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17日星期四，尼克松总统夫妇来到白宫南侧的草坪，有架直升机正在待命。一小群人前来为尼克松夫妇中国行的首段航程饯别，其中包括副总统阿格纽（Spiro Agnew）及夫人，民主、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尼克松的两个女儿特里西娅（Tricia）和朱莉（Juile）。美国的广播与电视直播了这简短的送行仪式。尼克松发表简单演说，表示他即将进行一次“和平之旅”。不过他也附带补充，自己不奢望在“预定逗留一周的会谈里，一次性地化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存在二十年的敌意”。即便如此，尼克松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乐观情绪：“如果我期待能为这趟行程留下一个注脚，那我愿意引述我国首批登月的航天员在月球留下的碑文：‘我们是为全体人类的和平而来。’”1这是典型的尼克松风格，兼具乐观语调和浮夸言辞。

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机内的尼克松随行人员，包括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正通过电视观看送行仪式。基辛格的年轻幕僚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按捺不住地开玩笑说，如果这时飞机爆炸，他们将会目睹自己被炸到半空中去。在尼克松登机的当下，守候在一旁的其中一名记者，把一本印有中央情报局标志的中国地图集交给他。尼克松一边走上空军一号，一边以极戏谑的口吻对媒体说：“你觉得他们会让我带这东西入境吗？”尼克松以直言不讳、不改其志的反共立场而声名大噪，这时的他却即将扭转美国二十年来的外交政策，飞往北京，深入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力中枢。随着飞机升空，尼克松在回忆录里说，他自觉像个探险家：“我们正在从事一趟哲学发现之旅，这趟旅程犹如古老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前途未卜，亦堪称冒险患难。”2尼克松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关于此行的结果，他只能期待国内的保守派不会大肆诟病，自由派则不至太失望。收到期待他大功告成的祝贺及诚挚关怀，尼克松满心开怀，不过也有点担忧。“我对基辛格说，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人普遍感到无助，近乎天真地想要争取和平，甚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基辛格一如既往地要尼克松宽心。美国民众因为总统的大胆创举而兴奋不已。3尼克松也不确定中国方面能否克服几十年来对美国的深刻敌意，让他的中国行功德圆满。尽管此行的每个细节都曾与中国磋商，但直到临行那一刻，尼克松还是不确定他能否见到毛泽东。尼克松若未能与毛泽东见上一面就打道回府，那么他的中国行将被视为一种挫败，令美国颜面扫地。

结束中国行后，尼克松的人马总是坚称他们对尼、毛的会面本就信心满满。洛德说道：“的确，我们打从心里知道，毛泽东一定会与尼克松见面的。”其实中国方面给美国的仅是闪烁其辞的保证，而不是言之凿凿的承诺。洛德回顾说：“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单方面发表声明尼克松当然会与毛泽东见面。我们说，我们想知道尼克松何时能与毛泽东会面，不过我们知道这场会面势在必行。会面不成是很难以想象的情况。”4尼克松之所以愿意下注，是因为他觉得这对美国至关重要。无论是青年从军为消磨时间而玩扑克牌（他还赢了不少钱），或者日后踏入政坛，尼克松向来就不怕冒险。他历经漫长且坎坷的从政之路，不是只为了做一个看守者。况且这时的美国也需要好消息。越战让美国损失惨重，虚耗生命、金钱、声誉，撕裂美国内部团结，同时赔上美国的海外影响力和威望。无力结束越战，更别提打赢越战，导致美国国力的衰颓。不过这也只是个中原委之一，美国自二战结束后迄至60年代初的军事和经济霸权，其实已难以为继了。

美国成就其世界霸权地位或可谓时势所趋。1945年之时，世界其他强权不是战败，就是如同英国一般，虽赢得战争，但亦已满目疮痍，于国际政治中已不再举足轻重。苏联虽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1945年即能自制原子弹，但也难以从希特勒的入侵和战争的骇人损伤中复苏。尽管如此，60年代末，西欧诸国和日本已然恢复元气。苏联虽在经济方面尚难与美国分庭抗礼，但亦倾全国之力整备军武。新近独立的国家，诸如印度，在国际政治上动见观瞻。中国的潜力则尚有待观察；中国共产党虽一统中国大陆，但国家经济一片凋敝。不过，尽管如此，试图摆脱西方帝国宰制以自我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师法中国革命，从中汲取灵感。

经历了1960年总统大选败于约翰·肯尼迪之手，以及1962年加州州长选战那更为难堪的挫败之后，整个60年代，尼克松都在耕耘他不被外界看好的政治生涯。尼克松持续在他最钟爱的公共政策领域，即外交关系，构思新见解。1967年夏，尼克松受邀前往加州，于波希米亚林园（Bohemian Grove）发表“湖滨演说”（Lakeside Speech），这类机构大概也只能在北美地区生存。显贵之人在精心雕琢的田园奢华环境里，享受文艺和质朴的冥思生活。尼克松日后表示，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次演讲——“是我迈向总统之路的第一个里程碑”。在后来以“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闻名的理论中，尼克松称，美国已没有余力再为其他国家打仗了。美国虽应继续伸出援手，但美国的盟邦也必须设法自力更生。另一方面，世界局势的发展也有鼓舞人心的迹象。苏联虽不遗余力地想要赤化世界，但却不想与美国展开大战。再者，共产主义阵营的铜墙铁壁已开始松动，中国与苏联出现嫌隙。尼克松日后见到周恩来时，他告诉周恩来，在60年代离开公职岗位周游各国时，他就有了这番体悟。5外界，特别是尼克松的支持者，总认为尼克松是20世纪后期唯一能够趁共产主义阵营分裂之际坐收渔利，并突破中美僵化关系的美国总统。这时，英雄与时势相得益彰。尼克松曾告诉访问者，要辨识一个领导人伟大与否，“就看他是否能够轻轻推动历史巨轮”。美国拒绝与亚洲大国、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交往，是没有道理的。诚如1967年，尼克松在美国首屈一指的外交政策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文所述：“展望未来，我们不能再让中国永远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让中国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滋生恨意，威胁邻邦。”在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比较中，尼克松表示与中国交往就好比同美国贫民区的黑人打交道：“必须压制两者潜藏的毁灭性力量，将其不法的元素导向合法的正途；并开启对话的渠道。”短期来说，仍必须遏制中国；但长期而论，还是应该把中国拉回国际大家庭。尼克松的文章并未流露出任何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也没有妄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能在一夕之间改变。直到当上总统后，尼克松的想法才渐趋乐观。在总统大选期间，尼克松反复提醒放任中国自绝于国际体系之外的危险。他甚至在1969年元月的就职演讲中迂回地说：“我们追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即观念的开放、商品和人员交流的开放，在这样的世界里，无论国家大小，没有人应活在忿忿不平的孤 立中。”6到了7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均了解世界局势已不同于以往，而他们都需要新的朋友。尼克松多年后写道：“对双方而言，关系的改善乃是时势所趋，与两国由谁主政无关。”美国政治已不再像50年代那般，美国人民也不再与中国共产主义势如水火，引以为患。7况且尼克松在国内已争取到所需的政治资本。“冷战”期间，美国与共产党人周旋。二战刚刚结束后，美国舆论并未马上察觉来自苏联的威胁，然而一旦认知威胁的真实存在，美国人便认定共产党人无所不能，从理所当然的共产主义大本营苏联到欧洲、从亚洲到美国社会，处处都有共产党人的踪影。尼克松就是通过诉诸恐共心理而登上总统大位的，无论美国人对共产党的那些恐惧有多么不切实际。自从在加州政坛啼声初试，于1946年与民主党的自由派人士杰瑞·沃里斯（Jerry Voorhis）竞逐众议院席次开始，尼克松便严词贬抑角逐者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太过软弱。尼克松的竞选造势充斥着含沙射影的中伤，以及建立在未经证实数据、消息之上的无的放矢，外界因此给了他一个“狡猾的狄克”（Tricky Dick）的封号，但这样的竞选策略每每奏效。美国人听信他叮嘱再三的严词示警，相信共产主义对美国与美国社会的威胁。美国人看尼克松立场强硬地对待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无论是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彼此自吹自擂，抑或是在委内瑞拉挺身对抗那些对他吐口水、试图把他的座车翻个四脚朝天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