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唐才常致宗方小太郎手札一通，为中华书局版《唐才常集》所未收，迄今尚未有人论及。它为研究唐才常和自立军起义提供了新资料。

函称：

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拜送，至以为歉。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桔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顷悉白岩、荒井、宫坂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下略）

末署“小弟唐才常顿首。华十月十九日”。

宗方小太郎，号北平，日本肥后人。1864年生。年轻时从学于军国主义分子佐佐友房。中法战争期间到中国。1890年接受日本海军部任务，在中国收集情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化装潜入威海卫、旅顺两要塞刺探。1898年在汉口经营《汉报》。同年归国，发起组织东亚同文会。1899年，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漫游欧美后，便道访华。10月25日，抵达上海。27日，从上海出发赴汉口，宗方小太郎随行。函云：“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拜送。”本函作于1899年11月2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可知唐才常当时在上海。函中所言沈君愚溪，指沈荩，湖南长沙人。戊戌变法时即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往。1900年2月，在上海与唐才常共同发起组织正气会（旋改称自立会），任事务员。同年7月，参加在愚园召开的国会。后被推为自立军右军统领，在湖北新堤发难。林君述唐，指林圭，湖南湘阴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1899年冬归国，参加组织正气会。1900年在汉口组织自立军机关。8月被捕，22日被害。田野桔治，一作田野桔次，日人。唐才常等创立正气会时，对外托名东文译社，即以田野桔治为社长。后来，他又出版《同文沪报》，为自立军作鼓吹。

唐才常与宗方小太郎相识于戊戌政变之后，二人曾和康有为一起，在日本商量推翻西太后统治的起义计划。宗方小太郎1898年10月31日日记载：

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康称：南学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势力实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之响应云云。谈话自十一时至午后二时归。[1]

柏原，即犬养毅的亲信柏原文太郎。宗方的这一页日记提供了康有为、唐才常起义的计划轮廓和进军路线。当时，距西太后重新训政不过40天，康有为、唐才常就已经决心以武力为维新事业开辟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跃进。旧说以为变法的失败就是改良派堕落的开始，这一划分未免过于机械。

唐才常与宗方小太郎的第二次见面在11月1日。当日宗方日记云：

湖南人毕永年、唐才常等来访。唐系南学会代表人，拟在湖南举义，为求我同志助力而来。余恳切劝谕，约以暂且沉潜待机，在此间专力准备，待余至清国后妥定方略。[2]

毕永年，长沙人，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康有为图谋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包围颐和园，其中捕杀西太后的任务即交给了他。这时，他正和唐才常一起筹划起义。显然，唐才常对宗方愿为义军“增添力量”的表示极感兴趣，因此，第二天便偕毕永年登门拜访。

唐才常原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激进派。他与康有为一起确定了起义计划后，即积极从事筹备与组织工作，1899年春，毕永年偕宗方的同学，日人平山周赴汉口，会见林圭，三人一起入湘，联络各地哥老会。同年5月，毕永年派长沙人张灿、谭祖培、李心荣赴日，会见宗方，要求迅速在湖南举义[3]。此前，唐才常也回到国内，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这年秋，唐才常再次赴日，会见孙中山，商定孙、康两派合作，共同在湖南、湖北及长江流域起兵的计划。这一时期，唐才常还联络了在东京高等大同学堂学习的林圭、蔡锷等一批留学生，决定回国举事。11月，孙中山、梁启超为之饯行。不久，唐才常首途回沪，林圭及田野桔治也于同月中旬到达上海。唐才常致宗方小太郎函正是在此情况下写成，由林圭等亲手递交的。

湖南是康有为、唐才常起义计划中的发动点。唐才常派沈荩、林圭及田野桔治去武汉的目的是联络张之洞，通过张取得合法身份，以办学、办报为名在湖南进行军事准备。信中，唐才常要求宗方与沈荩、林圭及白岩、荒井、宫坂等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显然指起义一类事情，如果只为了办学、办报，是不值得如此重视的。

在唐才常致函宗方的前18天，宗方曾在武昌访问张之洞，了解他的态度。谈话中，张之洞激烈地指责康有为一派欺君卖国，对日本政府驱逐康有为出境表示感谢，宗方则答以并非驱逐，而是有志之士劝告康有为自动离日的结果。张之洞便顺着宗方的话头，进一步要求“劝告”梁启超离日。宗方发现张之洞并非如康有为所言有可能响应义举，失望而去[4]。这可能是促使宗方改变对唐才常起义态度的原因之一。

沈荩、林圭、田野桔治的湖南计划也因未能打通张之洞的关节而无法进行。据田野桔治记述：“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竟向予等之计划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5]这里所说的“日本愚物三人”，当即唐函所称“白岩、荒井、宫坂”。他们不愿充当沈荩等人和张之洞之间的中介。田野忿忿地表示：“倘彼愚物而为德、法人，予必赠以决斗书，而先流其血以浣恨矣！”[6]田野的记述表明，围绕对康有为、唐才常起义的态度，日本大陆浪人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白岩等人的态度是宗方小太郎态度的反映。在策划起义的最初阶段，宗方表示支持，这使康有为等增强了起义的决心；但是，宗方后来却并不积极。他们和康有为等发生关系本来就是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因而其反复变化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宗方等改变了态度，但是，唐才常、沈荩、林圭等还是积极筹备，不过计划中的起义中心却逐渐转移到了湖北。  

[1]　《宗方小太郎文书》，日本原书房版，第673页。

[2]　《宗方小太郎文书》，第673页。

[3]　《宗方小太郎文书》，第674页。

[4]　《宗方小太郎文书》，第676～677页。

[5]　《自立会史料集》，第207页，岳麓书社，1983。

[6]　《自立会史料集》，第208页，岳麓书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