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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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青的提议下，毛泽东书房第一次安装了摄影固定灯，解决了刺眼的问题。没有想到，第一次使用就开错了两组灯
1973年2月，基辛格又一次飞过太平洋，来到中国。
也不知是老友相逢还是病情好转？毛泽东这次和基辛格会谈，精神出乎意外地好。审片时，江青也出乎意外地叫好。看得出来，江青当时的高兴情绪是由衷地表露。
“这个镜头拍得好，带劲。主席谈话时津津有味，人民看见会多高兴！”江青倚在高背沙发上，嗓音吊得很高。
钓鱼台17号楼，是江青活动的地方。她的放映厅也在这幢楼里。放映厅不大，很舒适。每次从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为总理放片后再赶到江青的放映厅，杜修贤就有一种很不平衡的感觉。总理没有自己的放映厅。不是不能配备，而是他从不肯要。所以他在哪儿工作或活动，他们就要将放映机和卷帘幕布带到哪儿，等他利用空隙时间审片。
“主席的眼睛怎么啦？刚睡醒？”一直叫好的江青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意想不到的话。工作人员赶紧倒片重看这段似乎没什么问题的画面，果真毛泽东闪过一个不易察觉的眯眼表情。
“可能是怕灯光。”杜修贤回答说。
江青朝后一靠，一手托住腮，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直到片子结束，她没有再说话。
杜修贤和江青平时接触较多，知道她的性格特点，喜怒无常患得患失的。说好听点，搞文艺出身的性格特点。说不好听，这性格让人觉得神经兮兮的。
嘴碎爱唠叨是女人的天性。
他们不怕江青话多，倒怕她阴沉不说话。沉默之后，往往是一场劈头盖脸的“暴风骤雨”。这几年杜修贤已基本学会和江青近距离打交道的“艺术”——“敬而远之”。
江青不等杜修贤他们出门先开了口：“你们等一下子走。我们谈谈主席眼睛预防问题……主席看书多，光强了，他的眼睛受不了啊！”
江青这番话和这种带感情的语调，使得杜修贤有点感动。“是的，主席上次会见黎德寿后讲‘我最怕这个灯’。我们听了都很着急，可是拍摄时又不能不打摄影灯，也不知想什么办法好。”
江青望望杜修贤，站起身，慷慨激昂的语气里带着大弧度的手势。“可不可以在主席的书房里安固定灯，安在高处。主席座位后面安侧光灯，作为主灯。把开关安在书房外面，这样不会惊动主席。光不直射眼睛，效果也能出来。这既是替主席着想也是替你们拍摄着想。和办公厅主任说一下，要解决这个问题。”
杜修贤心里一亮，这是一条路子。以前他们也想到过这个办法，但技术上没有把握，加上考虑不成熟，没有敢向上提出来。这次不妨借助江青的积极性把主席那里的光线——可以说是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好。
“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江青高兴了，她喜欢有人响应她的建议。“我替你们出主意想办法，给你们创造这个条件。两边暗的地方都可以达到，你们能做得到吗？”
她说的两边暗是指主席书房里两侧光线很暗，固定灯可以照到。你们能做到吗？估计是指摄影师们摄影灯不及固定灯照耀范围广。
“这事你们要报告总理，也要给主席打个招呼。”江青愈谈愈兴奋，“光太强了，受不了，很刺眼。我有个小工作间，里面装了几个灯，光从上面打下来，高一米五，前面补助一点，弱一点，有立体感。这样不刺眼，你们拍彩色的光还可以再强一些。”江青一直有摄影的爱好。她拍照片特别爱在光上做文章。但谁也不知道她已在自己的工作间里安了固定灯。
杜修贤小心翼翼地问：“能带我去您的工作间看看吗？”
她愣一下，这个要求可能有一点唐突。但是她很快就同意了：“可以去看看，你们几个除老杜认识，都面熟，就叫不上名。老杜，你把他们的名字写给我。”
杜修贤和拍电影的老牟一同去江青的工作间看灯光。走上楼，江青大书房旁边一间就是安灯的工作间，江青常在这间屋里搞摄影。据说1971年林彪那张秃着头学《毛泽东选集》的照片也是在这间摄影工作室里拍摄的。
一进门，江青指着临窗的办公桌对杜修贤说：“老杜，你坐到我的椅子上。”
杜修贤稀里糊涂坐到她那张柔软的椅子上，她自己转身去开灯。霎时，房子里像照相馆的拍摄间一片通亮，她一边叫老牟看灯光效果，一边来回推动可以移动的落地灯，晃得杜修贤目眩眼花的。他从没见过江青这般殷勤，心里有些惶恐，连忙起身想离开不该他坐的椅子。江青却叫住他：“老杜，你看，这灯光刺不刺眼？”他看不清站在暗处的江青脸上是个什么表情，但听得出她是很得意的。
这时杜修贤才镇静下来，仔细地体验灯光的感觉，是不错，和摄影灯相比，这光要柔和得多。
江青听说灯光不刺眼，格外高兴，不住地比比画画介绍固定灯种种不可比拟的优秀效果，什么侧光，什么轮廓光，什么层次、立体的，絮絮叨叨说了好一会儿。
最后他们出门时，她又说：“主席那里位子是固定的，你们把灯光也固定了，就好照了。你们好好设计一下，打个报告来。这不是件难事嘛！”
趁热打铁，杜修贤他们回去就搞了一个在主席书房安装固定灯的报告。报告最后又附了一张安装灯位的平面图。第二天就送给江青，趁她还在兴头上，抓紧把灯安起来。
江青当天就在他们送去的报告上用铅笔密密地写道：“东兴同志，如主席不反对，则应先在别处安装试拍，力求安全，要测量座位准确。试好后，再设法安装到主席处，不要临时办，容易出毛病。”
过了两天这份报告回到杜修贤手里时，上面已签满了字。他奇怪地发现，江青用黑铅笔（其他人的批示均是钢笔和红笔）在报告中“主席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下面画了一道粗粗的波浪线，杜修贤琢磨了半天也没领会出个意思。
1973年3月，固定灯正式安装在毛泽东书房里。神情忧郁的毛泽东陷在沙发里，只是抬头看了看高处几个陌生并不起眼的灯座。目光没有闪过惊讶，也没有过多地停留。很快就将视线投在用放大镜扩大出来的字体上。
固定灯安装好后，第一次使用在4月，毛泽东会见墨西哥总统。
那天，拍摄人员在4号楼待命，警卫局来电话，说是主席今天会见客人。外宾已去长城。杜修贤他们略略地放松了紧张的情绪，但是不敢离开房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说怕万一，万一还真来了。两小时前外宾去了长城，两小时后毛泽东突然要见客。警卫局一边通知杜修贤他们，一边电话追长城的外宾。他们管不了长城那头，这头可不能有一丝差错。杜修贤又将固定灯试拍的程序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以防还有什么细节被遗漏。
有了固定灯，他们手里轻松许多，至少省去一大团拖拖拉拉的电线和几个怕碰怕摔的摄影灯。半小时，他们就到了“海里”。
外宾还没从长城赶回来。那个已由游泳池变成大厅的休息室里空空荡荡放着沙发，这里专门是为司机、警卫、随从准备的休息场所。
第一次使用固定灯，尽管已经试拍过，效果还不错，但杜修贤心里还是不踏实。又去试了试开关，这开关安在书房外间，而固定灯在里边，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又看不见里面。这合理吗？这个感觉在他的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并没有意识到会出什么差错。
毛泽东已在书房里等了一会儿了，客人才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
外面见客人走进书房，就赶紧打开主席身后的两组灯，光从侧面约3米高的地方对射而来。光影交叠投在毛泽东和几张相邻的沙发上，光很明亮却不直射入的脸部。层次、背景都出来了。总理也几次抬头观察侧面的灯座。
杜修贤他们挺高兴，觉得光线还不错。两分钟很顺利地拿了下来。退出书房杜修贤将开关关了，里面顿时暗了许多，但沙发旁边立着落地灯，毛泽东和客人好像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只有总理朝门口看了一眼。
门外留了一个记者在负责开门口的两组灯，杜修贤等人先进去等会谈结束，拍摄主席送客人的镜头。门外的这位记者从门缝里看见主席站起了身，以为会谈结束了，就赶紧将门口的灯打开，没想到开错了，开成主席身后的两组灯，一慌，又忙把门口的两组灯也给打开了。屋里4组10盏800?ｗ的灯都开了，一片雪亮。拍电影和拍电视的人也没注意光线强弱，以开灯为拍摄信号，打开机子突突直转。杜修贤定睛一看，主席不是往门口走而是朝书架方向走去，可能是给外宾取书，这时灯亮了正合他老人家的意，他立在书架前从容不迫地选书……
杜修贤急得一步奔到门外想关掉两组灯，手触到开关又缩了回来，正在灯下取书的主席，眼睛怎能经得起这一明一暗的刺激？再看看里面的人，吓得他魂都飞了，个个脸被强光照得发白，在这种情况下，摄影和摄像肯定要曝光过度……主席咋还不离开书架？咋还不快送客人？
顿时他的脊背冷汗涔涔。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他却像挨了一个世纪，主席才出现在书房的门口。
这次拍摄八成要砸了，杜修贤心里直嘀咕。
照片画面发白，毫无疑问，曝光过了。只好在放大时加以校正。还算好，照片补救过来了。总理没有看出破绽，签发了。照片这一关过了，可电影电视呢？电影记者回了话，说光线基本调过来了。电视可苦了，片基小，光过了就无法调过来，画面发白。
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放完电视片，总理就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杜修贤。他心虚，不敢正视总理的目光，嗫嚅道：“电视光过了。主席那灯打过了……多开了两组灯……”
“这怪你没指挥好。你是组长，电视没拍好，你也有责任！看电影片。”
灯灭。小银幕上出现了晃动的人影，解说员轻柔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总理这时看见毛泽东和客人坐下谈话时，说：“两个人谈话，这样比较好。”
画面出现主席送客人的场景时，杜修贤心里突突地跳，就这时他们将灯开错了。黑暗中，他看总理微微地点了点头，心想电影片可能要好一些。画面上的车队出中南海的南门，拍摄了街道上的建筑。
“这是新角度，拍大街。后面是电报大楼吗？”总理问。
“是的。”
“电影比电视好一些，但光还是有些过了。”
“原来规定好的，到时没想多开了两组灯，不然光不会过的。我们试片时，片子效果还是不错的。”杜修贤本想解释光过了不是固定灯的问题。
“规定归规定，到时就乱了。这是谁的手……”画面上闪过手的动作。杜修贤一看差点没笑出声，这不是他的手吗？打手势叫门外的人关灯，怎么上了镜头？片子又倒回头重放了有手的镜头，“去掉，不能乱。以后要指挥好。”
“嗯！”杜修贤赶紧应了一声。
总理看完片子，说：“片子送钓鱼台。”
钓鱼台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
杜修贤看了看表，已近凌晨。
到钓鱼台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没睡，杜修贤将放映工作安排好，头好像要裂开一样，算算快一天一夜没有睡上完整的觉。一会儿，张春桥和姚文元脚前脚后来了，刚坐下，江青摇曳着风衣也来了，她很舒服地朝后一靠，双腿搁在一张软垫凳上。不知为什么王洪文没有来，杜修贤暗暗观察一下，来的三位似乎已进入审片状态，就没等，便开始放映电影。
下午他们几位在大会堂里看过电视机里放的样片，就不准备再放电视了。
“比电视好一些嘛。”江青首先打破沉默。
“电影比电视片基大，可以调光。”杜修贤介绍电影胶片的性能，没想到引起江青的注意。“主席这次精神还可以，脸上的光怎么平了？”江青的镜片在黑暗中闪动着反光。“多开灯啦？”她很敏感也很在行，杜修贤知道这事瞒不了她，就直说：“多开了两组灯。”
“开错了？”
“是的。”
她不吭气了，头一扭，像和谁赌气似的。
张春桥冷不丁说了一句：“这个片子是比电视好一些，但光也过了，主席像穿着旧衣服，灰白灰白的。”
见他们这个态度，杜修贤就问姚文元：“这个片子还送不送外宾？”
“嗯。”姚文元含糊不清地应了声。过了一会儿好像才反应过来，“噢，当然送客人，他们来当然要这个纪念意义的礼品。你拍照片，每个客人和主席握手的都照了吗？”
“都照了。”
“几个人？”
“七八个人吧。”
“他们外国人都想要和主席合影的照片，少一张他们就不走。”姚文元对旁边的张春桥说。
“可不是，时间紧，客人多，个个都要和主席握手留念……”杜修贤想趁机诉几声苦。
姚文元毫不同情地打断他的诉苦：“人家外宾千里迢迢来中国，不就是想见毛主席吗？握上手没有照片，当然有意见。你们无论如何要拍好主席，拍不好全国人民骂死了。”他们拍摄的种种艰辛和苦衷，有谁能理解？杜修贤真感到窝火也感到窝囊。
江青这时插了进来：“你能不能负责开灯啊？”
“我？我还要照相。”杜修贤不由口气生硬起来。“对呀，这是个矛盾。”江青没听出他口气冲，仍沉浸在她的灯光里。
姚文元突然莫名其妙说：“下次要改。”可杜修贤却觉得他一语双关。改什么？灯光？片子？还是脾气？
他不挑明，杜修贤也不说什么。可江青老在灯光上纠缠不休，听得人心烦，既不能发作，又不能躲开。憋得人难受。
姚文元不想再在灯光上停留，站起身，边走边说：“试验不紧张，正式拍摄就紧张。拍了那么多次还紧张？”
杜修贤嗓门又直了：“能不紧张？一家一个，都怕机子出毛病。再说，开灯的人也看不见里面……”
张春桥看了他一眼，眼光很深，杜修贤禁不住打个寒战，煞住话头。
走到门外，江青还叫住他们，要他们专门研究固定灯的使用，好好总结经验。
回到4号楼，离天亮还有3个小时。
第二天，电影电视又改了一遍，请示总理是否再看，秘书回话：改了就行，不看了。
姚文元也回了话：写个检查。
按照经验，这个检查非杜修贤这个组长写不可了，而且还不能轻描淡写。
没有想到，辛辛苦苦写出来的长篇检查如石沉大海，送上去就不再见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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