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雄的农业知识约来自四个渠道：身体力行、农改场、中兴大学的教授、其他农友。

中兴大学在日据时代建立，最初是“农林专门学校”，后为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农林专门部，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农林类大学。

从去年开始，刘胜雄每个月都去听课。之前是自己摸索，现在发现，听课也有好处，“他们比较专业。它提前会发通知单，哪天是什么课，假使跟我有关系，比如讲桃子枇杷，我就去。一个月有一天，即使不是会员也可以去听。还管饭呢。”

针对农民的教育，需要特别通俗易懂吗？并不！农民自己是行家，一点即通。农作物有病变，就拿去给教授看，“他讲给你听。讲归讲了，有一些跟实际的不一样，我们就说，诶，这个，跟我们的不一样。我的比他好，我就不听他了。老师不是所有的都知道，也是农民的经验告诉他的。”农业技术来自经验，来自大量重复所得，比如培育一个新品种，实验的人要在各种环境都种一种，最后看哪种环境长得最好，哪里的环境不适合。最终汇集报告，和农民交流。在这经验即权威之地，农民谈起专家，既有对知识的推崇与尊重，又有提起同行的随随便便与漫不经心。

上大学需要什么手续？学费贵不贵？他加入一个协会，“中兴大学高品质安全农业协会”，一年会费一千五（刘胜雄四十公斤蔬菜的价钱），会员可免费听课。

另外，农改场新品种培育成功，要做发布会，由农会通知农民。身为新社果蔬第二十二产销班班长，刘胜雄每场都到。说到产销班，他用的是另一个词，“研究班”。“农事研究班”，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会辅导农民成立的农事小组。八十年代，改为“共同经营班”，九十年代，统一为“产销班”。刘胜雄的这一句“研究班”，透露出的信息沧海桑田。他这班已有一二十年，前班长去世后，时任书记的刘胜雄接任。如今，他七十岁，对班活动不再如年轻人般热衷。产销班，每年农会都要打分，每两年市里农业局也要评比，每种打分都有奖金。“今年我都不想做了，还是打了六十几分。农会有六千块给你。这个钱，大家去玩。假使有七十分，钱就比较多。买有机肥料，市里一公斤还会补助一块五。”

六十多分，不算高。陈燕卿的稻米产销班、新社头柜枇杷产销班，能拿到九十多分。看得出，越年轻，分数越高。不由想到某农会员工说：香菇、花卉班都是年轻人，二三十岁，大学毕业，他们的产销班多有活力！你进去就会觉得，台湾农业有望了。但如果是参加果蔬产销班，你就觉得，哦！

在新社的众多果蔬班中，六十多岁，算是年轻的。刘胜雄的产销班有二十多位班员，真正做农的不到一半，另一半是什么人？“老了，没有地方玩。参加产销班，可以一起去玩。因为我们一年一定会出去一次，大家开会决定去哪儿。你一个人怎么租大巴？”去年，他们去了慈湖、大溪、客家文化馆。

在台湾，自城市返乡务农叫“归农”，在一些“归农”论坛，年轻人们讨论操作可行性：如何买地、学习技术、销售，其中，得票率很高的一条是：参加当地一个好的产销班。对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快速融入当地，学到必需技术的有效途径。但对于老农来说，技术交流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大半辈子都在其中度过的组织，在他们无力种地之后，还将继续接纳他们，一起开会，一起出去玩。这种持久的陪伴，是亲情之外、土地之外，农村给予农民的第三重亲密连接。归根到底，一个能够长久陪伴的故乡，才会有归属感。叶落归根，如果没有“根”，又归向何处呢？

一根完美的苦瓜

每天傍晚，新社许多人家的门口都会摆出若干纸箱。箱子是新的，支棱挺括。箱面是印刷好的格式，收货人、出货人都已填好。再晚些，会有人来收。

箱中是刚摘下的作物。若是寄给行口，比如刘胜雄的苦瓜，收货的会是某个物流公司。农户和物流的关系，可参照淘宝卖家和快递公司的合作：无须每天打电话，快递员固定时段上门，看你要不要发货；若是走“共同运销”，则是农会的面包车来收货，同一时刻，新社跑着好几辆这样的小车，最后，几辆车的农产品集中装入一辆大卡车，连夜行驶，正赶上翌日清晨果菜公司的拍卖，由农民自己选择去哪个市场。大部分水果蔬菜交易集中在台北“一市”、“二市”、“三重”批发市场。当日大部分农作物的最高、最低、平均价、涨跌和交易量，都会及时在网上、电视及报纸公布，农民可尽快获得行情，作为出货之参考。资讯的透明，也对盘商形成制衡。

这是新社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像每日下午，街道上升起的蒸馒头的香味一样。农民自己可以不在现场。发货单填着农户的代号、账号，走“共同运销”拍卖后，扣除运费、百分之三手续费，钱自动打入农民的农会账号。上网输入代号，能查到应得货款；如果是寄给行口，行口卖给零售商后，扣除运费、百分之十的佣金，剩下的打到你的户头。运费+ 纸箱，通常占销售额的百分之十，加上百分之十的佣金，卖一千块钱，农民能拿到约八百元。运输销售系统的普及与便利，使大部分农民不用担心农作物会烂在地里。同时也有些农民，在开发利润更高的通路。比如网络直销。

农民口中的“果菜公司”“果菜拍卖市场”，正式名称为“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它拥有最大的两个果菜批发市场“一市”、“二市”，中心为拍卖市场，周围是行口，拍卖与零售是两个渠道。行口面向零售商，租柜台并归果菜公司管理。

台湾面积小，物价易受波动。全台蔬果多数集中在“一市”“二市”，尤易造成价格大跌。相对于巨无霸式拍卖市场，小规模的行口价格相对稳定。是以，每个农民都会有若干个固定合作的行口，或盘商。

“农友没有交情，很难相处。”做“248 农学市集”的杨儒门说，假如农民不信任你，任你说破天，给钱也不卖。同时，台湾农业早已市场化，农民对价格非常敏感，家中世代务农的刘昌炀回忆童年：“常看我爸爸和叔叔们讨论价钱是否好，要不要换盘商，但我们不会去问盘商，批发出去的价钱是多少，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种自由市场的机制，盘商如果价钱给低了，拿不到货。台湾小，市场讯息高度透明，失去农民信任，会永远退出这个行当。”

如果满足农民的价格需求，又通过信任筛选，这段关系将打上农业社会“天长地久”的印记。许多大盘商的第二代还做盘商，合作的对象由老农变成农二代。刘昌炀的父亲和一位盘商合作十年直至去世，“农业社会，信任很重要。货寄给大盘商是不收钱的，到账期才给。我们只收一个送货单。卖多少，他会告诉我们。我很好奇他们之间为什么没有议价的过程。”

这种合作里，既有农业社会重人情、保守稳固的特性，又有市场经济对价格因素的追求，正是台湾农业既传统又现代的缩影。

行口及盘商，与果菜拍卖市场，一民间，一官方，其发展脉络，也是台湾农产运销发展史。盘商，民间早已有之，如粮商、肉商、蔬菜商，当台湾农业脱离自给自足，进入商业化，盘商亦发展为运销企业。盘商有：产地盘商、中盘商、大盘商……和刘昌炀父亲合作的盘商，只需投入租金租赁货车，固定时段上门收货，运到台北后再做批发，赚取百分之十的佣金；产地盘商，就地收购后，再自行批发给各地果菜批发市场；也有盘商持现金上门收购，通常目标为紧俏的农产品，如新社的香菇；也有“买青”，即还未收获时，低价包下整片地收成。如果该农作物大涨，则可狠赚一笔，手段类似期货操作。未有果菜批发市场时，财力雄厚的盘商可垄断农民的销售渠道，赚取大部分利益。零碎、多链条的销售路径中，源头的农民处于弱势，利润多被中间的大小商人吃掉。甚至，活跃在农村的诸多“贩仔”（农民对盘商的称呼）中，还出现了农民给了货却收不到钱的混乱。缺乏管理的行口也有类似混乱，农民的货物发到台北后，卖价及货款回收根本没有保障。5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各地果菜批发市场纷纷设立，各级农会积极参与（共同运销的手续费一度是农会重要收入来源），农产品共同运销兴起，由产地集中运输，至消费地之批发零售，结成一体。现代化的农产运销初见雏形。1972 年，“行政院”公布“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改革农产运销制度”列为九大措施之一，在消费地，兴建台北、台中、高雄等大都市果菜批发市场，于生产地推行农会办理共同运销（再次验证，政策通常是跟随民间脚步），至1976年，共同运销已普及台湾各大消费都市，对零散盘商形成有力竞争。争夺战中，一度民间占据上风，因为税务部门通过农会向生产者收税，卖给无固定营业场所的盘商则不必考虑纳税问题，当然农民更愿意卖给盘商。之后，农民或农民团体办理农产品共同运销，出售其农产品，免征印花税及营业税；农民的农业收入免缴纳综合所得税，解决了该问题。至此，“共同运销”成为农产品主流销售渠道。“共同运销”借助农会或青果社集中运销农产品，使其规模化产业化，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之矛盾，得以在小农经济的台湾，建立现代化的农产品销售体系，农民不必再为自己每一季农作物的销售单打独斗。它将台湾农作物的销售，嵌入整个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中。而官方、民间渠道的竞争，有效遏制其中一方垄断，并促进包括物流在内每一环节的高度分工与成熟。如今，傍晚时分的农村，家家户户在门口摆出当天要卖的农作物，已变得如此寻常。

相较于每年花费巨额预算的“公粮收购”，现代化的“农产运销制度”则是以市场体系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公粮收购”成本高昂，却未改变稻农困境。同为经营面积人均一公顷左右的台湾小农，种一公顷的稻农一年收益不到十万，不抵去工资最低的工厂做半年工。而种一公顷的蔬菜或水果如刘胜雄，可以达到台湾农户中等收入，靠种菜还能外出旅行。而从市场角度考量，“菜土菜金”，或许也是市场化竞争必须承受的风险。

当然，卖农产品，最方便的还是上街摆摊。新社的菜市场，在农会外面的街两边，连绵几百米。没有摊位费、不用交税、地点自便。仔细观察发现，第一，菜市场没有人用高音喇叭吆喝。看来虽不禁摆摊，但对噪音有所控制；第二，果菜凌乱丰富，但多严守界线，退在路两侧一条白线之内，白线是道路和路肩的分割线；第三，卖完收摊，小贩会清扫摊位，用水龙头冲刷地面，直至彻底干净。

怎么做到的？为什么台湾小贩素质如此之高？

摆摊自由，但有严格的垃圾控制。台湾乡下和城市一样，实行垃圾分类。1996年至今，台湾推行“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资源回收计划”，包括：第一，垃圾费随袋征收，丢垃圾要用专门垃圾袋，袋子费用包含了垃圾费，垃圾越少，花费越少。不用指定的垃圾袋丢垃圾罚款；第二，垃圾强制分类。丢资源回收垃圾（包括饮料罐、纸类、玻璃瓶、废光盘等共三十三种）免费。变相鼓励垃圾分类；第三，取消小区门口及街道上的垃圾桶，每天定时有垃圾车来收。家庭垃圾不许丢弃路边，被拍到举报将罚款一千二百元至六千元，举报者可获罚款的百分之五十。

如今，除了火车站、影院等少数公共场所，即使在新社这样的乡下，街道上，垃圾桶也一桶难觅。许多游客都有捏着一张废纸或空矿泉水瓶，一路找不到垃圾桶，直到回酒店才得以放下的经历。

每日傍晚，《少女的祈祷》乐声一起，家家户户即微微骚动，继而，人手一袋垃圾，齐刷刷站路边等车来的场面蔚为壮观。垃圾分一般垃圾和资源回收。乡公所清洁队一次来两辆车，一辆是可回收垃圾，一辆是一般垃圾。厨余垃圾属于资源回收，倒入垃圾车中的专用厨余桶。一切垃圾，从收集源头就分开。

重点是厨余垃圾。华人饮食汤汤水水太多，厨余垃圾会造成垃圾湿度高，焚烧时用掉更多的油，产生更多二恶英等有害气体。“台塑”集团和当局合作，成立“厨余回收”系统。首先，免费给家庭发放厨余桶。厨余垃圾倒入桶内，交给乡公所清洁队，清洁队交给“台塑”；二，以此为原料，制成有机肥。一部分返还市里，用于公共绿地、云林的亚洲蔬菜中心等。剩下百分之七十，生产有机蔬菜；三，针对台湾人口老龄化趋势，结合私立的长庚医院疗资源，成立长庚养生文化村，入住者每人每月约两万元。有机蔬菜直供养生村，作为“健康膳食”，月收费约四千五百元。

刘昌炀讲完这一串流程，评价说：不能只靠公部门。他们其实很无能。有时还是要企业，把整个环节设计清楚。

和许多政策一样，这同样是民间与当政者角力的结果：台湾垃圾最初采取露天堆置、填埋，爆发垃圾污染，填埋场爆满，新址难觅，选在哪里都遭遇猛烈抗议。当局意欲推行垃圾焚烧，“一县市一焚化炉”，却被各县市的“反焚化炉运动”逼停。包括“主妇联盟”在内的民间团体一边推行垃圾分类，一边游说当局停建焚化炉，实行垃圾分类。现今的政策，即公部门向民间学习的结果。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及“环保署”表示，台湾垃圾回收率，从1998年的百分之五，至2010年达到百分之四十八点三。而垃圾分类后，垃圾量大减，已经兴建的焚化炉都面对垃圾不够烧的窘境。

刘胜雄何不摆摊卖菜呢？传统中，农民只管种。卖，历来交给商人。如果农民整天摆摊，谁去种地呢？

也有灵活的销售渠道。有些菜农，清晨采摘，挑到路边叫卖，卖得差不多就回家。

刘胜雄的灵活渠道是他在东势区开补习班的二女儿。每天早上六点多，女儿带些蔬菜到东势，摆在补习班门口，上课时收起。久了，有人知道这里菜便宜，没农药，会特意来买。

“说实在的，我女儿很辛苦，我每天都让她卖菜。不是她的本业。”他的苦瓜种得很漂亮，在乡下卖不上价钱，每公斤只四十几块。这是比较丑的。这种寄到台北，更不值钱。顶尖的运到台北，运费、箱子钱自己出，一箱一千块（二十公斤）的话，他只能拿八百多，还是合一公斤四十块钱。

但仍然要发到台北。产期到时，每天摘几十上百公斤，一个地摊根本消化不完。

刘胜雄有四个孩子，二女儿在东势开设补习班，老三儿子也在补习班教书。他俩住在家里。他亲热地管自己儿子叫“宅男”。又替女儿担心：补习班一个店面，每月租金四万多，还要再请两个老师。一个月这就要多少钱！

会不会希望孩子也来务农？他含蓄地说，补习班，到某个年纪你还能做吗？以后五十几岁了，你做什么？我现在帮他基础打好。

在许多都市人喊着“三十岁就退休”“真不想去上班”的同时，农民对自己的职业却有一种奇特的忠诚。许多都市人视“退休”为自由解脱，可是农人会一直做到做不动。农人的抱怨，是农作物卖不上好价钱，但他们很少抱怨农活本身、土地本身。好像土地给了他们一些城市里的水泥地给不了的东西。

不到半小时，衣服湿透。挑件干的换上，湿衣服挂回去晾。明白了棚子里为什么会挂几件T恤。农民在地里的时间，可能要超过在家。山下建更衣处，山上修厕所，都是为了让自己更舒服。

山上果园外，他像将领巡视防线，白色肥料袋上，黏到的蚊蝇并不多。即使这样，即使防蝇网像蚊帐一样遮得严严实实，苦瓜一露头，仍立刻套袋。果蝇叮一口，可以放十只虫。它能够叮十颗果实。“一半公的，一半母的，想想那是多少！”地头放着塑料盆，十几条苦瓜淹在水里。他掰开一根给我看：全是虫，活的。生虫的苦瓜被抓来淹水，发酵做有机肥。在农业的循环中，自然界的一点一滴都不会浪费。

台湾农民对价格的敏感、技术上的精雕细琢，在刘胜雄身上高度呈现。他对土地兴致盎然，仿佛脚下踩着宇宙的无限可能。山下菜地，每逢台风就涌泉水，去年，他终于想到办法，挖开土地，埋四个直径一尺半的水泥管。然后叹：直到这种年纪才想到。技术的追求永无止境，不满足向农改场求救，索性去上大学，从“怎么办”到知道“为什么”。不像许多老农依赖农会，也抱怨农会。他几乎不提农会，不走“共同运销”，而是自己卖自己的，因为他够强大。他对技术的无止境投入里，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农业黄金时代的印记（普遍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农会改组、科技投入开启台湾农业高增长通道），他相信技术、相信付出就有回报。他是1953年农会改组后培训出的第一代新农民，挺过残酷的清洗式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二十一世纪的成果展示。他的苦瓜，硕大丰美洁净，毫无瑕疵，在有机渠道、网络直销出现之前，他是大众渠道中的胜者与王者。这也是他对“农委会”（即台湾“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的“吉园圃”验证毫无兴趣的原因，在菜市场，一个标章，远不如一根完美的苦瓜本身更有说服力。在他的时代，他做到了最好。而新时代农民的烦恼，不是他的烦恼，作为一名农业大军中的即将谢幕者，他不再是主演，就像他不再想管理他的产销班一样，他的精力从外部逐渐收回，聚焦在脚下这一甲地上。

他每天来地里，上午几小时，下午几小时，像上班。果实日夜都在长，果蝇日夜也在长，地里的收成和麻烦日夜都在长，他有干不完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