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任何讲述维新运动史的专著都不能不阐述它。关于夜访情况，袁世凯的《戊戌纪略》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在这两份资料中，袁世凯的《纪略》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年9月29日），距谭嗣同夜访不过11天，为当事人亲笔所记，属于直接资料；梁启超的著作，其内容当据谭嗣同转述，且系流亡日本后追记，属于间接资料，而且，梁启超晚年还曾自述，《政变记》并非“信史”，其中有个人“感情作用”支配，将“真迹放大”之处[1]。因此，袁世凯的《纪略》似应更为可靠。但是，由于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奸大憝”，彼认为“一生善于作伪”，所以，尽管他信誓旦旦地保证《纪略》的真实性，仍然不能为人们所取信。有关夜访等记载，史家们宁可取梁而弃袁，其结果是使戊戌政变的真相长期得不到正确揭示。

本文将对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做出评估，并由此探讨戊戌政变中一些扑朔迷离的问题。

一　袁世凯的《纪略》主要情节可靠，而梁启超则有意隐瞒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主要情节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带兵包围颐和园，除掉西太后。

对此，《纪略》记谭嗣同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拟上光绪皇帝的奏章，内称：

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2]

当袁世凯询问谭嗣同，“围颐和园欲何为”时，谭嗣同直言相告：“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谭嗣同所称颐和园中的“老朽”，当然指的是慈禧太后。

这是维新派精心设计的一份完整的政变计划，分两步。第一步，诛荣禄。其理由是荣禄向慈禧太后献策，借九月天津阅兵光绪皇帝巡幸天津之机，废弑皇帝。关于此，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记谭对袁世凯称：

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康南海自编年谱》云：

乃嘱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又记袁表态云：

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远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在以上记载里，梁启超、康有为为一方，袁世凯为另一方，双方记载相较，在第一步杀荣禄上完全一致，可见双方记载均属实。

维新派政变的第二步是杀慈禧太后。其进行步骤是：袁世凯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由维新派自己的人动手杀掉慈禧。关于此，毕永年《诡谋直纪》记钱惟骥奉梁启超之命，试探毕永年态度时曾说：

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否？[3]

可见，袁世凯关于维新派政变的第二步所述，也属实。毕永年是谭嗣同的生死之交，维新派计划由毕永年动手，执行慈禧太后的死刑，所以，谭才对袁说：“此事在我，公不必问。”稍后，又再次对袁强调：“去此老朽，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4]

由上述可见，袁世凯关于谭嗣同夜访的主要情节的记载不仅是可靠的，而且是准确、适度的，没有夸张之词。反观梁启超的有关记载，则只有诛荣禄的第一步，对第二步，则坚决否认，称之为诬蔑、捏造之词[5]。不仅如此，而且在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形势变化，康有为有透露之意的时候，梁启超还认为“必当隐讳”，要求康有为继续保守秘密，“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6]

袁和梁的记述，在大关节上，到底谁可信呢？

二　《纪略》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仅在少数问题上有掩饰和美化

袁世凯《戊戌纪略》不仅主要情节可靠，其次要情节，许多地方也可以一一考实。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1. 英舰游弋问题。《戊戌纪略》称：初三日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遗书，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查台湾中研院所藏总理衙门收电档，八月初二日，聂士成致电荣禄云：“昨下午六点钟由营口来兵船七艘，三只泊金山嘴，四只泊秦皇岛，风闻系英国兵舰。”同日，又电云：“现外国兵轮已泊塘沽口内。”八月初三，荣禄即据此电告总理衙门。可见，《纪略》所称“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一事，确有来历。又据八月六日天津《国闻报》载，聂士成军确于初四、初五由芦台拔队来津。可见，《纪略》所称荣禄调聂士成军来津驻扎，亦系事实[7]。

2. 反间计问题。《戊戌纪略》载，谭嗣同为了打动袁世凯，曾特别提出，荣禄阻碍袁世凯晋升。谭的原话是：“此人（指荣禄——笔者）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荣某抑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前保公，上曰：‘闻诸慈圣，荣某常谓公跋扈不可用’等语。此言甚确，知之者亦甚多。”关于此事，《康南海自编年谱》记，当年六月，康为了离间袁世凯和荣禄的关系，曾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对袁说：“我（指康）与卓如、芝栋、复生屡荐于上，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两者完全相合，特别是“跋扈不可用”云云，竟完全一致。

关于反间计，《诡谋直纪》也记载，康有为曾对毕永年说：“吾已令人往袁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

3. 电召湖南好汉问题。《戊戌纪略》称，谭嗣同曾对袁世凯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关于此，《诡谋直纪》记：毕永年曾建议发电湖南，催唐才常入京同谋，得到康、梁、谭三人赞同，连发两电催促。

4. 光绪皇帝密谕问题。《戊戌纪略》记，谭嗣同曾向袁世凯出示光绪皇帝的密谕，其内容大概为：“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关于此谕，杨锐儿子后来交出的正本为：“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并且随时有几鉴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将袁世凯所述和密谕正本相较，虽有长短之别，但精神实质完全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提到康有为这一点上，二者也相同。

《戊戌纪略》又记谭在袁面前埋怨说：“朱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查有关记载，光绪皇帝的密谕是七月三十日交给杨锐的，但杨锐惊恐不知所以为计，直到八月初三才通过林旭交到康有为、谭嗣同手里。这些情况，足证《纪略》有关记载相当精确。

5. 袁的推宕策略问题。《戊戌纪略》记，袁世凯没有答应谭嗣同立即回津举事的要求，而是推到九月天津阅兵时动手。袁称：“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关于此，《诡谋直纪》载，初四一早，毕永年向谭嗣同询问夜访结果时，谭答称：“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两者所述相合。

6. 举荐张之洞。《戊戌纪略》记袁世凯初五请训时，曾向光绪皇帝推荐张之洞，说是“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

按，袁世凯在七月二十九日从天津奉召到北京时，即有推荐张之洞的打算。当日，钱念劬致电张之洞云：“袁臬明后见，欲请帅入枢。”[8]

根据以上六条，可证在若干次要情节上，袁世凯的《戊戌纪略》也没有说谎，其记述基本可靠。

袁世凯有无不老实之处呢？当然有。其一，上引《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袁世凯称：“杀荣禄乃一狗耳！”关于此，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载更为详细具体。不仅有对话，而且有对话时的神态。据该书，当谭嗣同说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时，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后，必然向康、梁作详细汇报。袁世凯的这一表态必然给了康、梁以深刻印象，所以几年之后，康有为想再次利用袁世凯的时候，曾经给袁写过一封信，内称：

中国岌岌危亡，横睇海内，能救者惟公耳。八月三夜之言，仆犹记之，慷慨而许诛尔朱。中间之变，殆出于不得已。盖闻尔朱已先调董、聂之军，无能为役，杀身无益，不若留以有待。此实志士之苦心也。

函中所称“尔朱”，当即荣禄；所称“八月三夜之言”，当即“诛荣禄如杀一狗”的慷慨表示。给袁世凯本人写信，自无捏造袁本人言行的可能[9]。

衡以上述记载及资料，谭嗣同夜访时，袁世凯曾有过“诛荣禄”的表态（哪怕是虚与委蛇），应无疑义。但是，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却只字未提。“诛荣禄如杀一狗”云云，在袁世凯看来，既有损他的形象，泄露之后也影响他和荣禄的关系，加以掩饰是必然的。

其二，在《纪略》中，袁世凯对自己颇多美化。在维新和守旧的两派斗争中，袁世凯投靠守旧派，主要是出于对双方力量对比和个人利害的考虑，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所谓“人臣之大义”。这一点，读者极易明白，无须多言。

《纪略》在某些细节上也可能还有一些可疑之处，但是，就总体言，它的真实性较《政变记》为高。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第二节：“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信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见《饮冰室合集》专集，73，第91页。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550～551页。

[3]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笔者整理本见《近代史资料》总63号。

[4]　参阅本书《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5]　《戊戌政变记》，第64、92页，中华书局，1954。

[6]　梁启超：《致康有为密札》，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台北版，第860～861页。参阅本书《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

[7]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24～525页，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1970。

[8]　《张文襄公集》卷156，第29页。

[9]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康有为未刊文稿，缩微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