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时年五十一岁的周恩来，膺任新中国的首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尽管在1958年卸下外交部长之职，但还是一手主导中国的对外事务，直到去世为止。）周恩来的迷人风采依旧。他的生活简朴，据说还会亲自缝补袜子。周恩来工作孜孜不倦，往往夜以继日，且巨细靡遗。周恩来着手组建新的外交部时，便不遗余力地通过国际法或外交协议课程，训练大多是军旅出身的外交新进人员，使之具有外交官必备的知识和技巧。受训者向苏联同志学习如何穿西装、打领带，以及如何跳舞，受训者也在北京一家餐馆练习如何用西式餐具吃西餐。与周恩来共过事的人，通常都对他大表推崇。有位周恩来的传译员回忆道：“他工作勤奋，注意每个细节，仔细阅读所有的参考材料。”11见过周恩来的外国人一般都会觉得他亲切和蔼、彬彬有礼。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以为，周恩来有他“至今在外交领域见过的最优秀的头脑”。一向吝于给人好评的基辛格，对周恩来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基辛格谈起他与周恩来的初会：“他的举止温文儒雅，不靠显眼的身躯震慑全场。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纪律和自制力，仿佛盘绕的弹簧。”基辛格与周恩来有过数小时针锋相对的谈判，发觉他“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两三个人之一”——是个可敬的对手。“他是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历史，擅长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风趣。”12和善、体恤、节制，这是中外人士共同在周恩来身上发现的特质。

中外人士皆认为毛泽东的某些做法有些过激，周恩来则被视为温和分子。这是实情，但并非真相的全貌。周恩来也是个革命家，他对改造中国社会矢志不渝，期望使富强的中国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都一样，他们身上的革命与民族主义其实是一体两面的。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毛泽东说道：“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131949年11月，在新中国外交部首次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告诉他的同僚，百年国耻已告结束。新中国必须与世界强权平起平坐。“我们应该要有自主的精神。我们应该开创新局，勇敢无畏，沉着自信。”14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目光来观察世界。这个世界一分为二，即1945年后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强权，以及另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阵营，随着苏联势力向东欧扩张与中国共产党的大获全胜，社会主义阵营的声势因而壮大。两大阵营的争斗终究会有人胜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将是胜利的一方。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当为这最终的胜利服务。1949年，周恩来告诉中国外交部的新进人员，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时时都得做好准备。舞刀弄枪的战争不是年年有，但可以确定的是，频繁的唇枪舌剑将会天天年年进行，诚如白昼之后必有黑夜。15由于周恩来对实用的偏好远胜于学理，他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讲究现实条件，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必要时甚至与之妥协以争取时间。周恩来针对外交政策发表重要谈话时指出，苏共在1918年曾与敌人德国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借此延续其政权。庆幸的是，毛主席的准则与周恩来如出一辙，毕竟周得依毛的指导原则行事。毛泽东表示：“我们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是采取具体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亦即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周恩来在主掌中国外交事务时，策略上通权达变，以追求“求同存异”（诚如他所言）。在两人的多次会谈中，周恩来有一回告诉基辛格：“人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分析事情。”1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由周恩来出面与国民党协商抗日统一战线；他为了维护共产党与中国的利益，甚至不惜与敌人妥协。

多年下来，周恩来已成为一个谈判大师。20世纪20年代初，时值周恩来寓居欧洲，他心目中的偶像之一是英国当时的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周恩来推崇的劳合·乔治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深切体察国际局势，让各国捐弃成见携手共事，同时能促进英国的利益。他说，劳合·乔治“狡诈”。与周恩来交过手的人，一致认为他身上也有同样的特质。有位国民党的官员写道：“他的转变是如此微妙，以至于你毫无察觉。当然，他会妥协，但通常是在最后一刻，只是为了让协商能够继续进行，况且他的妥协都微乎其微、有名无实。一旦仔细研究他的声明之后，你会发现他在重大议题方面全然没有实质性的让步。”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