战争的爆发。梅特涅、俾斯麦，以及其他操作“现实政治”（Realpolitik，即植基于现实利害关系的政策）的欧洲政治人物，在大西洋彼岸人的眼里，是一群牺牲其他国家以追求自己国家权力的冷酷掮客。美国应当自我警惕，避免卷进他们毁灭性的游戏。在1796年的告别演讲中，乔治·华盛顿针对“外交势力的阴险诡计”发出著名的警告，并且问道：“为何要让我们的命运与欧洲各国牵连在一起，让我们的和平与繁荣纠缠在欧洲人野心、对立、利益、品味、善变的罗网之中？”一个世纪之后，当美国已准备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总统告诉参议院，美国参战的目的与其他国家迥然不同。“我提议，自此之后，所有国家要避免纠缠不清的同盟关系，避免各国陷入权力竞逐的羁绊、阴谋诡计与自私对抗的网罟，也避免各国内政受到外部影响的干预。”6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所，基辛格的论文以法国革命后的古典时期为题，这时期的欧洲和平取决于各国的权力均衡，欧洲体系的运作则有赖卡苏里勋爵（Lord Castlereagh）与梅特涅亲王这类伟大外交家的穿针引线。基辛格语带激赏地写道：“他们的目标是稳定，不是完美，而权力均衡乃是以史为鉴的古老明训，它指出除非具备防止入侵的安全保障，否则没有任何秩序是不会出错的。”在基辛格看来，一个杰出有效率的政治人物不仅要能洞悉世局，还要认清自己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也有他们的利益和目标。这样的人以世界的实然层面，而非他对世界的期望，来从事他的工作。“他的手段是外交，这是一门艺术，它通过协商而非强力胁迫，借由主张调和特殊抱负与普遍共识的行动，使各个国家彼此产生关联。”7对基辛格而言，外交是一门饶富兴味的艺术，同时是一门举足轻重的艺术。他深信，伟大的政治家乐于拥抱天职的召唤，纵使身处危机也在所不辞。“少数能够审时度势的人，通常身处台风中心而从容不迫。”基辛格自然仰慕梅特涅与俾斯麦，就如同尼克松本人推崇丘吉尔与戴高乐。必要的时候，这些人总是大胆推翻传统智慧。基辛格抱怨道，这类政治家通常不为国人所敬重，因为他们的政策往往需要与其他强权妥协，或违背一个国家的最崇高原则，而这通常很难赢得国内的支持。1972年基辛格接受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的访问。在这段后来广为人知的访问中，五短身材的基辛格自比为美国的代表人物：牛仔。基辛格告诉法拉奇：“美国人就好比牛仔，只身策马率领后方的篷车队。他的行动，总之，就是要能适时适所。”81968年11月底，总统大选过后，尼克松试探性地想要基辛格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不过，即便尼克松曾听闻基辛格的若干观点，但其实并不认识这号人物。诚如尼克松自己所言，那是“一股不寻常的冲动”。基辛格曾辅佐角逐总统提名的共和党候选人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更严重的是，众所周知，基辛格并不欣赏尼克松。初选期间，基辛格三番两次提到“这个人不可能是个称职的总统”。9但尼克松既往不咎。“洛克菲勒团队的人这么做理所当然，这是政治现实。”11月25日，当尼克松还在挑选他的新团队时，他把基辛格找到纽约碰面，邀请他接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这个职位是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所设，其功能是针对美国外交事务提供建言。前几任政府，无论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或者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本身，皆不受到重视。尼克松有意让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成为他外交政策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