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7 年，在意大利帕多瓦，一名来自佛兰德的年轻解剖学家安德里亚斯·维萨里，正穿越城门走向大学。他的行李不多，仅仅怀抱着满腔热情来到这里，渴望在大学里系统地学习人体知识。他恰好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地点。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帕多瓦，位于威尼斯西部35 公里处，在当时，这里已成为国际上艺术和科学发展的热点地带。维萨里被一所以医学和解剖学闻名于欧洲的著名学府录用，该校历史悠久，已建校200 余年。

关于维萨里本人，他1514 年在布鲁塞尔出生，父亲是一名法院药剂师。从小，维萨里就对人体十分着迷。他经常偷偷抓捕周围的狗、猫和老鼠进行解剖，甚至后来胆敢冒着极大的危险从绞刑架上偷盗尸体，仅仅是为了获得一具完整的人体骨架。18 岁时，维萨里带着研究人体的热情前往巴黎，开始了他的医学课程。在那里，他第一次对盖伦（一名来自佩加蒙的希腊内外科医生兼哲学家）的开创性研究产生了兴趣。

盖伦在医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他不仅替角斗士进行治疗，还担任过三位罗马皇帝的私人医生。他的功绩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均有记载。盖伦认为，医术高明的诀窍是既要了解人体结构，还要了解身体运作的复杂性。他不仅证明了声音是由咽喉发出的，而且是第一个提出静脉（暗）和动脉（亮）血液有明显区别的医学家。数百年来，他的研究仍然得到医生们的追随和崇拜，他们坚定地相信盖伦研究的准确性。因此，尽管历经了1400 多年，盖伦关于人体的研究依旧是解剖学家和医学家的首要参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盖伦的研究同时也是大多数医学培训和医疗教育的基础。

和很多以往的学生一样，维萨里起初对盖伦的医学发现异常着迷，他也同意那些发现阐述得十分清晰明了，而且可信度很高。但是，随着逐渐深入地学习和理解解剖学，他开始带着批判性的眼光阅读盖伦的著作。逐渐地，维萨里注意到盖伦的研究中存在很多矛盾之处和小的失误。他对盖伦研究的疑虑，随着在大学里参加各种公开和非公开的课程之后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在那个时期，解剖是一件隆重的事情，一般都在大批学生和特邀学者的见证下进行。这是一个高度程式化并受到严格控制的过程，受到大学传统规则的限制。在解剖现场，一名解剖学教授将担任主持人，坐在一张升起的大椅子上，这把椅子则是从真实的法庭现场搬来。主持人的唯一作用是阅读盖伦的解剖学教程，一名外科医生则会在现场进行解剖操作。同时，一名解说员会向观众说明医生正在检查的人体部位。尽管这些解剖都由一些经验丰富的学者执行，在维萨里的眼中，他们执行这些操作仅仅是照搬那些传统的盖伦理论，而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学习机会。这种对盖伦的盲目崇拜极其严重——医生显然看到自己手中的人体心脏包括了四个心室，而他却照着盖伦的教材向观众解释说心脏包含三个心室。维萨里在他几年后发表的一本书中评论道，挑战盖伦的权威性是无法想象的，“就好像我将要偷偷地质疑灵魂的不朽”。

盖伦的著作代表了知识的权威性、已知的确定性和人的舒适区。尽管古罗马解剖在今天看来实属古怪，我们仍然会因为过度相信那些先入为主的知识而犯相同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