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的另一项优势是他的不屈不挠、聪明才智，以及懂得掌握且善用历史潮流的能力。同时，他亦热衷外交政策。事实上，尼克松偏爱外交政策，更胜于与难缠的国会议员周旋，或者为盖学校、建高速公路这类细枝末节的琐事伤神。总统大选期间，尼克松在某次访谈中告诉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我向来认为这个国家不需要总统也能运行内政。一个干练的内阁团队就足以打理国家内政。总统是用来处理外交的；国务卿不见得重要，外交政策是由总统决定的。”8美国历任总统都会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尼克松则开始针对世界局势提出他的年度报告。同时，尼克松也清楚表明，打从他接任总统那一刻开始，他便有意强化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角色，委任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来规划白宫外交政策的重大议题。1969年元月发表完就职演说后的当天早上，尼克松所发布的第一个人事任命案，就是宣布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人选，即基辛格。

尼克松所召集的第一个正式会议，则是他新规划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六周后，尼克松即展开就职后的首次外交行程，访问欧洲各国，会见其政要，其中包括他素来敬重的戴高乐。

尼克松与少数密友漫天闲聊时，往往在“伟大的领导人”这个议题上打转，而尼克松心目中伟大的领导人，有大无畏的开创精神，能够带领国家与他一同改变世界局势。戴高乐自然是其中之一。有不少美国总统，包括小布什在内，则崇奉丘吉尔。或者，巴顿将军（George Patton）也称得上伟大的领导人。乔治·史考特（George C. Scott）担纲主演的《巴顿将军》（Patton），是尼克松喜爱的电影之一，他的床边就摆了一本巴顿将军的自传。在尼克松眼中，如此伟大的领导者通常都是孤独的、被误解的，但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地为国家利益而奋斗。“没有疲累的决定，”他在一次电话交谈中告诉基辛格，“只有疲累的指 挥官。”9这个世界及其重大议题，对尼克松而言，正是领导人展现能力的场域，他为这一刻摩拳擦掌已久。担任副总统期间，尼克松频频出访，次数远超过历届副总统。60年代，在他仍是一介平民、尚未参选总统之前，尼克松就持续不辍地周游世界，与当地领袖会面，对美国外交官吹胡子瞪眼睛，仿佛他仍担任公职一般。有位在香港曾接待过尼克松的低级外交官员记得，尼克松“有无比的智识和好奇心”。尼克松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掏空我的脑袋，以及任何我所能告诉他有关中国的事物”。日后在尼克松政府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1967年在印度尼西亚与尼克松会晤时曾有过一席长谈，尼克松还录下对话内容以供未来参考。“在我任职雅加达四年间，所有来访的权威人士之中，他是我印象中最熟悉外交事务的人。”10 游历各国和无数次的提问与对话，使尼克松成为克林顿之前对外交政策最为游刃有余的总统。他和许多国家元首与外交部长也都有私人交情。

尼克松往往被外界视为现实主义者，总是冷静盘算良方美策，在危机四伏、风云诡谲的时局中促进美国的利益。事实上，尼克松经常被拿来与19世纪英国伟大的政治家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相提并论，而后者的言论至今仍被现实主义者奉为圭臬：“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唯有利益是永恒的。”尼克松在1970年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解释，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美国的利益。“外交政策愈是基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利益的现实评量，我们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愈有效率。我们不会卷入世界的纠纷，因为我们有所承诺。我们有所承诺，因为我们是世界的一分子。我们的利益决定我们的承诺，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尼克松中国行刚宣布不久，他对白宫的幕僚说，强权国家总是在追求他们的国家利益，“否则他们就会被懂得追求国家利益的强权耍着玩”。11利益是可以吻合一致的，明智的政治人物要能认清这个道理，随时准备协商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