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节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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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跟“两线”较上了真，并批评杜修贤是“三十无害论者”。直到毛主席书房里重新安上无害光线固定灯，历时半年的“两线”风波才告结束
毛泽东书房里安了固定灯，大家都以为这就是最先进的摄影灯具了，正像江青说的那样：“你们条件不错啦！有固定灯，北影厂的灯具更差，还比不上你们呢。”想想看，一个大电影厂竟比不上一个小小的摄影组，能不知足吗？
就在大家心满意足的时候，没想到灯光里却隐藏了眼睛看不见、用手摸不着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当超过一定数量，对人体就有害。而在这方面他们却一无所知，可以说，他们兴高采烈将有害光线请进了主席的书房里。
一天，警卫局局长杨德中打电话给杜修贤：“老杜，总理最近看见一份外国资料，那上面说我们中国用的摄影灯，是含紫外线较多的强灯光，对人的身体有害。总理指示要你负责这项工作。你查一查你们协作组用的灯光和闪光灯，做个技术鉴定，含不含有害光线和有害程度，尽快做个书面报告。”
杨德中说得有道理，拍摄中央高层人士这事可是马虎不得的。杜修贤答应他立即去查。
连夜，杜修贤就将事情汇报给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同志，事不宜迟，当即召集外事协作组和有关研制人员开会。会上决定请上海的专家做技术鉴定。
第二天晚上，杜修贤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见到总理，不等他主动汇报灯光的事情，总理就先问：“老杜，德中打电话给你了吗？”
“打了。我们已连夜布置对灯光进行技术鉴定。”
“你上次对我说，美国人说我们的灯好，好在什么地方？”
“灯体积小，轻便，亮度大，灯前加了毛玻璃，光柔不刺眼。”
“有没有超量的紫外线和红外线？”
“这……这，少华同志已去上海鉴定了。”杜修贤有点语塞。
“没有搞清楚，还能用吗？”
“……”杜修贤无言可答。
他叹了口气，痛惜地说：“主席的眼睛与经常受摄影灯照射有关系，医生说的。眼睛就是这个灯照坏的，中央首长里有许多人的眼睛都不行，活动后感到眼睛发胀发花。唉，这怪我没有及早发现这个严重性，强光照多了，慢慢积累就会诱发眼病，以前不知道，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最近，在一个外国的资料上看到，说我们用的摄影灯光强，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对身体有害。你们只管照，也不管有害无害？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啊！你们是拍摄中央领导人的记者，外国人都知道有害，我们自己还不知道。”
总理表情很严肃，好像他一点都不管中央领导人的眼睛似的，杜修贤心里有点委屈。
“主席那儿我们使用了固定灯了，没有再使用摄影灯。”
“许多公开场合，不是还使用摄影灯吗？”
杜修贤又哑了。
“如果对身体有害，我看宁可不用，或者少用为好。”总理看了看杜修贤手里的闪光灯，问，“外国人用的灯有没有有害光线？”
“有！当然有！他们的灯没有毛玻璃，光更透更亮。”杜修贤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
“态度要科学，说话要有根据。你负责搞清楚什么光里含多少有害光线？有多大损害？写个报告，要快！”说到这里，总理起身去福建厅会见外宾。
也真邪乎了，从那以后，杜修贤发现摄影灯的光真是这样刺眼。就像总理说的是“杀人武器”一样。
几天后，石少华同志从上海回到北京，带回了数据，杜修贤一看，乐得差点没跳起来。几天落魄的心终于有了底。正好当晚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客人，他可以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总理，让他也了却这桩心事。
晚上，总理悄然无声地走进大会堂，和上次一样，他又将忧愁的目光投在地毯上那几只横七竖八的摄影灯上。这次杜修贤心里安稳了，不再发毛了。你看就看呗！总理来到杜修贤的身边：“老杜，上海有消息吗？”
“少华同志回来了。数据也出来了。”杜修贤还故意停顿一下，似乎想制造一点惊人的悬念，“红外线滤去百分之七十；紫外线滤去百分之九十！”
杜修贤挺神气地望着总理，这回您该放心了吧！
“那百分之三十的红外线怎么办？”
百分之三十红外线？天！……总理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措手不及中杜修贤急中生智，“总理，人还是需要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那百分之三十的红外线可能没害。”
“可能”激怒了总理，他平素最反对人在他面前使用“可能”、“大概”、“也许”之类的猜测词句，现在他的摄影记者也在含糊地对待关系到国家领导人身体健康的大事。他怎能不生气？
“身体需要，眼睛不需要！你是组长，怎么能这样抱有侥幸？要管起来，管好。上次姬外长访问伊朗，中国电视台的记者在宴会上炸灯，那光彩吗？你不检查不报告。为什么出国前你不负责检查摄影灯……什么？你说什么？”他把耳朵侧向正在小声嘀咕的杜修贤。“上海也炸过灯！”杜修贤又大点声说。总理又好气又好笑地打量了他一眼：“你只举例子，例子多得很，一百个也有，你活到老也是这样。要解决问题，不是举例。伊朗爆炸你不注意。日本爆炸呢？美国爆炸呢？你不重视？伊朗是小国也要重视。离人家这么近拍摄，在人家头顶上拍，不礼貌嘛！夫人的衣服烧了个洞。赔了没有？”
“赔了。赔了一块好衣料！”
“这就对。那个记者要检查，你负责向我报告。怎么？不服气？‘可能？’中央领导人的眼睛都是给照坏的。你还‘可能’没有害处。你呀，是个‘三十无害论者’。回去好好想想。”
总理说完气呼呼地朝门外走，到了门口还又扭过头补了一句：“不把有害光线搞清楚，你们再照，我就下令不让你们照！”
厅里鸦雀无声。杜修贤愣愣地望着已经空落的门口。别看他嘴硬其实心里比谁都急。这摄影灯光线不搞个水落石出，他们怎能心安理得地将摄影灯对着中央领导人？又怎向总理交代？没有多久，三份测定报告送到杜修贤的手上——《三种人像灯的红外线和紫外线照度测定报告》、《新闻摄影灯的红外线、紫外线照度测定报告》和《新闻摄影灯的红外线、紫外线能量测定报告》。
报告称：据上海气象局对上海地区太阳辐射能量的测定数据，在历年四月份上午十时左右的太阳光中红外线能量为每平方厘米三十毫瓦左右；波长在三百五十毫微米以下的紫外线能量为每平方厘米五百微瓦左右。在离改进灯2型二米处，红外线能量约为上述太阳光中红外线能量的一百二十分之一；波长在三百五十毫微米以下的紫外线能量仅为上述太阳光中同波长紫外线能量的一万五千分之一左右。
一个一百二十分之一；一个一万五千分之一。这次绝不是“可能”，而是白纸黑字。
杜修贤立即报告了总理。
原以为这场红外线、紫外线风波可以拉上帷幕了，哪知这场风波的高潮还在后面呢！
按理，他只是个摄影记者，最多还是新华社摄影部的副主任。可是外事协作组的组长往头上一套，这就套出了一大堆本不属他管辖的事情来。什么电影电视机器设备的引进；什么人员配备；什么彩色胶卷研制；什么研制无害灯具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灯光风波想象不到的复杂，也想象不到的曲折！
7月底，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叫杜修贤立即去总理的办公室，有事找他。
正是太阳当顶时，酷热难耐的街道上几乎不见行人的踪迹。车子进了西花厅，杜修贤一下车，路面像晒熟了一般，脚下立即感到一阵炙热。
总理的办公室门虚掩着，他没敲门就轻轻地推开……
总理坐在已铺席垫的沙发上看文件。是脚步声惊动了他，目光从垂落鼻梁的老花镜上面射了过来。杜修贤看他脸色不太好，心里七上八下的，不敢先开口，只是小心翼翼地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
“老杜，主席书房里的固定灯是你负责安的吗？”
“是啊。”
“谁同意的？”
“江青提议，办公厅主任同意的。”
“灯是从天安门城楼上卸下来的吧。”
“对！”杜修贤心里奇怪，总理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测定了没有？你只给我一个手动摄影灯的测定数据。固定灯呢？为什么不测定一下？”
杜修贤心里一沉，坏了。我怎么忘了固定灯！这可是最重要的地方啊！
“我了解过了，那种灯含有较强的有害光线。立即停止使用！”
这一次，总理又把杜修贤“将”住了。
他望着总理清癯的脸颊，心里充满了失职的悔疚，真不该给日理万机的总理增添这样不该增添的麻烦，让他为这些琐碎的事情分心了。这段时间看着总理消瘦下去，听说生病了。可怎不见好起来，怪叫人揪心的。
回去的一路上，杜修贤都在责骂自己，怎么能有这么大的疏忽呢？这不是昏了头是什么？
第二天，毛泽东书房里的固定灯停止使用。从3月装上使用到7月停止，一共使用过4次，幸好发现早，还没酿成不可挽回的灾祸。
杜修贤一边等上海制造新型灯具，一边用手灯在主席书房里拍摄。毛泽东更加显得不适，他的一只眼才开刀摘除了白内障，术后的眼睛经常流泪。如果见强光，眼睛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了。于是，杜修贤3分钟的拍摄时间，变成了1分钟，这几乎是喘一口气的工夫。
一个月后，上海的新型灯具终于到了。电工们连夜突击安装，悬吊在原来旧灯的位置上。大家兴奋得和盖新房上梁似的，终于大功告成，可以松下一口气了。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灯，连续开灯20分钟，灯外的镀膜就掉了，这还过滤个屁啊？杜修贤差点没给气疯了。
面对“脱皮掉肉”，束之高阁的灯，他们哭笑不得，一筹莫展。
说什么也不想惊动总理了。可是精明心细的总理每次都陪外宾到主席的书房，他们手里醒目的手灯，怎能瞒过他那双洞察秋毫的眼睛呢？
“想想办法，在北京附近的工厂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镀膜工艺。”总理和他们一同想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10月他们在北京的一家部队研究所里找到了“救星”。固定灯重镀后，一试，令人开颜：50小时也没脱膜。这年代要找个质量过关的产品还真不容易！
历时半年之久的红外线和紫外线风波终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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