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节 论剑华盛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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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美方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攻势，王岐山暗藏机锋。在2009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王岐山公开要求，美国必须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安全。作为一个不寻常的举动，王岐山在发言后，冲着我们记者的方位又提高声音公开叮嘱：“这份讲稿可以提供给记者”。我一愣，在公开场合，叮嘱向记者提供讲稿，其实就等同于说明原先的计划并没有这样的安排，这意味着是中方采取的新的行动，其中必有针对性。
至2011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已开过三轮。但在人民币汇率上最激烈的攻防，则发生在2009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轮对话中。作为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我参与报道了对话的全过程。其中的你来我往、斗智斗勇，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让人感叹不止。
2009年7月28日，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楼（EEOB，EisenhowerExecutiveOfficeBuilding），西侧临17街的一面，两年前失火留下的黑色疮疤依然可见。在白宫北门外，一些“藏独”团体正在示威，声音嘈杂，让不少兴致勃勃来参观白宫的游人，好奇之余，也颇感无奈。
递上护照、记者证，进入铁栅栏，穿过安全门。下午2时许，在一位白宫年轻新闻官员的带领下，我们几位记者经过严格安检后，从北门进入白宫大院。
我们没有径直去二十米外的白宫新闻发布室，而是拐弯右行，穿过一道昏暗的长长走廊，来到了白宫西侧的艾森豪威尔楼的一个会议厅。
艾森豪威尔楼，又被称为老行政楼，建于1871年至1888年。美利坚合众国刚成立时，它是美国多个政府部门的办公楼，最早被称为“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大楼”（State,War,andNavyBuilding）。随着美国联邦机构日渐扩大，白宫规模也逐步膨胀，多个部门挤在一起办公既不现实、也不理面。于是，政府部门随后迁移了出去，行政楼现在主要由白宫幕僚使用，副总统的礼宾室也设在这里。
虽然是在美国权力最高核心的白宫，艾森豪威尔楼会议厅却并不豪华。不大的舞台上，摆放着两张高台演讲桌，下面则是从低到高的阶梯座位，颇有点类似大学的阶梯教室。这让我想起国内一名公司老总的话来，最豪华的办公室，好像还是在中国国内！
美国微妙的地点选择
奥巴马上任后、中美第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S&ED，China-U.S.StrategicandEconomicDialogue）闭幕记者会，就选择在这个昏暗的会议厅举行。
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奥巴马上台后新建立的一个对话平台，涵盖了此前的战略经济对话（SED，China-U.S.StrategicEconomicDialogue）和战略对话。两者总体归一，但实质性对话，仍一分为二，在美国方面，仍由财政部和国务院分头领导。
SED变成了S&ED，英文相差一个字母，中文则多了一个没有实质性意义的“与”。之所以这么处理，在我看来，不过是新的美国总统上台了，总希望能另起炉灶，开创自己的政绩，但招牌换了，菜肴应该差不了多少。
不管是SED还是S&ED，每年数十名部长来去匆匆、济济一堂，真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布什时期的美国财长保尔森（HenryPaulson）就认为，中国的决策体系是集体决策，而一项具体政策往往牵涉到多个经济部门，因此光是两个对等经济部门的对话，有时并不能发挥实际作用，这就需要双方经济领导层的共同参与，有了高层的首肯，下面解决问题也就更加容易。
在保尔森看来，通过SED，美中找到了有效处理贸易纠纷短期摩擦的方法；而且，SED的成功，为两国奠定了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基础，并为更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平台。曾担任美国财政部执行秘书长、并亲身参与SED对话的泰娅•史密斯（TaiyaSmith）女士就对我说，美中确实还存在一些误解，但通过S&ED，双方可以增进了解，之前SED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就是例证。
时任尼克松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的唐安竹（DrewThompson）则对我说，新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有助于推进两国间的合作，而中美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对两国都有利，尤其是考虑到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而2009年的的第一次对话，“很大程度上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测试’。”
测试的焦点问题，则是美国屡试不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中方则对应的是不断高企的美国财政赤字，前者是美方关注目标，后者是中方担忧所在。
虽然中美利益涵盖范围广阔，且迭有龃龉，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最近几年和未来几年，中美经贸关系很大程度上就由这两个问题主导。
对于选择艾森豪威尔行政楼小会议厅作为闭幕记者会，我刚开始颇为不解，并询问一位熟识的美方官员：“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
在我这个记者看来，这个会议厅太小了，许多记者因此都被拒之门外；另外，进出白宫手续繁杂，徒然增加大家的工作量。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选择国务院、财政部或者白宫附近的许多联邦办公楼。美国的联邦办公楼虽总体没有中国的占地广阔，但富余的地方依然多多。
对我的“抱怨”，这位官员笑而不语。
在国际政治中，领导人怎么会见，在哪里会见，什么时间会见，往往都是很有讲究的。这次S&ED自不例外。
S&ED奉行的是双领导制，战略对话由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主持，经济对话由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盖特纳（TimothyGeithner）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主持。其中的微妙关系，自然也就反映在了会场的选择上。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次对话，开幕式选择了与两部门都没有关系的罗纳德•里根大厦（RonaldReaganBuilding），随后具体对话则在国务院和财政部分别进行，最后成果会，自然更需有一个超然的单位，在国务院和财政部之上的白宫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中美关系上，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的心结，其实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HenryPaulson)就颇有体会。2006年他发起战略经济对话，全面主导中美关系，就让被置身其外的国务院颇为不满。时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哈德利(StephenHadley)就警告保尔森，必须避免冒犯当时的女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Rice）。
哈德利对保尔森说，赖斯当时的最大顾虑，就是“你不应该有两个国务卿，一个负责经济事务，一个负责除经济外的其他所有事务。”赖斯是总统布什的密友，得罪了赖斯，也势必就得罪了布什，或者如果赖斯要使绊，保尔森也将吃不了兜着走。
刚就任财长的保尔森自然心领神会，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赶忙找赖斯沟通，向她介绍SED的构想。保尔森对她说，一个稳健的美中经济关系也有助于赖斯处理对华外交事务。他向赖斯保证，“只有一个国务卿，那就是你，我只是希望配合并和你共同工作，帮助你取得你所希望取得的成果。”
赖斯也跟他开玩笑说：“记住，你在（内阁）序列中，紧随国务卿排名第二。因此，出去时只许走在我后面。”
随着奥巴马2009年上台执政，美国政坛大换班，昔日的赖斯和保尔森，换成了希拉里和盖特纳。但心结依然有，规矩不可无。我注意到，在每次出场中，盖特纳都跟在希拉里的后面，每次接受提问，他也总是让希拉里先行回答。一次两人同时出席一个公开活动，现行离去的盖特纳在出口处特意停下来，作了一个请的动作，等希拉里从身边过去后，方转身跟随其步出会场。
美国上下级关系看似融洽，但在正式的场合，礼数周到，尊卑有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王岐山突出奇招
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期两天。当我在艾森豪威尔大楼会议厅耐心等待记者会的召开，双方的对话已进入尾声，中美部长们正陆续从会场赶来。
先期抵达的部长们开始在会议厅落座。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的朱光耀就坐在我旁边，并和我打招呼：“你好，我今天不坐部长席了，跟记者朋友坐一起。”在整个经济对话层面，朱光耀担任事实上的新闻发言人，因此我们都比较熟悉。
“朱部长，对这次对话，您觉得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大成果？”我问他。作为对话高官，他的亲身感受自然更有说服力。
爽快的朱光耀略微思考了一下，然后让一名女助手拿来一份中文成果清单。他指着其中的一段对我说：“你可以注意这一段，这才是这次会谈的最有意义成果。”
我拿过他递过来的中文成果清单，他手所指向的，是一段只有27个汉字的句子：“（美国将）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我立刻明白，这种说法，事实上就是美国在美元政策上对中国的承诺！如果要说有什么重大意义的话，这可是在最近几年中美货币政策的博弈中美方首次向中方做出妥协和承诺。
中方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关注，牵涉到中国在美大量资产的安全性。按照美国政府当时公布的数据，美国2009财年赤字将越过１万亿美元大关，巨额财赤，加上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累积的是通胀上行、美元大幅贬值的风险。日后希腊债务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当时公开的数据，中国外汇储备中至少有2万亿美元储备，其中美国国债超过了8000亿美元，如果美元大幅贬值，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在美资产价值的大幅下降，甚至血本无归。
因此，中国在美资产安全问题，是国内各界关注的问题，自然也是对话的一个焦点话题。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前，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调侃说：“就像银行家去拜访一个过度借贷的客户一样，中国经济高层反复对美国人强调，美国控制债务的重要性。”
这从当时中方代表团组成也可看出。在宏观经济、外交等领域，中方官员多是副部长，以至于一名中方部长对我感叹，这次中方来得官员级别低了点。当然，美方是东道主，各个部长与会都比较方便。但在金融领域，中方参加对话的基本都是正职，比如有财政部长谢旭人、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等。
对话也由此变得极具针对性。2009年7月28日上午，在美国财政部举行的经济对话上，和盖特纳一同主持对话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开门见山，他在发言中就强调，美国必须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安全。
他一度提高声调说：“美国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应当处理和平衡好美元发行对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影响的关系。”
或许是看到此前发言的盖特纳已将发言稿散发给后排的记者，或许是感觉到他刚才发言的重要性和分量。作为一个不寻常的举动，王岐山在发言后，冲着我们记者的方位又提高声音公开叮嘱：“这份讲稿可以提供给记者”。
我一愣，在公开场合，叮嘱向记者提供讲稿，其实就等同于说明原先的计划并没有这样的安排，这意味着是中方采取的新的行动，其中必有针对性。
很快，我即从外交部官员手中，拿到了王岐山的讲稿的全文。不过千字的讲话，可以说向美方明确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比如，王岐山指出，在当前困难时期，中美双方更应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共同保持两国贸易投资发展势头。中方会努力扩大从美国进口，也希望美方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
王岐山接着说：中美双方应积极推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希望美方平等对待中国在美投资企业，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安全。中方还认为美国应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王岐山还倡议，中美双方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前提下，不出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措施。
中美开始短兵相接，中方提出了自己的要价。狭路相逢勇者胜，两勇相争智者胜。从最后的成果看，中方的这些关切，大都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回应。
比如，在高科技进口限制方面，美方同意采取积极行动，落实相关已签订的协议；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地位上，美方也承诺切实考虑中方关切，“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在确保投资待遇问题上，美方则保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不论其来源地，得到一致和公平的待遇”；至于主权财富基金，美方则重申经合组织确定的接受相关投资的“开放和非歧视原则”。
当然，也有没有得到积极回应的方面。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双方只是泛泛而言将“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显然，美方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制裁大棒，我在当时的文章中就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关贸易摩擦将只多不少”。这种判断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的智慧！
美整个财经班底出动释疑
中方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继续维持财政赤字，必须依赖中国的持续投资。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就多次扬言，不怕中国抛售美国国债，他的理由是，如果中国这么做，将帮助美元贬值，有助于增强美国竞争力，“我们应该向他们发一封感谢函”。
但美国要刺激经济，还需要借更多的钱，因此对于中方在赤字问题上的担忧，美方自然不敢忽视。
早在布什政府时期，在金融危机之中，美方就多次在赤字问题上和中方沟通。保尔森曾回忆说，在2008年一次对话前夕，他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花了相当长时间讨论能源价格上扬和环境问题，而这正是随后战略经济对话的焦点议题，但是“王最感兴趣的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问题”。
保尔森说，他只能坦诚告诉王岐山美国的困难，并不忘提及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之一。“我强调，我们理解我们的责任”。
在奥巴马上台后的第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财政部负责对话具体事宜的洛文杰(DavidLoevinger)对我解释说，美方当时采取的对策，是努力让中国确信，美国充分认识到财政赤字的问题。就是说，美方让中国放心，美国不会欠债不还，中国尽可高枕无忧。
美国的法宝，就是搬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伯南克亲自出马，向中方介绍了美国货币政策的情况，并解释美国相关“退出战略”的情况——即美联储如何快速消除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避免这些大胆措施导致通胀恶性上升。
“美联储独立决策，由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来解释（相关情况），再合适不过，”洛文杰这样对我解释。
其实，出场的不仅仅只有一个伯南克。为打消中国官员的顾虑，当时的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SheilaC.Bair)、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玛丽•夏皮罗(MarySchapiro)和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亨斯勒(GaryGensler)，以及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LawrenceHenrySummers)，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Romer)、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彼得•欧尔萨格(PeterOrszag)——可以说，美国当时整个的财金班底，一起登场。
欧尔萨格详细向中方介绍了美国财政赤字情况。尽管具体如何说明不得而知，但不外乎不久前我就此问题询问萨默斯时，萨默斯所选择的回答逻辑：一，美国目前仍面临经济下滑的风险，因此赤字是必须的；第二，奥巴马已制定削减赤字的计划，应该能将2009年的1.8万亿美元赤字削减至2010年的1.26万亿。
其实，萨默斯只说对了一半。最终的数据显示，2009财年，美国赤字虽未到1.8万亿美元，但1.41万亿仍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而2010财年则不止于1.26万亿，而是达到了1.56万亿美元。
动辄数千亿美元的数值变动，也说明美国财政赤字的不确定性，这自然更加剧了中方的担忧。其中的道理也很好理解。你作为债主将大笔钱借给了张三，但张三不想开源节流，反而更加挥霍无度，那债主自然如坐针毡了。
中方自然寸步不让，并继续向美方施压。2009年7月28日，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经济对话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会议上，也即在中美双方讨论贸易和投资时，美方最终作出让步，即同意“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
这也就有了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对我所言的，这是中方取得的最大成果。而此后数轮对话，中方取得的成果，很多也就是在此基础上略有神话。
但短短的一行文字，就真得做得了数吗？希腊也曾誓言要遵守财赤不超过GDP3%这根红线，但最终其财赤比例超过了13%，希腊因此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并不得不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这也是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的滥觞。
美国或许可以避免希腊的问题，毕竟，美国有希腊等国无法比拟的好处，那就是美元是主权货币，又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来转嫁自身经济风险。也难怪曾当过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世界银行银行佐利克(RobertZoellick)曾向我感叹，当他帮助其他国家努力填补财政和贸易赤字时，总是感慨美国的这一好处——可以自由发行债券和印刷钞票。
这其实也正是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中国的担忧所在。从美国财赤不断上行来看，尽管美方也作出了某种承诺，但就像雷曼兄弟在未垮台前也向客户承诺自己会绝对安全一样，美国的债务风险一天存在，中国的投资安全性就一天面临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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