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新年又要到了，家家户户都要买新用品做几件新衣服，唤同胞在这个困难的新年里，少快乐，少高兴吧，我们也不必做新衣服，也不必买新用品，快快想法子救中国！救起中国那天再庆新年，那才真叫快乐呢！”
　　
　　“困难当头的中国！
　　
　　同胞们，有四样事要少做：
　　
　　一、少快乐。
　　
　　二、少买日本货。
　　
　　三、少卖日本人东西。
　　
　　四、少给日本人做工。
　　
　　还有四样事要做：
　　
　　一、心里要多有救国的思想。
　　
　　二、有知识的人要多劝导梦中的同胞。
　　
　　三、多用国货。
　　
　　四、多准备和日本人奋斗。”
　　
　　自民国以来，这种宣传语在中国一直没有消停过，每年的“九•五国耻日”抵制日货的传单在上海铺天盖地。不过这一张传单不是出现在“九•五国耻日”的上海，而是出现在1932年1月23日的扶余县城的各个巷口。这个时间点，这个不知名的县城此时出现如此强烈的抵制日货呼声，说明日本人又在此时此地犯下滔天罪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以自己制造的“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东北迅速沦陷。国破家亡的东北人利用传单唤起国人抵抗日本人。
　　
　　与国民政府软弱的“不抵抗政策”不同，学生、工人和商人联合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
　　
　　北平、南京、上海几十万学生纷纷集会抗议，号召全国人民反击日本侵略者，抵制日货。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加入了这场抵制日货运动。工人辞去日资企业的工作，商人拒绝销售日本货，银行拒绝给日本企业提供贷款，全国上下拒绝购买日本货。当时“妇女不穿国货如妓女”，商人销售日本货等同于“汉奸”。
　　
　　不过国人团结一心的抵制日货运动，在日本法西斯面前显得如此软弱，该来的最终还是来了。
　　
　　民生公司第一艘撤退轮船满载着物资和人员启航，几百名孤儿难童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挥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情景悲壮又生希望，令无数人动容哽咽。
　　
　　但是卢作孚已经没有时间感动，他正在接受一项史无前例、关系中国命运的历史重任。
　　
　　这个时间点是1938年10月24日，日本侵华已经一年零两个月了；这个地点是宜昌，距离距已经沦陷的武汉仅300公里。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从此中国进入八年的抗战时期。
　　
　　日本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日本军队由北向南，由东往西入侵，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尸横遍野。自洋务运动以来，东南沿海就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大企业和众多民族小企业，光上海就集中了中国30%以上的大企业。“淞沪会战”战败后，上海大门被打开，上海乃至整个东南几十年苦心经营的民族企业被日本毁于一旦、抢夺一空。预计，除了几百家内迁工厂幸存外，全国85%以上的工厂被日本人摧毁和占据。
　　
　　坐落在天津和南京的范旭东产业首先遭到日本人破坏。除了少部分设备船移到大后方外，范旭东的永利碱厂被掠夺，南京铔厂被炸毁。在这个过程中，范旭东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并与日本人抗争到底，表现出了中国民族企业家的爱国气节。
　　
　　荣氏兄弟苦心经营几十年的产业也毁于敌手。除了租界内几个工厂未被破坏外，上海和无锡几十个工厂、几千台织布机具被炸毁，工人死伤几百人。国破山河在，荣氏兄弟家业被毁，仍与日本人抗争到底。
　　
　　上海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难民、社会名流、工厂跟随西迁。日本人在南京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之后快速西进。日本调集30万大军进攻华中重镇武汉，百万中国军人殊死抵抗，大量难民和几百家西迁工厂紧张转移到宜昌。不久武汉沦陷，宜昌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