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时候，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他就会像故事中的隐修士或神灵一样出现在我面前，腋下夹着一本大书，用一根弯曲的长手指偷偷地召唤我，神秘兮兮地给我递眼色，还用他的头、他的眉毛、他的肩膀、他的全身示意我去花园深处隐秘的地方，没有人会到那里去找我们，也没有人能够在那里找到我们！看，我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逃了出来；看，我们顺利地到达了我们的一个秘密地点；看，我们已经并排坐好，书本正在慢慢打开，书中散发出一阵腐旧的气味。可对当时的我来讲，这却是一种无法形容的芳香！我怀着怎样的激动和怎样的不安，默默地期待着，眼睛望着普宁（Пунин）的脸、望着他的嘴唇—从这嘴唇里马上就要流出一长串美好的话语！朗诵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周围的一切全都消失了⋯⋯不，不是消失，而是像一阵烟雾一样的远远地飘走了，只留下友好和慈爱的印象！这些树木、这些绿叶、这些高草把我们团团围住，将我们与世上其他的一切隔离开来。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什么人。而陪伴我们的是诗歌，我们沉浸在诗歌里面，我们沉醉在诗意之中，我们正在做一件重要、伟大、神秘的事情⋯⋯普宁特别喜欢读诗—喜欢读铿锵有力的诗。为了这些诗他可以不要命！他并不是在读诗，而是像一个喝醉了的人、像一个疯子、像女祭司皮蒂娅那样，带着鼻音，庄严、流畅、爽朗地把它们呼喊出来！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开始先把诗轻轻地念一遍，声音很低，好像在喃喃自语⋯⋯他把这个叫做“草读”。然后他突然把同一首诗大声地“精读”出来，他会猛地跳起来，举起双手—不知是祈祷，还是命令⋯⋯

就这样，我们不仅读完了罗蒙诺索夫（Ломоносов）、苏马罗科夫（Сумароков）和康捷米尔（Кантемир）的诗⋯⋯连赫拉斯科夫（Херасков）的《罗西亚达》（Россияда）我们也读完了。

有一天夜里，屠格涅夫和普宁偷偷潜入两人都被禁止入内的藏书室，找到了那本《罗西亚达》和《象征之书》（Книга эмблем）。“我们的房间里放着很多家制、带玻璃门的黑漆柜子，上面落满了灰尘，”—屠格涅夫写道：“里面堆着许多18世纪70年代黑褐色精装封面的厚书，横躺竖卧、大头朝下的都有，用绳子捆着，蒙着一层灰，散发着老鼠粪的味道。当时我8岁或9岁。一天夜里，我和一个家仆（一个年轻人，甚至算得上一个不甚高明的诗人）约好，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书柜里好好搜索一番。当时正值深夜，我们撬开锁，我踩在他的肩膀上，双手都擦破了、出了血，弄到了两个大家伙。他马上把其中一本拿走了，我把另一本藏在楼梯下面，惴惴不安地等着天亮。落到我手里的那本是1780年印制的《象征之书》，特别厚，每一页都绘有6种符号，反面附有4种文字的说明。我一整天都在翻看我的书，上床睡觉时，满脑子都是模模糊糊的形象。我忘记了许多符号的象征意义，只记得像‘咆哮的狮子’象征着伟大的力量，‘骑着独角兽的黑人’象征着图谋不轨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夜里可真够我忙的！独角兽、黑人、沙皇、太阳、金字塔、宝剑、蛇，旋风般在我可怜的小脑袋里旋转。我自己也成了符号，我也‘象征着’某些东西—一会儿被太阳照亮，一会儿陷入黑暗，一会儿蹲在树上，一会儿坐在坑里，一会儿腾云驾雾，一会儿跑到钟楼上，行走坐卧，忙得不亦乐乎。有个人来叫我起床，我差点没问他：‘你是什么符号？’”

偷书的事始终没有被发现，但这未能挽救谢列布里亚科夫。因为某种过错，他被送去当兵了。万涅奇克同他永远告别了。

瓦尔瓦拉不想让儿子们学习音乐，她认为这不是男人应该学的东西。后来，屠格涅夫经常对此感到十分后悔。不过，他们母子之间也有短暂的心灵相通的时刻，也许正因如此，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才特别喜爱万涅奇克，难以让他离开自己。他们两人都喜欢鸟。

瓦尔瓦拉在斯帕斯科耶给儿子写信说：

因为想念你，我在所有房间里都养了山雀⋯⋯它们有时候唱歌，有时候淘气。我还养了一只金丝雀，鸟舍里还有红腹灰雀、黄雀、金翅雀、黄鹀和仓头燕雀。黄雀唱歌，金翅雀鸣叫，而红腹灰雀低吟。”在另一封信中，她写道：“鸽子们笃笃地敲着窗户⋯⋯咕咕⋯⋯咕咕⋯⋯咕咕⋯⋯新来的仆人叶戈尔卡（Егорка）笨手笨脚的，拿着鸟食和袋子走过来，鸽子们朝他飞过去，最后，落在台阶上、凉台上，拥挤、打闹、争抢，而这时，12点的钟声敲响了⋯⋯

父亲不过问庄园的管理，也不关心孩子们的教育。“一次，只有一次！—他对我表示了一点温情，使我差点哭出来⋯⋯”—屠格涅夫回忆道。

新婚第一年，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还曾试图和睦相处、相互理解。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带着年轻的妻子和7岁的尼古拉、5岁的万涅奇克去欧洲开眼界。他们游历了柏林、德累斯顿、卡尔斯巴德、奥格斯堡、伯尔尼、巴塞尔、巴黎、斯特拉斯堡、卡尔斯鲁厄、纽伦堡、布拉格、维也纳⋯⋯然而，每到一处，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都会遇到别的女人—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

终于，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厌倦了吃醋，与家庭医生安德烈·叶夫斯塔费耶维奇·别尔斯（Андрей Евстафьевич Берс）谈起了恋爱。瓦尔瓦拉跟他生了个女儿，并以自己的名字为她取名为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波格丹诺维奇—卢托维诺娃（Варвара Петровна Богданович—Лутовинова），以养女的名义留在自己身边。安德烈·叶夫斯塔费耶维奇·别尔斯拒绝承认这个女儿，后来他结婚了，他的大女儿索菲娅（Софья）成了列夫·托尔斯泰[1]的妻子。这两位作家经常以这种独特的亲属关系取笑。

有传闻说，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养在法国的路易·波梅（ЛуиПоме）。不知这是真是假，不过伊万·谢尔盖耶维奇与波梅的确见过面、通过信，而且还成了好朋友。

1827年，屠格涅夫一家迁居莫斯科，在萨莫捷卡（莫斯科的一个区，附近有一个萨摩捷奇内池塘，流经该池塘的涅格利纳亚河在上游叫作萨莫捷卡，该区因此得名萨莫捷卡）租下一处市内庄园。

不过，父母并没有在莫斯科待很久，他们把孩子们送进寄宿学校后，就去国外温泉疗养了，去治疗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肾结石病。儿子们必须以“日志”的形式给父母写信，详细汇报他们每天的情况。寄宿学校毕业后，屠格涅夫考入了莫斯科大学的语文系，后转入圣彼得堡大学，在那里他结交了后来的伟大历史学家季莫费·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Тимоф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рановский）[2]。屠格涅夫曾匆匆地见过普希金（Пушкин）两次—一次是在普列特尼奥夫[3]教授家中，另一次是诗人不幸因决斗去世前在恩格尔哈特（Энгельгарт）的早场音乐会上。

疗养院的治疗未能挽救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1834年他去世了。1837年秋天，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去柏林修完学业。在那里，他周围一部分是俄罗斯学生，一部分是德国学生，他们都是“快乐、诚实、头脑清醒的人”，对大自然的奇迹与人类智慧的财富赞叹不已。“每个人眼中都充满欣喜、双颊通红、热血沸腾，我们谈论上帝、真理、人类的未来和诗歌。”—屠格涅夫后来在《罗亭》（Рудин）中回忆到。

瓦尔瓦拉饱受离别之苦，她恳求儿子：“你那昂贵的礼物对我来讲算什么？珍贵的是关心。花籽在第一家种子店—你的每一片小叶子和每一颗小种子都被照顾得好好的，但是！—这也成了你的负担，我有两封信没收到说好的小礼物了。柏林制造的东西是多么重要，绣花底布上的小花纹、细丝带、小戒指—我愿意一千次亲吻这些东西。可是！在这方面，你不像父亲，不像母亲，也不像哥哥。你父亲为了多寄回或带回一条小丝带和小帽子，宁肯节衣缩食。”

[1] 列夫·尼古拉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19世纪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与屠格涅夫的一生的关系历经了朋友—冤家—挚友的变化。—译者注

[2] 季·尼·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俄国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莫斯科大学教授。—译者注

[3]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Пё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летнёв，一译普列特涅夫，1792—1865），俄国诗人、评论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