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小春秋”晚报载：解放前夕，工人上午领到一个月的薪水可以买到五斗米，到下午只能买两斗米了。浏阳东乡的一位农民在长沙太平街一盐号买20斤皮棉，装袋时他发现棉花里有一捆钞票，就一声不响把钞票装进了麻袋，自以为发了点小财。满心欢喜。回到家里用秤一称，那捆钞票的面值还抵不上棉花重量的价值，令人哭笑不得。
　　
　　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国民党败走台湾，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1937年100元可买到两头牛，1938年变为一头牛，1939年可买一头猪，1941年能买到一袋面粉，1943年能买一只鸡，1945年能买一个煤球，到了1948年，只能买到几粒大米。
　　
　　到底是什么导致中国陷入长达十二年的持续恶性通胀？
　　
　　战争是财富毁灭的最极端、最快速的方式。财富不等于钱，而是指价值，但是战争确实是在猛烈地“烧钱”。
　　
　　宋子文和孔祥熙通过发行公债套现、收编民企、征收重税、剥夺“伪产”等方式为民国政府掠得巨额财富。但是，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军队损失惨重，物资消耗巨大，国民政府银库告急。到1945年，不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政府收入，只抵得上开支的1/3。虽然国民政府一共获得美国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但是抗战结束不久又陷入内战，国民政府财政陷入危机。
　　
　　战争期间，前线每天都在开炮，每天都在“烧”大量的现金。战事告急，财政亏空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动印钞机，源源不断地给前线送法币。
　　
　　1937年，法币总发行量为14亿元左右；到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量高达5000亿元；在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到16万亿元以上；到了1948年，法币发行量激增至660万亿元，等于是1937年的47万倍。
　　
　　然而财富不等于钱，货币超发并不代表财富增加，相反财富随着货币的快速增加而迅速贬值，价格则随之节节高升。商品平均价格在1937年到1945年8月间上涨了2000倍以上；内战结束前夕比抗日战争以前上涨了3500万倍。
　　
　　到了内战结束前夕，物价上涨达到了“转眼”即涨的程度。甚至印刷的钞票还末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2000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
　　
　　货币超发直接导致金融性通货膨胀，然而随着中国大片领土快速沦陷，非金融性因素加速推动价格上涨。
　　
　　上海沦陷后，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和工业重镇逐渐被日本人控制。机器、金属、电力设备、化学品和燃料等急需战争物资出现严重短缺，率先拉动价格上涨。金属和金属制品的价格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上涨了6.8倍，而总物价指数仅翻了一番。
　　
　　由于日本对国民党地区强制实行经济封锁，大量的物资不得不依赖于进口，进口品价格也应声上涨。后来美对日宣战，上海、香港等进口通道被切断，进口价格比1937年翻了一番。
　　
　　屋漏偏逢连夜雨，1940年中国农业欠收，农业产量比1939年下降10%，而翌年又下降了13%。政府为了补给抗战，于1941年7月开始直接征收粮食，加剧了市场粮食短缺。食品价格迅速上涨，1940年和1941年，重庆的食品价格暴涨了将近1400%。
　　
　　食品为刚性需求商品，食品价格上涨必然引发连锁反应，工商业领域的工人工资不得不随之上涨，工资增加刺激消费。此时，全国已经出现疯狂的商品抢购和大量的囤积，抢购潮推动物价更进一步疯涨。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胀死循环，一直到国民政府败走台湾。
　　
　　法币迅速贬值，成为了金融毒资产，越来越多人对法币失去信心，纷纷抛售法币，转投美元。这就导致流通领域中的法币使用效率降低，无形中增加了货币投放量。
　　
　　持续恶性的通货膨胀已经大大超出了国民政府的掌控能力，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极度恐慌，但是宋子文却信心满满，拿出了最后一张王牌——抛售黄金。几十年来，通过各种手段国民政府储备了不少黄金，宋子文坚信不需要全部黄金抛向市场，市场便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