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麻纺织厂
五十年代初期，岳坟街93号的房屋造好了。
父亲工作的经纬纺机制造公司属公营单位，工厂由人民解放军接管，解放军接管小组的组长，就是蛰翕武先生，当时他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连长。
蛰组长军旅出身，也是第一批进入杭州的解放军战士。虽然作为“留用人员”父亲继续在工厂工作，但是蛰先生对父亲仍相当器重，父亲照旧做工厂的筹建事务。
纬纺机制造厂建成后，更名为“浙江麻纺织厂”。
浙江麻纺织厂的建成，在当年是一件颇为荣耀的事，它是解放后华东地区建成的第一个大型企业，也是解放初“三年恢复时期”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伟大成就，被誉为“远东最大的黄麻织厂”。
“那座房子”
解放后，袁力丁跑到北京去工作了，他与父亲的联系不多。听父亲说，袁先生一直在北京建筑工业部的一家中央级别的设计院工作，事业颇为顺畅。建国初期，首都的“十大建筑”的几个主要项目他都参与规划与设计。
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土地改革”的时候，袁家在富阳拥有田产山林，被划为“地主”。按当时的政策，凡解放前三年主要收入来自土地的，划地主成份；凡解放前三年主要收入是从事其它行业，则根据其它的收入而定。
袁先生抗战胜利，一直在外教书，或从事一些自由职业工作，很少回到新登老家。
因此，根据政策被划成“地主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则是“自由职业者”。
说到北山路97号，袁先生与父亲合造的那间房子，一半产权归袁先生，另一半产权属于父亲。土地改革时，袁先生的那一半产权被国家没收（地主财产），而我父亲的一半产权，仍由他保留着。解放后，我父亲一直住在这所房屋直到今天（2008）。
五十年代的“岳坟街93号”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我父母亲一直住在那所房子里。底层由父亲承租下来，当时姐姐与我年幼，他们雇了一个保姆，叫阿庆的人来照顾我们。
父母亲每天都早出晚归，在外面工作。父亲工作的单位在拱宸桥的“浙麻”，离家里很远。父亲每天刚蒙蒙亮，就赶着就骑自行车到武林门；然后，将自行车寄放在车站附近的一家脚踏车修理铺，再换公共汽车到“浙麻”。
晚上，下班到家往往已经摸黑了，当时岳坟路在杭州城外，石子柏油马路，街灯昏暗。
我们家住的岳坟街93号，屋前有一个小花园，屋后，父亲种了一些竹子，外面用竹篱笆围着。工作之余，或星期天，在家里休息，父母便在屋前种上花草，屋旁、屋后栽种了一些竹子和树木，下班回家，种草浇花，自得其乐。
有一次，父亲忽然发奇想，要在小小院子当中挖一个小水塘，用来养金鱼。
五十年代初，我家对面的李公祠还没有拆掉。祠内，早就没有菩萨和牌位，祠堂外面有砖墙围着，祠堂成了一个大礼堂，礼堂内放着一排排的长条板凳，常有戏班子在那里唱戏，星期六、星期天还卖票放电影。
麻纺织厂的工程结束后，父亲便调到杭州市总工会工作了，开始筹建设计市总工会的三台山疗养院；三台山疗养院的工程结束后，父亲调到浙江省城市设计院（后来更名为浙江省工业设计院，也就是现在安吉路上的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父亲在“浙江省城市设计院”工作
父亲总是说，五十年代，他在浙江省城市设计院那段时间工作还是很愉快的,因为他的建筑设计方案，他绘的建筑鸟瞰画总是得到业主和领导的赏识，在杭州建筑业小有名气。
也许是因为从前在贵州办营造厂，在施工、设计方面都有经验，同事也对他相当钦佩,并且屡次在全国的建筑设计方案竞赛中获奖，自己不由产生了洋洋自得的情绪。
父亲总是说，我的一生，错就错在“不懂政治，工作上太自以为是，不把领导放在眼里”。
57年戴“右派”帽子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父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一直到今天，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被人打成“右派”的？自己如何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敌我矛盾”，直到今天他仍然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到了1979年，父亲被彻底“平反”的时候，他一直搞不清楚究竟犯了什么事。即使有人一再追问他，他也只好说，都怪我当年太骄傲了，自己以为了不起，不把领导放在眼里，才会被打成右派的。好像无论是在他1960年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时候，还是在1979年宣布他“彻底平反”的时候，都没人告诉过他，当年究竟犯了什么事，才将他划为右派分子的，给人“戴高帽子”，让人受了那么多年的罪，总得有个理由呀?
仿佛当年唯一说得上名堂的“罪名”，就是父亲“有一个资产阶级的丈人”，他总是反复说，我这一生吃专，就亏就在“不懂政治”上。
但是，我常常想，我外公李升伯先生确实是被划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国家采取“赎买政策”，还发给“定息”，受政府保护的；况且，我父亲还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女婿”，怎么也有那么多的“罪”呢？
记得我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在浙江省中国银行工作，临去上班前，父亲一再叮咛：
“以后工作上要多做事、少讲话，尽量低调一点，有了点成绩,千万不可自以为是，对于领导一定要谦虚，我这一生吃亏就吃在太自以为是了”。
“改造思想”
“反右运动”结束后,父亲还算幸运，他的技术职称被降了几级，由原来的工程师降格为技术员，被人送到金华长山村去接受劳动改造。所幸的是，父亲虽然下乡劳动，但是仍有工资待遇，每月95元，虽然与原来级别的工资待遇不能相比，但是与普通工人的收入相比，仍是高出了许多。和他一起到金华改造的人，还有一批刚从清华、同济毕业后分配到设计院不久的技术人员，他们的年纪都比父亲要小一点。
到了乡下，当时农民根本弄不懂什么是“右派分子”，多以为来了一批“犯了错误”的下放干部，到乡下来参加劳动、接受劳动煅炼。
父亲他们一帮右派分子，分别借住在不同的农民家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过起纯粹农夫的生活来了。
父亲借住在一个农民家里，那家农民对待父亲那一帮落难知识分子却特别客气，乡干部也没有把他们当作特别的“外人”来看，对于这些不会干农活的“旧知识分子”挺关照的，也不来为难他们那些“右派”。
父亲说，当时的生产队长叫毛泰，有一次毛队长向村民介绍父亲时，说道：“这几个人与别的下放干部不同，他们是右派同志，我们不要去为难他们，要好好帮助他们。”
村里要建房屋，生产队要造一个榨油工坊，或者建一个小型水力电站等等，都过来找他们帮忙规划设计。父亲曾在营造厂干过，对土木活特别在行，甚至还帮乡里造屋筑桥。
父亲说，在金华时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有一次他下地劳动，挑了一担粪肥，走过一个独木桥，小桥摇摇晃晃，心里一慌，竟然连粪桶带人一起摔下独木桥，弄得狼狈不堪。
此事很快传遍附近大小村落，成为远近村民的谈笑资料，也让父亲一时成了当地的“名人”。那时，人们只要一说到“老龚”，就会想到父亲连人带粪桶一起掉下木桥的事。
一直过了很久，人们都把此事作为一个笑话来消遣，谈笑中，也不无透露出几分对父亲他们那帮右派分子的同情，那时父亲成了乡间的“闻人”。
后来，设计院派人到乡下来调查右派分子“劳动思想改造”的情况，全村农民、干部一致向上面来的人反映：“来我们这里的下放干部中，老龚表现最好，最能认真改造思想，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并且向他们诉说了许许多多关于父亲认真接受“再教育”的事例，包括那个家喻户哓的“挑粪桶掉下小桥的故事”。
1961年，父亲被“摘掉帽子”，又回到了杭州，还是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城市设计院上班。
但是“摘帽”右派，仍然是“摘帽右派”，无非在人们口中又多了一个新鲜的名词而已，成了“内控分子”，所谓“内控”，也就是“内部制控”，虽然可以和大伙一起干活，但是他是一个不能重用、不可信任的人。什么“文件”，什么“机密”，什么“内部会议”，他都是不能参与的。父亲这样的“摘帽右派”，一直老老实实地在设计院干活，以“做得多，拿得少，不讲话”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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