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相关问题

如果我们肯定《戊戌纪略》基本可信，那么，与戊戌政变相关的几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一）天津阅兵时的废弑密谋

维新派要袁世凯举兵的理由是荣禄与慈禧太后密谋，在九月天津阅兵时废掉甚至杀掉光绪皇帝。八月初六日晨，袁世凯告密时曾将此点告知荣禄，但荣禄坚决否认。据《戊戌纪略》，荣禄听后，脸色陡变，大声呼冤说：“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

荣禄内心是否一丁点儿“犯上”的想法都没有，笔者不能妄测。但是，所谓天津阅兵时的废弑密谋则可以否定。其理由：1. 光绪皇帝光杆一个，没有实权，要废要弑，在北京即可，不必等到天津阅兵时候，也不必如此大动兵戈，麻烦费事。关于此，前人已经指出：“夫太后、荣相每以为此其时也，可以废立矣，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况今日京师之臣民，不知有是非久矣，苟行废立，尚有敢谓其不然者乎？不待兵力以压制之耳！”[1]2. 决定在天津阅兵，时在七月初八日，那时，光绪皇帝还没有下令精简机构，也还没有斥革怀塔布等礼部六大臣，和慈禧太后、荣禄的矛盾尚未尖锐化，慈禧太后还不会下如此狠心。3. 后来，慈禧太后真正发动政变了，其过程十分简单，车驾从颐和园还宫即可，对光绪皇帝，也仅止于剥夺实权，软禁于中南海瀛台，并没有取消其皇帝的名分，她在七月时怎么可能就有废弑之想呢？4. 即使有废弑之想，事属极密，康有为等何从得知？对此，维新派从无说明，因此，可以肯定，所谓废弑之说乃是维新派的一种虚构。梁启超说：“然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2]康有为说：“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夙夜虑此。”[3]这里的“意”字、“谅”字、“虑”字，都很能说明实质。当两种政治力量进行生死较量时，神经过敏，估计情况过于严重是常有的事。

然而，问题又不止此。维新派之所以虚构天津阅兵时的废弑之说，与其说是出于疑惧，毋宁说是出于需要——为己方的政变制造舆论。

维新派早就认为变法的最大障碍在于慈禧太后，计划有所处置。当年四月二十九日（6月17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的第二天，梁启超即致函夏曾佑云：“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4]后来，王照流亡日本，向犬养毅透露说：

俄而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照亦深以为然。盖皇上既英明，自宜用君权也。及叩尊君权之道，则曰非去太后不可，并言太后与皇上种种为难之状。[5]

由此可知，处置慈禧太后的计划当酝酿于康有为被光绪皇帝召见后不久。至于处置方法，则是利用“兵力夺权”[6]。康有为、杨深秀都曾表示：“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7]为此，康有为曾想利用王照和聂士成的把兄弟关系，动员聂执行这一任务，许以事成后任命聂为直隶总督，为王照拒绝。这以后，康有为才转向依靠袁世凯。但是，要处置慈禧太后，必须得到光绪皇帝首肯，也必须有一个堂皇的理由动员内部，而天津阅兵时废弑皇上之说正好可以满足这两个需要。它一可以制造紧张气氛，吓唬光绪皇帝，逼他按维新派的路子走；二可以动员毕永年和袁世凯等人出来“勤王”。《诡谋直纪》载，七月二十九日康有为曾对毕永年说：

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试想，如果没有太后想“弑皇上”这一条理由，毕永年、袁世凯如何肯出死力效命？事成之后，又何以向天下后世交代？

此外，守旧派没有天津废弑密谋还可以从荣禄对光绪皇帝的态度上得到证明。

《戊戌纪略》载，袁世凯在向荣禄告密时曾表示：“此事与皇上无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为此，二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又记载，荣禄奉召入京时，袁世凯叮嘱他：“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报之！”而荣禄则答以“此事在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皇上”，声称：“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惟有出死力以调和。”云云。

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光绪又还年轻，来日方长，荣禄、袁世凯在决定向慈禧告密时，不愿牵扯光绪皇帝是可能的。上引袁世凯对荣禄所说的一番“忠义”之言，目前虽难以找到证明材料，但是，荣禄对袁世凯的答语却是有旁证可稽的，据当时报纸报道，荣禄入京后，确曾以“调和”自命，声称此行目的，“庶几与父言慈，与子言孝”。[8]这里的语气、基调和《戊戌纪略》所记他和袁世凯的对话相同。有记载说，次年，在慈禧太后真正想废掉光绪皇帝时，荣禄曾建议立“大阿哥”，保持皇帝名义[9]。还有记载说，荣禄有时还能在慈禧太后面前为光绪皇帝“宽解”[10]。凡此，均可证明《戊戌纪略》记荣禄称“决不至累及皇上”，以及他企图“调和”之说为不虚。既然在光绪皇帝实际上成为阶下囚时，荣禄都不赞成将他废掉，此前自然更不会有将他废掉、杀掉的想法。

附带应该论及的是，荣禄的思想和主张大体上属于洋务派，和奕劻、刚毅等有别。将荣禄描绘为死硬、凶恶、阴险的顽固派，是梁启超等人夸张、渲染，“将真迹放大”的结果。

（二）慈禧太后政变与袁世凯告密的关系

《戊戌纪略》述，袁世凯于八月初五日返津后，即到荣禄处告密，“略述内情”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话还未说完，连续来了两位客人，袁世凯得不到讲话机会，便告退，约好第二天早晨再次拜访。初六一早，荣禄主动到袁处了解情况，袁详述谭嗣同夜访情节。二人商量如何保护光绪皇帝，没有找到办法。当晚，荣禄召见袁世凯，发现北京来的御史杨崇伊在座，杨带来了慈禧太后当日宣布“训政”的消息，等等。

袁初五晚向荣禄告密时，何以不要求荣禄屏退入座的两位客人？荣禄何以不单独留下袁世凯深谈，而要待到第二天早晨才去找袁询问？这些情况，由于资料不足，不好揣测[11]。但是，袁所述的告密情节清楚地摆脱了他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关系，是否可靠呢？

慈禧初六“训政”，立即命步军统领衙门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弟兄和御史宋伯鲁，没有下令捉拿谭嗣同等，这是慈禧“训政”和袁世凯告密无关的铁证。袁世凯告密而不提谭嗣同，或者慈禧有意缓捕谭嗣同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慈禧太后的再次“训政”应与袁世凯告密无关。关于此，时贤已有论述，兹不详论。笔者只想指出，此点亦可证《戊戌纪略》的有关记载属实。

（三）杨崇伊的作用

《戊戌纪略》载，政变当天，杨崇伊即从北京匆匆赶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慈禧再次“训政”的消息。杨如此积极，正说明了他和“训政”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慈禧“训政”，应从他身上找寻原因。按，杨崇伊属于李鸿章系统的守旧派，他连强学会都反对。怀塔布等六个礼部堂官被斥革后，他曾于七月二十八日到天津与荣禄密谋。其后，他即通过庆亲王奕劻于八月初三日向在颐和园的慈禧上书，要求太后再次“训政”。这道奏章指责文廷式创设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又指责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这道奏章特别使慈禧太后不安的是关于伊藤博文的消息：

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按，伊藤博文于当年七月二十三日来华后，即陆续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中国官员提议任用他为顾问或“客卿”，光绪皇帝且决定于八月初五日接见他。慈禧太后本来就对变法不满，在她看来，如果光绪皇帝任用伊藤，得到洋鬼子的帮助，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她才于初四日晚匆忙还宫，并于初五日中午光绪接见伊藤时坐在帘后监听。关于此，张荫桓回忆说：

伊藤觐见，又系我带领。时太后在帘内，到班时，我向伊藤拉手，乃外国礼而太后不知。上殿时挽伊之袖，对答词毕，又挽伊袖令出，就赐坐，太后皆见之。[12]

张荫桓把他获罪的根源归结为慈禧太后看见他和伊藤握手、挽袖，未免过于简单，但是，这则材料说明了慈禧太后匆匆还宫“训政”，除了她对维新运动不满外，还在于害怕光绪和洋鬼子结合[13]。

还有一条材料可以说明杨崇伊奏章的作用，这就是，慈禧“训政”后，除了首先下令逮捕他奏章中攻击的康有为弟兄外，接着，又于八月初十日下令访拿或密拿文廷式和孙文，于十四日下令拿办梁启超，这三人，都是杨崇伊奏章中的参劾对象。

慈禧太后政变和杨崇伊奏章之间的关系，前人早已指出。例如，长期在光绪皇帝左右供职的恽毓鼎就认为杨崇伊的奏章导致政变[14]，政变发生后几天，叶昌炽和几位关心此事的友人讨论“各证所闻，知莘伯发难无疑义”[15]。只是由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明确指认慈禧政变成于袁世凯之手，因此，人们普遍不采恽、叶二说，结果，愈相信梁启超，许多史实之间就愈加显得矛盾扞格，胶葛不解。

明确了杨崇伊在促成慈禧太后政变中的作用，那末，后续的问题就很清楚了。

八月初六晨，袁世凯向荣禄详细报告了谭嗣同夜访的全部情节。当晚，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慈禧太后政变消息，荣禄特意召来袁世凯。初七日，杨崇伊返京，自然，他会带走袁世凯告密的全部信息。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云：“（荣禄）遣人变服赍蜡书，驰告奕劻，奕劻言于太后。”[16]“变服赍蜡书”云云，情节未必如此，但是，他指出荣禄“遣人”入京告变应该是可信的。谁能当此重任呢？杨崇伊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物了。

《戊戌政变记》、《慈禧传信录》等书载，荣禄在袁世凯告密后，迅即亲身入京向慈禧太后告变。许多史家均视此为信史，其实，这不过是梁启超等人的猜测之谈。《戊戌纪略》载，荣禄于八月十日（9月25日）奉召入京，这才是可信的。

慈禧太后从奕劻那里得知谭嗣同夜访情节应为八月初七日下午以后，因此，八月初八日凌晨，慈禧太后立即密令逮捕谭嗣同等人[17]。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清政府处斩谭嗣同等人的“上谕”指责康有为等“首倡邪说”、“构煽阴谋”，其主要内容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这就是袁世凯告密后增补的罪状了。

（四）光绪皇帝的知情程度与赐袁世凯密谕问题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请训。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光绪皇帝曾赐以“朱笔密谕”[18]，英人濮兰德的《慈禧外纪》称：光绪在乾清宫密室召见袁世凯，“告袁以所定机密之谋”，“付以小箭一支，为执行帝谕之据，又付以上谕一道”。[19]其他如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等书，都有赐袁世凯“手诏”或“密谕”的记载。其中最有权威的当推张一麔的《古红梅阁笔记》，该书在叙述谭嗣同“谋围颐和园”的有关情节后记载云：“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20]张并加注说明，他的有关记载“皆袁所亲告人者”。张是袁世凯的幕客，1909年袁世凯被清政府赶回老家前夕，他曾向袁面问颠末，袁第二天即将《戊戌纪略》交付给他。因此，张说似乎不容置疑。但是，此说却与《戊戌纪略》所述相反。

据《戊戌纪略》，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请训时，只有袁世凯一人独白，在他劝光绪皇帝“忍耐待时，步步经理”，任用老成持重的张之洞出面赞襄变法后，皇帝虽然“动容”，但是，“无答谕”，什么话也没有说，当然什么密诏也没有给。两者孰为信史呢？

查毕永年《诡谋直纪》，八月初二日，梁启超曾说：“（康）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又上引《戊戌纪略》载，谭嗣同夜访时，曾向袁出示一份拟好的奏章，其中谈到“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谭并对袁说：“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可见，谭嗣同要在和袁世凯说定后才入宫死谏，袁世凯既未同意，谭嗣同自无深夜入宫面奏的必要，光绪皇帝因而也不可能知情。初四晚，慈禧太后还宫，第二天，即对光绪皇帝采取了严密的监视措施，袁世凯请训时，即有某侍卫大臣窃听[21]。自然，光绪皇帝不可能对袁世凯有什么指示，也不可能以密诏相付；如果有，他的命运肯定要比软禁瀛台糟糕得多[22]。

以上阐释了与《戊戌纪略》相关的四个问题。多年来，史家们为这些问题争论不休，伤透了脑筋，现在是否到了廓清迷雾、还其本相的时候了呢？

四　题外赘言

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无疑站在领导时代潮流的进步方面，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也说过假话，制作过一些假的或半真半假的资料。关于这一方面，史家已有所论证。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话都不可信。实际上，历史是极为复杂的。进步人物可能说假话，反面人物也可能说真话。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验，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虚假的东西牵着走，陷入迷宫而不能自拔。  

[1]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第336页。

[2]　《戊戌政变记》，第73页，中华书局，1954。

[3]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59页。

[4]　《梁启超年谱长编》，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第121页。

[5]　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四），第331页。

[6]　王照：《方家园杂咏记事自批》，《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43页。

[7]　《康有为事实》，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183。

[8]　《中堂入京》，《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9]　《崇陵传信录》，《戊戌变法》（一），第478页。

[10]　金梁：《四朝佚闻》，《戊戌变法》（四），第222页。

[11]　根据徐世昌《韬养斋日记》（未刊篇），袁世凯八月初五晚，曾与徐世昌谈话，所谈内容亦不得而知。

[12]　《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一），第493页；又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亦云：“伊藤为日本改革领袖，皇上急欲面询变法方略，预定于殿内间设酒果以便详询一切，而是日太后先在屏后坐听，以鉴察之，上仅能与照例数语而退。”见《戊戌变法》（一），第346页。

[13]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太后）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三日酉刻进城，诸务仓卒未备。所以匆匆还宫者，为监视皇上见伊藤也。”见《戊戌变法》（一），第355页。

[14]　《崇陵传信录》，《戊戌变法》（一），第476页。

[15]　《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变法》（一），第531页。

[16]　《戊戌变法》（一），第378页。

[17]　魏允恭《致汪康年等人函》云：“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等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该函末署八月八日。见《汪康年师友手札》（三），第3115～31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　中华书局版，第64页。

[19]　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5版，第146页。

[20]　《心太平室遗集》卷8。

[21]　《古红梅阁笔记》云，袁世凯请训退朝后，“有某侍卫大臣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诇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

[22]　我过去曾相信光绪皇帝初五日对袁世凯有密谕或密诏，见拙文《光绪皇帝与戊戌密谋》，《历史教学》1986年第12期，应予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