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的一个凛冽的早晨，尼克松步入毛泽东北京的书斋。随后，两人的对话，因翻译居间穿梭而滞碍，断断续续。两人虽非故旧，但彼此并不陌生，可想而知，两人对话的内容不出互表荣幸，互道恭维。尼克松、毛泽东提到他们共同的老朋友：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以及促成这场会面有功的前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Yahya Khan）。两人稍微谈及两国同仇敌忾的苏联。他们还语带诙谐，出言调侃随尼克松同行的基辛格，但对话的气氛大体上是严肃的。

尼克松有意引出他念兹在兹的事，不过毛泽东却总是岔开话题，虚无缥缈地高谈他所谓的“哲学”问题。一小时过去了，毛泽东看看手表，示意已谈论得够久。再次客套一番后，尼克松便退出毛泽东的书斋。两人的发言内容均未超出对方意料，也没有获得重大结论。然而，这场对谈却是近几年来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都了然于胸，他们在1972年的那天创造了历史。他们两人深知，这次会晤乃至尼克松这整趟中国行的重要性，正是那悠远的寓意。尼克松毕竟是首位造访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造访将终结两国长期孤立的互不承认状态。这是一场撼动“冷战”格局的大地震，突显东方集团不再顽固抗拒西方。

尼克松、毛泽东谈论的焦点之一是往事：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造成两国对峙的诸多事件和议题。他们还畅谈政治，提到尼克松遭自家阵营右派分子的掣肘，以及民主党人对他的共和党政府的围剿，但两人并未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多费唇舌。尼克松像个纠缠不休的访客，一再尝试把对话拉回他所关切的议题，譬如，亚洲乃至全世界未来的权力平衡。毛泽东这位和蔼的东道主则不愿随尼克松的话题起舞，始终泛泛而谈。礼貌性的话别后，尼、毛都以为几天后两人将再次会晤。事实上，那次之后他们就没再见面了，直到尼克松二度造访中国才遂其所愿。

国际关系本就侧重条约、军备控制、经济架构、国际法院的仲裁、双边或多边协商，但也讲究身段姿态。互换使节、公开声明、官式访问攸关国家的自我认知及对他国的定位。尽管这场会晤本身，以及随后尼克松逗留中国的这一周，只是重新确认已事先协商的内容，不过双方也有意借由这次访问，彰显中美关系乃至亚洲与西方世界漫长且风波不断的关系，已迈入新的纪元。尼克松访问中国震撼了美国盟友，且让中国为数不多的友邦心生不快，苏联则忐忑难安。我们所要追索的正是其中的底蕴。

中国与西方、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几经重大转折。早在北美十三州反抗大英帝国之前，中国就已取道中亚，通过贸易的方式与罗马帝国间接接触。在欧洲中世纪时，少数勇气卓绝的旅人，包括马可·波罗在内，曾设法循陆路千里跋涉，想要亲眼见识中国神州。踵继其后的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中国劝化朝廷王公大臣改宗天主教，结果他们自己反倒穿扮起中国士大夫的装束。跟在传教士之后的是商人，在中国人眼里，他们的莽撞行径与土匪并无二致。这些洋商成群云集在华南沿海，争相采购中国的丝、茶叶、瓷器——最后洋商拿鸦片卖给中国人，以扭转严重失衡的贸易逆差。美国商人热切地恭逢其盛；来华传教士中亦不乏欲“拯救中国灵魂”的美国人。

迄至19世纪初，中国人仍志得意满地把洋人视为化外之民，仿佛能够亲近“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享受它鬼斧神工的产品，是他们莫大的殊荣。后来，西方强权挟其工业革命的成果，强行闯进神州大地，最终摧毁其帝国旧秩序，从而收敛、粉碎（尽管还是难以根绝）中国人夜郎自大的傲慢心态。及至19世纪末，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时势日蹙，中国恐有沦为列强殖民地之虞。

美国是毒瘤的一部分，但有时也会释放善意。它帮助中国免遭列强瓜分殆尽的命运。美籍传教士积极投入筹建学校、医院，对四面楚歌的中国，提供美国本土渐次涌现的援助。尽管如此，美国国内尚存在另一种迥异的中国观，脱胎自“黄祸”的古老明训，即东方世界企图颠覆美国强权和美国人生活模式的大阴谋。到目前为止，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仍旧摆荡在着迷、怜悯和疑惧、嫌恶的两极之间。

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也历经类似的演进，从猜疑、敌视到对美国价值观的欣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是中国的盟邦，两国连手抗击窃占大半个中国领土的日本。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援助中国陷入支持国民党、打击中国共产党的泥淖。当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赢得内战，他们有千百个理由疑虑、憎恨美国人。这样的情绪由中、美两军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对垒，进而上升为公开的叫嚣。

自此之后，双方彼此猜忌，无意弥补隙罅。中国新闻媒体和官方谴责美帝国主义。中国学童向满口獠牙、涓滴着无辜鲜血的“山姆大叔”像丢掷小布袋，中国各大街头广场则布满仇恨抗议的巨幅标语。美国不甘示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支持偏安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以及其代表全体中国的荒谬声明，阻挠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在奥林匹克竞技场上，代表中国的是来自台湾的运动员。美国总统时常语带轻蔑地谈论红色政权，并沿用台湾的说法，称呼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为北平。

双方偶尔会释放出善意的风向球，以化解日趋沉闷、令人厌烦的僵局，但最后总是横生枝节，往往让谩骂声浪又重起大作。然后，20世纪60年代的两起事件，更是令中、美原本冰封的关系雪上加霜。首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驻外人员全受召回国，以净化他们的阶级立场，中国因而几无外交可言；其次，美国一头栽进越南内政。随着美军大举增援南越，以及美国空军狂轰滥炸北越，中国不得不力挺北越，出面与敌人斡旋。

60年代的尾声带给中、美及两国领导人莫大震撼，一种新的现实主义观孕育而生。中国人，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体认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孤立无援。中国的所有邻国之中，仅巴基斯坦友善以待，苏联则是虎视眈眈，在两国边界部署重兵，并明言不排除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美国虽不像中国孑然孤立，但也才刚认清自己并非全无弱点。越南一事让美国国内纷争不已、歧见丛生；在海外，无论敌友，也都怀疑美国身为超级强权的国威究竟如何。

尼克松总统与毛主席终结了两国的荒唐对峙。就时机而论，双方对彼此采取行动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刻。两国内部都有强大声浪，认为建立关系可让彼此受惠，即便关系冷漠也胜过持续的互不承认。两方都可以对方为牌，来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

但中美两国要尽释前嫌谈何容易。历史，特别是现代的历史，还在从中作梗，民族自尊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美国往往自比为山陵上的光明之城，有管理社会和经济的灵丹妙药，其所孕育的价值观普遍符合人类需要。中国人的认知也不遑多让。倘若传统中国王朝以世界中心自况，睥睨其他蛮夷之邦，新兴的共产党政权即以世界的革命先锋自诩，毛泽东思想乃是引领未来的唯一明灯。

1972年2月尼克松中国行的布局，前后历时共三年，三年来不断旁敲侧击，小心翼翼地释放出不总是被接收的讯息，迂回接触，内部激辩，最终才换来面对面的协商。1971年夏，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密访北京，随后又在秋天公开访问中国，为尼克松本人的来访做铺垫。基辛格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畅谈宏大策略，并针对阻挡两国友好的议题交换意见。基辛格与周恩来还触及尼克松造访的细节。是美国总统主动恳请访问中国，还是中国人对他发出邀请？这类问题在国际关系上至关重大，特别是当双方都认为这问题非同小可时。

中国领导阶层想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这时却惊觉世界无出其右的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即将到访。至于美国方面，其领导阶层也冒着国内保守阵营的口诛笔伐，以及可能惨遭中国羞辱的风险。双方均认为自己在进行一场豪赌。对任何一方来说，新关系势必扭转国际格局的均势状态，而且局势若进展顺利，将带来偌大利益。就美国而论，一个友善的中国能对负隅顽抗的北越产生压力，逼使北越出面协商，以终结越战。对中国而言，这样的关系有助于取得先进技术和必要的战略资讯。就两国而论，彼此皆可利用对方来反制潜在的敌人，以中国为例，这主要指的是日本和苏联，对美国而言，最大的威胁莫过于苏联。

历经“水门事件”丑闻之后长期沉寂、走到人生暮年的尼克松，依然坚称开启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大门，乃是他从事公职生涯以来的巅峰创举。尼克松认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能遏制苏联力量的扩张，同时缔造了亚洲甚至全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当尼克松即将离开上海、结束他开创时局的旅程时，曾举起酒杯意气风发地说：“我们在这里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1或许有人并不苟同，认为此言太过夸大其词。尼克松与毛泽东在书斋里畅所欲言，今已冰消瓦解的“冷战”曾上演势力重组、美国与中国终于开始进行贸易往来及人员交流，难道真能左右当今的世界局势？

这当然对世界局势有影响。我们关切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与宗教基本教义主义之间的潜藏矛盾，就如同我们必须关切恐怖主义。我们凝视着中东地区的风云诡谲，然而，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亚洲的存在。亚洲地区人口庞大、坐拥巨额财富，还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它可望成为未来的新大陆。如今无论是科技的发展或权力的重心，都日渐向东方倾斜，亚洲将再度跃升为世界的中心。除非太平洋两大强权的美国和中国，一个是当今之世的超级强权，一个是未来的明日之星，能携手寻找出和平共处的良策，否则亚洲，乃至于全世界，将永无宁日。为理解中美关系的发展，我们必须回望1972年，追溯中美开启关系新页的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