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雄鸽在向一只雌鸽献殷勤，它鼓起蓝灰色中间杂有珍珠母色羽毛的嗉子，张开翅膀，用尾巴在沙土小路上画着短弧，倒换着双脚，转着圈，声音低沉地叫唤着，劝说着：“咕⋯⋯咕⋯⋯咕咕⋯⋯”

雌鸽瘦弱、端庄，羽毛的颜色比雄鸽的要深一些。雌鸽迈着步，好像没看到雄鸽一样，但没有飞走，默许雄鸽在它的必经之路上踏步、画圈⋯⋯紧贴在雌鸽头上的白色小羽毛，使它出人意料地看起来像极了布留洛夫（Брюллов）[1]的《女骑士》（Всадница）。

一个深色头发、深色眼珠的小男孩，呆立在树干旁看着（两只鸽子），更确切地，就像他后来说的：“沉浸在一种完全宁静的感受中，这种感受可能每个人都熟悉，其乐趣在于宽广的生命波浪，在我们周围和我们内心里勉强意识得到，或毫无声息的灵光突现。”

太阳在古老的花园和整个庄园的上方冉冉升起，林荫道上的树影眼看着变得越来越短，路上的椴树花香则变得愈加浓厚、愈加馥郁。顽固的暑热取代了清晨的凉爽，这股热气以身体能够感知的力量压迫着人的胸口和肩膀。仓头燕雀在树丛中鸣叫。高处某个地方，红胸鸲在老橡树的树冠里唱出急促而又悦耳的歌声，马厩里传出阵阵马嘶，飘出微弱却又刺鼻恼人的焦油味儿。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破坏宁静的气氛。这片宁静就在小男孩的心里。

突然，一阵不太大的声音使小男孩回到现实中来。房子里响起了轻柔婉转的长笛声，男孩全神倾听，但怎么也不能确定这音调是大调，还是小调。这一点非常重要。音乐声变得更响亮、更自信了。长笛发出大量婉转的鸟鸣声。大调，肯定是大调！小男孩朝着林荫道尽头的那座白色房子跑去，惊飞了两只鸽子⋯⋯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是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Варвара Петровна）[2]与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夫（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3]的次子，瓦尔瓦拉婚前姓卢托维诺娃（Лутовинова）。伊万·屠格涅夫1818年10月28日（俄历11月9日）出生于奥廖尔。童年在其母亲名下的斯帕斯科耶—卢托维诺沃庄园里度过。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其貌不扬，长得也不年轻，年少时没少受到继父的折磨，因此被迫离家出走，投奔为人吝啬的舅舅，竟然意外地成了舅舅的唯一财产继承人和拥有5000名农奴的女地主与令人羡慕的新娘人选。出于强烈的爱情，她嫁给了一个家道没落的骑兵团团长，这位团长唯一的优点就是容貌出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后，我还没见过一个比您丈夫更帅气的人。”—瓦尔瓦拉在矿泉疗养地遇到的一位德国公主这样对她说。然而，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十分清楚丈夫以及这场婚姻的真正价值。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从不参与庄园的管理，他只关心斯帕斯科耶周边地区的风流韵事。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将所有爱与理解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了。

后事前提，我们得说，孩子们让她失望了。

最小的孩子谢尔盖（Сергей）自幼饱受癫痫病的折磨，16岁那年就去世了。

据同代人回忆，大儿子尼古拉（Николай）“完全不是俄式的，而是一位英式的绅士”，他没有辜负瓦尔瓦拉的希望。他跟随父亲到军队服役，战友们都记得他，因为“尼古拉爱嘲笑人，尽管没有恶意，但在适当的情况下，也不拒绝刺激一下别人，甚至恶毒地讥笑他们”。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的言语是五花八门、极其响亮的。他精通多种语言，每种语言都说得像母语一样⋯⋯“无论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说多少话、说多长时间，我们总是叹服并赞叹他拥有将一切事物表达得生动又形象的非凡才能⋯⋯”在母亲看来，尼古拉最“放肆”之处，就是他选择了在斯帕斯科耶做女仆的“来自里加的德国女人”安娜·雅科夫列夫娜·施瓦尔兹（Анна ЯковлевнаШварц）做生活伴侣。瓦尔瓦拉对此十分愤怒，甚至当这对年轻夫妇有了孩子（不过都夭折了）后，仍然拒绝给儿子支付生活费。尼古拉被迫退伍，到国家财产局三部办公室工作，靠给准备考军校的男孩子们培训法语赚钱。安娜·雅科夫列夫娜教人弹钢琴。直到1849年，瓦尔瓦拉去世的前一年，她才同意了这门婚事并安排尼古拉管理自己的家产。但这完全不意味着母亲宽恕了迷途的浪子。1849年11月，尼古拉在一封信中写道：“⋯⋯一拿到钱，我就去农村。不是去斯帕斯科耶，我被禁止进入那个地方⋯⋯但我将在屠格涅沃[4]搭帐篷，在那里，我将像另一个堂·吉诃德那样给自己建造个小屋，至少是在自己家里过日子⋯⋯”瓦尔瓦拉没能成功挑唆两兄弟的关系。伊万·谢尔盖耶维奇支持尼古拉。伊万·谢尔盖耶维奇觉得安娜·雅科夫列夫娜是个有魅力的女人，他帮助他们在屠格涅沃里安置下来。为了保护哥哥，伊万·谢尔盖耶维奇与母亲争吵过。母亲去世后，他在保障哥哥与安娜·雅科夫列夫娜生活的前提下，公平地与哥哥分割了家产。

的确，尽管伊万是瓦尔瓦拉的宠儿，但是与她和睦相处也很困难。自从成了独断专行的庄园女主人之后，女地主瓦尔瓦拉就变得行为怪异：用蹩脚的法语与家人交流，用法语祷告，给自己设立了一位“宫廷大臣”并赐姓“卞肯多夫”[5]，封14岁的送信小孩为“信使大臣”，庄园里的仆人们也晋升为“皇室女仆”和“皇室侍从长”，随意给他们改名字，成天抽打教训他们，只要他们行礼动作难看、微笑笑得不好就惩罚他们。瓦尔瓦拉还养着一家农奴剧院，经常与邻近的地主互换女演员。她总是恣意妄为，随意处置别人。屠格涅夫从小就记得聋哑看门人安德烈（Андрей）与他的小狗木木（Муму）的故事。

给这位女地主送信需要特殊的仪式。“信使大臣”常常要转交来自姆岑斯克的“宫廷大臣”的信。他需要提前检查信件，如果发现信纸带有致哀的黑边，就要吩咐“宫廷长笛手”演奏哀乐，好让瓦尔瓦拉提前知道消息。如果没有报丧的信，长笛手就要演奏欢快的乐曲。

母亲的宠儿万涅奇克[6]（Ванечка）也逃不掉挨打的命运。像许多外省女地主一样，瓦尔瓦拉身边有许多亲信和食客。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个女食客，已经很老了，天晓得她居然暗中监视我，并向我母亲告我的状。”屠格涅夫讲道。“我的母亲，不问青红皂白，马上就开始用鞭子打我，她亲自动手，无论我怎么哀求她告诉我挨打的原因，她就是说：‘你自己清楚，你自己应该知道，自己去想我为什么打你！’”为了停止受罚，小男孩当然愿意承认错误，可他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因此，每天都挨打。绝望的他看不到别的出路，决定离家出走。

“我已经起来了，悄悄地穿好衣服，在黑暗中穿过走廊，逃向门房。”—屠格涅夫回忆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想去哪儿，只是觉得，必须离开这里，逃到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这是唯一能够救我的办法。我像个贼一样偷偷摸摸地走着，呼吸困难，哆哆嗦嗦。突然，走廊里出现了一支点燃的蜡烛，让我心惊肉跳的是，我看见一个人向我走过来，—这是个德国人，我的家庭教师。他抓住我的手，非常吃惊地开始盘问我。‘我想跑。’说完，我哭了起来。‘怎么跑？往哪儿跑？’‘跑到哪儿算哪儿。’‘为什么跑？’‘因为总是打我，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您不知道？’‘我对天发誓，真的不知道⋯⋯’

“这时，这个善良的老头对我表示了同情，拥抱了我并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会有人惩罚我了。第二天早上，他跑去敲我母亲的房门，与她单独谈了好久。（从此之后），我获得了安宁。”

还有一件事，可能更加可怕。小伊万在庄园里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列昂季·谢列布里亚科夫[7]，是个“蹩脚的演员和诗人”，他让小伊万了解了俄罗斯诗歌。屠格涅夫将这段经历写入了自己的中篇小说《普宁与巴布林》（Пунин и Бабурин），“无法表达我当时的感受。”—屠格涅夫写道：

[1] 卡尔·巴甫洛维奇·布留洛夫（1799—1852），俄国19世纪上半期学院派的代表大师，俄罗斯民族绘画创始人，其代表作品有《庞贝的末日》《酒神的聚会》《女骑士》等。—译者注

[2]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屠格涅夫（1787—1850）—屠格涅夫的母亲，专横、暴戾的女地主，后来屠格涅夫在其作品《木木》中写到了他的母亲。—译者注

[3]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夫（ 1793—1834）—屠格涅夫的父亲，温文尔雅，却甚少关心家庭，屠格涅夫在其作品《初恋》中写到了他的父亲。—译者注

[4] 父亲的田庄。

[5] 卞肯多夫（Александр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Бенкендорф，1783—1844），俄国国务活动家、伯爵。—译者注

[6] 屠格涅夫的名字伊万的爱称。—译者注

[7] 列昂季·谢列布里亚科夫（Леонтий Серебряков），屠格涅夫少年时代的玩伴，也是其家中的奴仆，《普宁与巴布林》中的主人公原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