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起义一周年之际，孙中山撰文《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如是说道：“……且路线敷设以后，则物产之价值势必增涨数倍。因此种路线，不啻将昔 日市场与生产者遥远之距离，缩短于咫尺之间也。至于地下蕴藏之采掘，金属物产之开发，其利益之丰厚，乃显而易见者，固不待赘言者也。”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 统职务后，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认为铁路之于经济安全、矿产开发、民众沟通都极为重要，试图广建铁路为民造福。
　　
　　民国政府取代清政府执掌国家，并没有将清政府经营的洋务国企收入囊中。大多数洋务国企被民营化，虽然囊中羞涩的民国政府也觊觎洋务国企，但是让位于民企已是大势所趋。
　　
　　就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两个月，轮船招商局才摆脱清政府官僚体制的蹂躏，实现完全商股控制。自盛宣怀夺权以来，招商局变成不折不扣的大国企。与唐廷枢时期相比，招商局不但在管理上完全官僚化，贪污腐败成风，而且业务萎缩，连年巨亏。如此国企弊病，世人今日审视，尤当警醒。
　　
　　南京政府主政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库空荡，军饷无着。革命党人将目标瞄向了已经亏空的招商局，试图将招商局抵押给日本人以筹措军饷。不料招商局股东断然拒绝，誓死捍卫利益。革命党与企业家第一次剑拔弩张、叫嚣对立，最后由孙中山出面，招商局股东才勉强同意借款。
　　
　　因英美两国担心日本将控制招商局，出面干涉借款，此事不了了之。招商局就此幸存，回到民营资本怀抱。
　　
　　以政权夺民利，显然是历史的逆流。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本退出历史舞台，民营资本顺应时代潮流。然而，与民争利而倒下的大清王朝“尸骨未寒”，国有资 本掠夺民营资本的悲剧竟在中国百年商业史中上演多次。每次悲剧上演，民营企业伤痛哀怨，而国有资本并未欣喜狂欢。违背历史潮流的恶果是国体衰败、民怨沸 腾。
　　
　　随着洋务国企民营化，此时中国商业领域呈现三种势力：传统地方商帮、民族资产阶级、外资跨国企业。这三股势力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出现“两衰一盛”的趋势。
　　
　　在当时中国金融领域中，这三股势力消长表现的尤为明显。
　　
　　依靠票号崛起的中国第一大商帮晋商控制了当时中国的金融网络。晋商的票号汇兑网络脱胎于纵横上万公里国内国际贸易网络，远程票号汇兑也就成为晋商金融业务的核心。
　　
　　与中国传统地方商人一样，晋商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票号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达官显贵的“存款机”，也为国库亏空的晚清政府提供了巨额借款。随着武 昌起义后，各地票号被洗劫一空，坚强后台晚清政府轰然倒塌，清政府所欠巨额债务付诸东流。山西票号无力回天，曾经“汇通天下”日升昌驰骋中国金融业近一个 世纪后黯然谢幕。
　　
　　表面上，晋商的衰落归咎于辛亥革命。诸不知，早在100多年前，24名经纪人齐集华尔街68号梧桐树下签订“梧桐树协定”时，晋商传统的票号就注定进入历史的博物馆。
　　
　　看似无比强大的山西票号却固步自封，仅将业务局限在传统的汇兑，没有进入现代商业银行的商业汇票领域，也没有能够创造出类似欧洲的战争债券和国家债券的融资系统。与其说是被战争拖垮，不如说是依附于封建王朝的传统金融被时代抛弃。
　　
　　远在山西平遥县城西大街上的票号没有看到，上海滩正在以一种全新的金融模式崛起。
　　
　　早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就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后更名为大清银行。大清银行虽为官办，却为股份有限公司，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兼有发行纸币、经管国库等权项，其现代化是山西票号所不能及。民国成立年，大清银行改称中国银行。
　　
　　就在日升昌破产的同年，上海宁波路8号一家名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这是当时上海众多现代商业银行中规模不算大的一家，但是出任总经理、曾经留学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光甫，思想先进，眼界开阔，将西方银行的经营管理制度率先引入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并大获成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扫中国落后的票 号经营体制，成为当时中国管理最先进的商业银行。
　　
　　此时环顾上海滩，旗昌洋行大楼早已被轮船招商局收购占有；怡和洋行虽将总部设在上海，但早已没有当年控制中国金融的雄风；太古洋行虽在控制长江流域庞 大的驳运业务，但是其视线已逐渐转向南洋和澳大利亚。昔日依靠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崛起的洋行，今日逐渐衰落。后来居上的汇丰银行，击败外资洋行，控制中国钱 庄，长期掌控中国金融体系。而民国以后，中国金融体系的主宰者即将易主，这次的主人是中国人！
　　
　　此时环视世界，34个国家和地区15亿人被卷进一场空前的世界大战中。整个欧洲几乎沦为乱战中，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灾难深重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遭 受的侵略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将这次战争定性为“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争霸性质的掠夺战争”，这场历时四年的掠夺战争却为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腾出了 时间和空间。
　　
　　欧洲列强陷入战争泥潭，无暇东顾，大部分在华外资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减少，业务市场甚至萎缩。中国民族企业乘机把19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了的一部分市场夺回。
　　
　　与陷入战争的欧洲相比，中国赢得了相对平稳的经济环境，民族企业的兴起，金融市场利好，大量现代商业银行开设，仅在1918和1919年就开设了96 家。更重要的是，先前主要流向外资企业的金融资本，开始大量提供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获得前所未有的资本血液。陈光甫抓住了这次市场机会，积极向民营企业 放贷，助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快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被汇丰银行控制的钱庄获得了生机，到1920年上海有71家钱庄，比战前的1913年多了40家；1920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770万元，是战前的五倍。
　　
　　1914-1918年这5年中，新设企业539家，创设资本达11934万元。战后与战前相比，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些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
　　
　　与大战期间相比，战后重建时期各国所需物质才真正刺激中国贸易增长，民族企业对外出口业务猛增。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统计：“对外贸易直至 1917年的中等程度的增长之后，其价值又由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较前一年提高了30%。出 口增长推动了中国贸易的平衡，1919年的逆差不超过1600万两。
　　
　　在欧洲陷入战乱无暇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民族企业强大的自生力。同样远离战场的日本乘机加速渗透中国，于是积怨已久的中国人举国之力与同日本发动“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