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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论剑华盛顿(二)

  盖特纳前倨后恭
  
  朱光耀指出的“成果”之所以颇让我吃惊,因为这显示了中美双方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攻守易势。中方在外交上取得的进展,与2008年初美国财长盖特纳的发言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09年初奥巴马上台执政,到2010年夏天我结束在华盛顿的任期,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中美在人民币汇率上的对攻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美方炒作-中方博弈-美方再发难”的过程。(美方再发难部分,参见本书第一、第三和第四章。)
  
  如果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博弈的第二轮,那么第一轮,就是围绕着盖特纳的言论展开。
  
  2009年1月22日,盖特纳在出任美国财长前回复美国参议员的信中称,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奥巴马将为此积极使用各种外交手段,寻求中国改变汇率政策。
  
  “奥巴马的这一结论得到大批经济学家结论的支持。”在我从美国财政部拿到的这份信中,盖特纳直言不讳。而在担任参议员时,奥巴马确实曾支持相关司法立案,要求对中国等操纵货币国家采取报复措施。
  
  由此,盖特纳强调,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何时以及如何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收到成效而不是于事无补。”为此,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奥巴马的新经济团队将制定完整的战略来解决这一货币问题。


  
  人民币问题是一个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焦点问题,其问题的实质就是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在人民币诞生以后,大部分时间实行的都是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固定 汇率有很多种类型,有的国家将货币与黄金重量挂钩(TheGoldStandard),有的则将自己国家的货币和别国货币挂钩 (ReserveCurrencyStandard)。
  
  这种被挂钩的货币被称为储备货币(Reservecurrency),储备货币一般是在国际交易中经常用到,或者就是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像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就是因为美国是国际上使用最为普遍的货币。
  
  二战后的固定汇率体系——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体系则是将两者结合,被称为黄金交换标准(GoldExchangeStandard),除 此之外当然还有不少种类固定汇率的种类,比如将自己国家的货币和其他一篮子货币挂钩、还有虽然选定了固定汇率,但隔一段时间就加以调整等。
  
  浮动汇率,顾名思义,代表汇率会上下浮动,汇率的变化造成国际贸易和投资决定更困难,所以理论上说带给贸易和投资的风险也比固定汇率更大。不过,事实 也并非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年的一项研究就指出,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流动性(volatility)大致相仿。原因 主要有两个:首先,与其他国家货币挂钩的固定汇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还是会继续浮动。比如说,人民币和美元挂钩,但人民币和美元一起相对于欧元仍持续 浮动;其次,采用固定汇率的货架一般也会周期性地令货币升值或是贬值,有时幅度还挺大。
  
  这种幅度也可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中可见一斑。至1970年前,美元兑人民币大致在1:2.46。上世纪70年代,人民币一度逐步升值,到1980年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约为1:1.50。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人民币开始逐渐贬值,到1994年贬至1:8.62。而在1997年至2005年,美元兑人民 币固定在1:8.27。
  
  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逐步贬值,促进了中国的对外出口,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中国贸易盈余的增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 对华贸易争端开始不断升级。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之所以美对华存在巨额贸易赤字,根源就是人民币存在严重低估,因此美国应该迫使人民币升值,否则就对中国实 施制裁。
  
  2005年7月21日,中国开始改变人民币固定汇率政策,一次性将人民币升值至1:8.11。人民币随后进入缓慢升值通道。但对此美国仍不感到满意,认为人民币仍存在相当的低估,未能有效改善美对华贸易逆差的局面。
  
  于是在2007年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华期间,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对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施压,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当然,深谙中国国情的保 尔森的做法是极有策略的。他回忆说:“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巨大贸易不平衡和巨额外汇储备源于其货币政策,但这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更大的因素,在我看 来,是美国人储蓄不足,这导致我们进口太多,并对外国资本存在过度依赖。”

  
  因此在和吴仪会谈时,保尔森大谈人民币升值的好处:“我像往常一样解释说,一个反映市场实际情况的货币对中国继续经济改革和发展非常关键。这能减轻中国上扬的通胀压力,促进其国内市场发展,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在这次会议上,保尔森还提出,希望中国改变政策,提高外国企业在中国金融机构中可获得的股权限制。“吴仪直接看着我,说她在股权限制的问题上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她很快接着说,我在货币问题上的论证显得更有说服力。”
  
  保尔森当即心领神会,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崩溃边缘》中写道,“在这个问题上,她没有再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不会空手回华盛顿了”。在随后几个月,人民币开始加速升值,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2007年12月的1:7.43升至2008年7月中旬的约1:6.81。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华尔街,中国外贸出口面临严峻形势,沿海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为避免危机的进一步冲击,中国决策层重新实行固定汇率政策,将 人民币汇率固定在1:6.82左右。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复苏,美国失业却仍居高不下,中国自然成为美国敲打的对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在美国又渐起高 潮。

  
  盖特纳2009年年初的发言,预示着中美在这个老问题上将又起战端。其实,在2008年美国大选正酣之时,意在白宫宝座的奥巴马就宣称,中国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与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有关。当时是选举非常时期,政客出现点非常言论,也实属正常。
  
  但在奥巴马执政后,财政部长出此言论,那就非同小可了。盖特纳领导的财政部,更是负责中美经贸关系的领导单位。盖氏的这番“强硬”讲话,也明显有别于布什政府时期美国财政部对中国是“非汇率操纵国”的认定。
  
  一时是语惊四座,各方诧然,美国国债市场也由此出现波动。因为按照美国法律,既然中国操纵汇率,美国势必要采取制裁措施,两国就很可能会爆发贸易战。
  
  这对美国有利吗?我记得当时美联社就引述一些专家的话说:在世界经济处于衰退时期,与中国挑起贸易战是“危险的”行为。美国国会会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 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拉森(RickLarsen)则坦言,美中都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两国利益休戚相关,“寻找替罪羊”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也迅速作出回应。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苏宁说,中方注意到西方国家有人士称“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些言论不仅不符合事实,更是对金融危机原因分析的误导。中方认为面对金融危机应该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样有利于找到解决问题和克服危机的途径。
  
  苏宁含而不露,却让盖特纳领受到了中方的压力。“失言”的盖特纳在感受到财长言谈的权威性同时,也显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调整立场。
  
  在2009年3月赴伦敦为20国集团峰会做准备时,盖特纳谈到中国关系,我注意到,他特地用了“三个非常(Very)”来形容中国在全球性危机中的表现:非常强有力、非常具有稳定性、非常重要,并强调美国将和中国进行“密切合作”。
  
  在2009年4月15日呈交国会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美国财政部明确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都未发现操纵货币汇率。
  
  盖特纳转了一个大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识到在当前这个敏感时刻,挑起人民币问题是不明智的。因此在汇率报告中,他就开始回避问题,着重谈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积极举措。
  
  按照盖特纳的说法,之所以认定中国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存在四个因素。
  
  第一,中国正采取措施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第二,在2008年6月至2009年2月底间,人民币实际升值了16.6%。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恶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货币急剧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还有所升值。


  
  第三,官方数据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外汇储备增速在放缓。
  
  第四,中国采取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规模在20国集团内仅次于美国,将有助于促进中国内需增长并平衡中国经济。
  
  盖特纳说,所有这些措施将是中国一系列平衡经济举措的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由此将会转变为更多由内需,尤其私人消费所驱动的模式。
  
  当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盖特纳也强调,美国仍然认为人民币存在低估。盖特纳虽留有余地,但毕竟,低估和操纵,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美国政坛,盖特纳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最了解的官员之一,他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过中文,他的大学学历也充分说明了他对亚洲和中国的兴趣,1983年他从 长青藤名校——朴茨茅斯学院拿的本科文凭专业是“政府和亚洲研究”,1985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的硕士文凭专业是“国际经济和东亚研究”。顺带说一 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东亚和中国研究非常著名,许多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的“中国通”(ChinaHands)都毕业于该校。
  
  作为一个能讲中文的资深政治家和经济学者,盖特纳在上台前就真不明了人民币问题的敏感性吗?可能。毕竟,此前身为联储行纽约分行行长,盖特纳专注于应对纽约的金融风暴中,在人民币问题上可能确实知之不深,或者也未能了解其敏感性,一时口快,就引发成了国际事件。

  
  当然,更可能的,则是他“政治手腕”的反应。一些圈内人士就对我说,盖特纳听证会上指责人民币,目的不外乎是转嫁焦点。他当时因为漏税问题正焦头烂额,遭到许多议员的痛批,在一些涉外问题上展现强硬立场,自然也就更能得到议员的首肯,也有助于他先登上财长宝座。
  
  但他挑起人民币汇率,无疑加深了中方对他的疑虑。考虑到美国财长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领导者角色,盖特纳必须尽快弥合与中方的分歧。
  
  《华尔街日报》刊文就说,中国可能仍对盖特纳心存疑虑,因此,盖特纳需要花更多时间熟悉自己的对手,“尽管他和中国之间的渊源比他的前任(保尔森)更加久远,但直到2008年前,他在中国金融和政治界相对来说知名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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