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主席的眼睛，周恩来指示把拍摄时间限制在三分钟。这下可让那些平时从容不迫的摄影师们慌了手脚
　　
　　1973年春季，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愈发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因此，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给“红墙”摄影师们打了个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儿拍摄还要作些新的规定。
　　
　　从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
　　
　　毛泽东身体状况日衰，而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不能拒绝这个热忱的世界。
　　
　　这天下午，杜修贤刚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景，照片和电影胶片也刚冲洗剪辑好，等总理的空隙见缝插针，送他审看。
　　
　　“文革”以后，总理规定拍摄人员，外事活动结束后两小时，新闻照片要到他手里审发；三小时内电影电视片要投在幕布上。当时杜修贤他们机子里装的是32度电影胶片，冲洗工艺比较复杂，从冲洗到看样片，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有时他只好少剪点电影胶片，一卷好快些照完。像流水作业似的，他边拍边叫人不停将胶卷往社里送，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
　　
　　杜修贤等了一会儿不见大会堂来电话，估计总理正忙，没有时间审看片子。他也想来个见缝插针洗个澡，没料这“针”还没插进“缝”，总理那边来了电话。
　　
　　“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见客！”
　　
　　杜修贤慌忙跳出浴缸，也来不及擦干身子，湿漉漉套上衣裤，抓起相机，就水淋淋往门外跑。跑出门才想清楚，刚才总理电话说主席晚上11点见客人，现在叫他们去大会堂。
　　
　　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总理要审片？
　　
　　杜修贤等人一进大会堂就径直往总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厅走，到门口一看，总理不在。服务员告诉他，总理在东大厅。总理见他到了，看了看表，做了个手势叫他坐。
　　
　　借着灯光杜修贤观察总理的神情，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最近主席视力下降厉害，你们知道吧？”
　　
　　杜修贤点点头，但他已意识到不妙。
　　
　　“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我找你们来，是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只给你们3分钟的拍摄时间，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说到这，总理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杜修贤，“老杜，你负责指挥好。”
　　
　　3分钟？！杜修贤和他手下工作人员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谁要违反规定，我不找别人，就找你这个头！”总理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杜修贤想放宽时间的请求全堵在嗓子眼里了。
　　
　　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如此。
　　
　　宴会后，总理在西大厅看了电影电视片，他没提什么意见。
　　
　　放映完，他们收拾好东西，就驱车去“海里”。“海里”是工作人员对中南海的简称。
　　
　　毛泽东住宅外很静，微风徐徐。不远的中海映着一轮清月，凛凛月光随着波动的水纹，星光跳闪……这恬静的夜晚，杜修贤却无法平静，心里老想那“3分钟”。
　　
　　杜修贤踏上极为熟悉却又陌生的台阶时，发现失去了以往的镇静和从容，汗老是密集地渗出来，本来就潮湿的内衣，显得更加闷气、黏糊，很不舒服。
　　
　　毛泽东书房里没有人，他们赶快放线架机子。
　　
　　“3分钟能够吗？新闻片放一次还要五六分钟。”
　　
　　“主席的神态要慢慢等，3分钟光拍也来不及，别说等了。”
　　
　　拍电影拍电视的记者在一边嘟嘟囔囔的，杜修贤的心情更烦躁，勉强压住阵阵攻心的虚火，说：“今天，咱们光试试，万事只有开头难。你们还比我强点了，机子可以转足3分钟，回去可以剪辑，多少有个余地，我呢，只能一张一张地按。每张都要成功才行。你们说3分钟我能按几张？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可这是总理的指示，咱们得听呀！千难万难，咱们不能再给总理添难了。主席的眼睛不到这么严重程度，也不会这么限制我们的。再说咱们到底还有3分钟时间，抓紧点，估计还是够用的。”
　　
　　大家这才不吭气了，埋头整理手里的机器。他们谁心里都清楚，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周总理操心最多。他今天只给3分钟也是事出有因，无可奈何之举啊！
　　
　　第一次他们终于闯了过来。
　　
　　握手1分钟，关掉摄影灯。他们微微地松了一口气，等客人就座，开始会谈，他们又进去拍1分钟会谈的镜头。最后，毛主席站起来送客人，他们再拍1分钟。
　　
　　开始，他们不太掌握毛主席的病情规律。会谈刚进行时，毛主席的精神面貌不佳，头无力地倚在沙发上，照出照片显得无精打采。后来渐渐发现，稍晚一点进去，毛主席的情绪要好一些。有了经验，他们便摸到了最佳分配3分钟的摄影时间，冲洗出来的镜头效果也要比刚开始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