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外公先行回到上海。父亲因为贵阳营造厂的业务难于脱身，仍留在贵州。当外公听说女儿自作主张在贵阳结婚时，心里不很愉快，但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也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汇了五百块大洋做作为贺礼，并一再来电催促父母赶快回上海团聚。可是，营造厂的事务繁忙，哪能说走就走，父亲一时抽不出身来。
外公急了，便又汇了五百元钱过来。父亲说，500块大洋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为那时市场上，就是黄金也要值十块大洋一两。
父母亲急于复员，便将外公汇来的那一百块大洋全部分给合伙人和员工，将贵阳营造厂的所有事务托付给合伙人，带着母亲匆忙起程。
到达上海
抗战胜利初期，内地机关、学校等纷纷回迁，到上海的交通相当不便。
父母坐长途客车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船到上海。轮船在香港起航时，父母便给当时在上海的外公、外婆发了电报，告诉他们开航的日期。
外公听说小女儿夫妇就要到来，相当兴奋，在轮船抵达上海港口那天，亲自率领着全家大小一齐前来码头迎接，场面相当隆重。
父亲迄今清楚地记得，码头上汽车就停了一排，令初抵上海的父母怦然心动。
父亲每每回忆此事，都感激万分。想来外公从母亲的书信中，已经知道了一些父亲在“艺专”读书及后来在贵阳开办营造厂的经历。
此时，外公已将重庆时规划的“战后复兴中国纺织工业蓝图”付诸实施，对父亲寄予相当厚望。也许他在想，“女婿顶半子”，父亲可以顶替他英年过世的长子李绍方了，帮他打理正在搬迁建设中的经纬纺机厂的工作。
复员以后
复员后回到上海，一些同学在家乡又见面了。
抗战结束了，众学友不由抱头痛哭，历经苦难、历尽艰险，大家又重逢了。
在上海，父亲接到同学的第一张请柬，就是赵无疾首开画展，父亲约了几位好友一起去捧场。到了画展地点，只见馆内作品多数已经出售。
父亲说，当时在上海开个人画展，多先有个“预展”。所谓“预展”，按现在的行话来说，也就是“内部开放”。赵的父亲在沪上是一个颇有声望的银行家，预展时，先约请了一些客户、至亲好友前往参观。当年，众亲友“卖”赵家的面子，纷纷慷慨解囊，订购赵同学的画。
按旧时画展规矩，如果有人在画展里相中某一幅画，意欲购买，可以先付钱，然后，等画展结束时再来将画取走。在展览会里，只须在这幅画下别一个条子，上书：“此画已售，如观者喜欢，可以请画家按原画另绘一张”字样。
正式开放画展的那几天，参访画展的人络绎不绝，见到画展中的多数绘画已经被多位上海工商业大亨所购，立时起到连锁效应。由此，赵同学在沪的个人画展首战告捷，一炮在上海滩打响，仿佛也为其后来成为世界画坛名人做了奠基。
我的大舅舅李绍方先生
抗战初期，外公就在广西柳州筹建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厂，那时规模不大，只生产一些纺织机器的主要配件，如罗拉、锭子等，供应西南地区数十万锭纺织厂之需要。
当时的柳州，远离中心城市，地处偏僻，人才匮乏，外公一时找不到适用的人才，便召回在美国攻读纺织机械制造专业的儿子,我的大舅舅李绍方返国，转往柳州任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厂工程师，专门从事经纬厂的技术指导。
西南地区气候潮湿，抗战初期，柳州虽然处在国家的大后方,但是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医疗设备极度落后,与舅舅在上海、美国的生活情形远远不能相比，加上广西连年瘟疫。
舅舅当时不自量力，以为年青力壮、精力充沛,就能抵御各种病魔。柳州经纬厂筹办初期，人手不多，各种日常事务都要他来应付，常常接应不暇。数年后，不幸罹疾，病殁任上。
母亲常常说，大舅舅的英年早逝，对于外公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他常常自责，不该当时只考虑经纬厂的发展，过早地将舅舅召回国内，在一个战争动乱的年代里，将他派到这样一个特别艰苦的地方。如果当时大舅舅继续留在美国读书，或者回到上海，跟随外公一起撤退到重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抗战时，外公将南通诚孚纺校也随同工厂一起搬迁到四川。
胜利后的外公
复员后，师生跟随外公一起返回阔别多年的上海。外公从事纺织业多年，拥有战后东南沿海地区最迫切需要的大批纺织工业人才----诚孚纺校的三届师生，在江浙纺织界声望卓著。经过八年抗战，国家疮痍满目，百业待兴。
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外公的事业达到巅峰，时出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公司总经理，雄心勃勃，有心在江浙工商业界大展拳脚。
到上海后，外公调集前三届“诚孚纺校”师生，聘请全国著名纺织专家和管理人才顺利接管了日本在华各纺织印染厂，调集资金人才，迅速恢复生产，并将战时在重庆拟定的建设发展我国纺织工业的规划与方案付诸实施。
父亲回到杭州
次年（1946），外公在杭州拱宸桥购得一块土地，决定将在柳州的经纬纺织机械厂迁至杭州。同时，向美国和瑞士订购了一批当时先进的纺织机械母机和制造技术，欲将之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型纺织机械制造基地，作为发展战后我国纺织机械制造业的样板。
母亲每谈及此事总是要说，外公在沪策划经纬纺机厂转迁杭州的时候，极度伤感，叹息大舅舅李绍方过早逝世，使他失去了一个得力帮手。否则在杭州的经纬厂扩建能得到舅舅的支持，外公就更加放心了。
当时，我的另几个舅舅正在准备美国去读书，一时派不上用场。想来外公对于父亲寄予厚望，也有这一层的意思。父亲虽然是“艺专”毕业，对于纺织工业是一个门外汉，但是在贵阳做过多年的营造厂（也就是现在的建筑公司），在建筑上颇具实战经验。
于是，他派父亲到杭州来做筹建工作，父亲带着母亲，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杭州。
初到杭州，人生地不熟，父母借住在灵隐路十号，老师雷圭元家中。
那时，作为父亲师长一辈的人物，艺专的不少教授，诸如，林风眠、吴大羽、林文铮、雷圭元等人在湖畔玉泉附近都有房子（这些房屋至今仍在），父亲不由也萌生长住之念。
父亲就在附近的岳坟街也择地另造了一座小屋，也就是现在的北山路97号（见图）。
其时，父亲虽然身兼经纬纺机制造厂的筹建工作，但是，刚回到杭州，经济并不宽裕，想要购地造屋也非易事。此时，他的老同学小袁（就是袁力丁先生）也到了杭州，见面谈起，一拍即合，两人都有定居西湖之想。
择地造屋
父亲便与袁先生合作在岳坟街李公祠（即纪念清代名臣李鸿章的祠堂）对面的一块土地上，开工造屋了。
袁先生是父亲“艺专”同学，家境较为宽裕。据父亲说，学校西撤时，他在小袁的新登老家住过几天，耳闻目睹，知道一些底细。袁家在富阳新登镇是一个望族，不仅拥有田地山林房产，而且在新登街面上还开有南货店，算得上一方乡绅了。
小袁由乡下运来木材等建筑材料。其实，抗战胜利后，袁先生一直在外教书，只是个普通的老师而已，收入有限，也没有什么钱。听父亲说，他的那些建筑材料多是从自家山林中砍伐后，经水路搬运过来的，他个人只化点人工运费而已。
“一个鸡蛋的家当”
父亲说，那时他在经纬厂工作,不过是一家企业一个小小的筹建处主任，靠工资收入，那些年来虽然在贵州做营造厂也赚了一点钱，但是一直生活动荡不安，初到杭州，手边也没有多少闲钱，一气造一座小楼并不容易。他与袁力丁二人，有了一点钱，找几个小工来做“点工”，没钱时，工地就息着，这样断断续续地建造，一直造了三、四年才将这座房屋建造起来。按照筹划建屋的初衷，袁先生与父亲也不准备等小屋造好后自己住的。
父亲与袁先生在贵州就已经合作开过营造厂，懂得如果做营造业得法，颇为赚钱。
再说，父亲对于外公所从事的那一行“纺织工业”并不懂行。如果工程结束后，再继续留在经纬厂，在别人眼里，就是自己再能干、再有本领，“总是李升伯的女婿，靠着丈人的牌头”,在那里发号施令。
父亲自尊心极强，他想走自己的路，不愿依附于别人，即使是自己的丈人也不例外。
父亲总是在暗暗盘算着:等经纬厂工程结束后，就离开外公创办的纬经纺机制造厂,自己另起炉灶,与小袁合伙开一家房地产建筑公司,将抗战时在贵州学到的那一套,利用战后百废待兴的大好时机,以这座小楼为基础，逐步扩大,在杭州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也就是说,现在给别人打工,一边靠工资收入养家糊口；一边再以此楼为基础,等做好以后,将它卖掉;卖掉的钱，也许就变成了二座楼的钱了，再以此钱为本金，造二座楼；等二座小楼造好后，再卖掉，就变成了四座楼…。
父亲与袁力丁两个人正做着这种“一个鸡蛋家当”的美梦。
外公到杭州
当杭州拱宸桥的经纬纺机厂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之中,外公李升伯先生多次到杭州,一方面视察公司业务，另一方面，也来探望出嫁的女儿，我的母亲。
外公对母亲特别宠爱，因为在几个子女当中，母亲最懂外公的心理，而且还会将外面听到的、从报上书中读到的，人们的各种议论、各种逸事带回家，常常令家人乐翻天。
在外公家中，只要母亲在旁，客厅里总是笑声不断。
外公看到建造中的小屋（岳坟路93号）,环境幽静，又靠近西湖，十分羡慕,说道:“等我退休了，就搬到西湖边来住，杭州山水清秀，还有小女儿佩芸的照顾，晚年就有靠了。”
我外公每次到杭州来，总是住在新新饭店，一方面那里面对西湖，风景好；另一方面，离女儿家也近。父亲说：“抗战胜利后，杭州城里上得了等级的旅馆只有三家，也就是新新旅馆、金城饭店和西冷饭店，你外公总是挑选新新旅馆”。
外公去香港
1948年，我外公带着家人搬到香港去了。
临行前，外公再三来信劝说父母同行，母亲觉得很奇怪，便说：“香港离杭州又不远，我会经常来看你的。再说，嫁出去的女儿，哪能总是跟着父母，而且我们在西湖边已经有了房子，干嘛跑到香港去寄人篱下？”
“小插曲”
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贸易禁运政策。
此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四十年代末，经纬纺机制造公司在美国和瑞士订购了一大批纺织母机设备（也就是制造纺织机的设备），原本这批设备是准备放在杭州拱宸桥那块土地上的。
当时，那批精良的纺织母机运抵后，一部分存在菲律宾,另一部分存放在香港仓库搁浅，作为经纬纺机公司总经理的外公掌控了那此机器。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先生是外公几个最得意学生之一，便亲自前往香港，希望外公将这批织织母机运回国内，由国家将经纬纺织机械厂建成；未久,台湾当局也派出代表，要求将这批价值连城之纺织母机运到台湾去。
上世纪四十年代时，陈维稷就是地下中共党员，在外公身边工作，但是当时外公并不知道。外公在各种力量的交错影响之下，权衡利弊,不惜一切代价,决然将这批巨型纺织母机,赶在禁运生效前一刻,抢运回到祖国大陆。
从众多外公的学生和他朋友的回忆录或讲话中都可以看出，外公将这批纺织母机运回国内的心愿，是在努力实践他的梦想：“中国不甘心做一个落后国家，振兴国家的纺织事业”的至理名言，并没有多少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
我的大舅舅（李绍沆先生）后来讲，当年外公私下表示过，台湾弹丸之地，如此大型的纺织母机对于一个区区小岛来说，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而在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所能起的作用就不同寻常了。
“筹划经纬纺机厂、复兴中国的纺织事业”，则是外公辛苦多年的宿愿。
他说，如果将经纬纺织机械运回祖国大陆，那里土地宽广，经过多年战乱，纺织工业凋蔽，且设备陈旧，对于今后的国计民生才会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说外公当时个人还有什么私愿的话，也就是他最为宠爱的女儿，我母亲住在杭州。在外公的眼里，母亲永远是一个天真烂漫、不太懂事的女孩。他非常希望女儿不在自己身边时，也能对她有所关照。而且外公十分想望有朝一日，等他退休后，也能到西湖边来与女儿一起同享天伦之乐。
“陈部长抵港”
那批纺织母机终于由我舅舅李绍沆、姨夫蔡维邦协助装运回国。
机器运抵国内后，当时纺织工业部在考虑国际形势之下,决定将经纬纺织机器厂迁建于山西榆次，该厂成为五十年代国内最具规模的大型纺织机械厂。
陈维稷副部长为此亲自到香港会见了外公，他极为感激地对外公说：“李先生为新中国的纺织事业立了大功，政府非常感激李先生的所作所为，不知道我们能为先生做点什么？”
外公向陈副部长说：“我现在衣食无愁，经济上并不需要什么帮助。”
陈维稷又说：“希望李先生能回到国内工作，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百废待兴，正需要像李先生这样的建设专才，施展抱负，您如果回国工作的话，一定会大有作为的,您的地位决不会低于原来的位置。”
外公想了想，说道：“现在香港正在开始发展工商业，纺织工业刚起步，我的二家厂，永生纺织公司和开源毛纺织厂还在筹划之中，恐怕一时抽不出身来。今后会经常回来看看的。”
后来，外公又说：“不过,我在内地还有一个女儿，从小就非常宠爱，务请政府关照一下！”陈副部长一口应承。
此时，我外公全家，除了我父母留在杭州之外，几乎全部迁到了香港。我的几个姨妈、舅舅当时正在美国读书，也不在国内,只有我父母在内地。
可以说，母亲也是外公一生最为牵肠挂肚的人。
早在抗战胜利前，外公就在重庆设立办事处，集中了一大批人才,专门研究制订战后重建国家纺织工业的整体规划方案，深知这批纺织母机，对于国家战后恢复时期的重要。
而在外公眼中，台湾孤悬海外,只是一个小岛经济,地窄人稠，对于这样大型的纺织母机可以发挥的作用不大。如果说外公还有什么个人私愿的话，他当时毅然决然将机器运回大陆另一个因素，不乏对于我母亲牵挂的考虑。
1952年，我母亲带着我姐姐到香港去探亲。临行前，外公去送行，一再对妈妈说：“你在杭州安心工作好了，这里不用牵挂，我已经拜托过我的老朋友陈部长来照顾你们全家了。他在北京很有影响，政府不会亏待你们的，你只要能常常回来看看我就行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外公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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