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民族企业高奏凯歌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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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20日，上海南京路上人山人海，人们不是在躲避战乱、也不是在游行，而是在疯狂地涌入一家正开业的商场——先施百货。
这条宽不过十几米、长不过两公里的上海南京路，见证了中国近代百年动荡屈辱史，也见证了中国百年商业兴衰史。
1914年8月的一天，一位名叫马应彪的澳大利亚华侨从他的高级轿车中走下，踏上南京路。马应彪看到南京路上人群川流不息、商品琳琅满目，闻到了商机的味道。于是，他买下了日升楼易安茶社旁边的一块地，三年后，上海第一商业高楼赫然竖立，先施百货也就成为第一家由华人自建的民族资本大型百货公司。
自香港割让给英国后，香港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商贸中心。在公司的发展方面自然领先中国大陆，包括当时的上海。先施百货早在1900年就在香港创立，1909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先施百货开业第二年，营业额已达439万元，正当马应彪筹备1周年店庆的时候，郭乐及其弟郭泉在先施百货的对面开设了一家永安百货。与先施百货一样，早在1907年，永安公司就在香港创立。
有趣的是，两大公司以拼楼高的方式展开竞争。当得知永安准备建一座6层高的商业楼时，先施百货马上把5层楼改为6层。永安百货也不甘示弱，立刻在自己的楼顶上加盖“绮云阁”。先施百货咽受到“俯视”后，又硬加盖了3层“摩星楼”。
先施百货不单纯是一个购物的场所，而是一个集购物、戏院、旅馆、豪华餐厅一体化的消费中心。一时间人山人海，甚至有人流连忘返，数日不归。
先施百货和永安百货的开业，掀开了上海南京路繁华的商业序幕，从此“中华第一街”美誉冠绝海内，延绵至今；也标志着中国民族企业开始以昂首的姿态进入“黄金岁月”。
之后，先施百货出来的刘锡基、蔡昌先后在南京路开设了新新百货和大新百货。先施百货、永安百货、新新百货和大新百货，成为当时著名的“百货四子”。有意思的是，“百货四子”四位创始人的祖籍都来自孙中山、郑观应、唐廷枢、徐润、容闳的家乡，它就是近代如雷贯耳的广东香山。
在中国百年商业历史中，有一个家族的名字赫然醒目、光耀夺人，它就是荣氏家族！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荣氏家族的百年光辉基业就是在这个“黄金岁月”里建立的，奠基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荣毅仁之父容德生及其伯父荣敬宗。
十年过去了，荣氏兄弟在无锡的面粉厂和纱厂已具有相当规模。抓住商机、追逐财富或许是企业家的本能，但是真正吸引荣氏兄弟冒险开创基业的或许不是财富、权力，而是冒险本身。正如荣德生所说：“非恃有充实之资本，乃有充实之精神，精神为立业之本。”
1913年，荣德生留守无锡，荣敬宗离开无锡赴上海与人合资创办福新面粉厂，产品还未出厂，栈单便早被抢购一空，不到一年即获利3.2万元，盈利率达80%。
尝到暴利甜头的荣敬宗，采取“非扩大不能立足”的冒险疯狂扩张策略，主张“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在“快”而“多”的鞭策下，荣敬宗一边开设新厂，一边疯狂收购对手，到1922年，荣氏兄弟经营开设的面粉厂共有12家，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面粉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各厂面粉畅销全国。其“兵船”牌面粉，更远销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一战间出口达80万吨，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
面粉厂的成功经营策略，在纱厂中如法炮制。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申新纺织公司后，先后在上海、无锡、汉口等地疯狂收购纱厂，并都更名为申新纱厂，最后一直扩张到申新九厂。其中申新二厂就是收购日本纱厂更名而来，在当时民族情绪高涨的时代，此事被国人称道。
就这样，荣敬宗冒险进攻在前，荣德生稳重经营在后，兄弟二人默契配合、相得益彰，荣氏产业后来居上、势不可挡，荣氏兄弟名噪当时、威望甚高，被誉为近代中国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
难能可贵的是，荣氏兄弟日进斗金的同时也广办公益、兴办教育，创办公益铁工厂，开设公益工商中学、纺织院校、面粉院校。如此“心正思无邪”，后生肃然起敬。
荣氏纱厂以咄咄逼人之势扩张，并没有威胁到张謇纱厂的发展，相反，大生一厂、二厂顺势猛进，连年赢利，盛极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高达1000多万两，一时间大生股票洛阳纸贵。
荣氏产业和张謇产业的兴盛，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棉纱产业和食品产业的快速发展。全国的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增到1922年的1506634，其中63%属于中国厂主。1920年至1922年两年时间，全国成立了47家纱厂，而直到1928年全国才只有120家纱厂。1917年至1922年，全国开办了26家面粉厂，同时兴办了部分榨油厂。
经营纱厂并非当时张謇的全部，民国时期的张謇大部分精力回归到政治理想中。清王朝时期，他高中状元却孤行弃官忍辱从商，一定程度上被判了儒家传统。当他叱咤商场时，却一直没有放弃“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大清末年，张謇立宪改革，多次请愿，失望而归，后大搞南通自治。
民国初定，革故鼎新，合共建制，张謇的政治抱负油然而生，应孙中山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不久，他又选择了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被任命为农商总长。
处在风云突变的时局中，跨越多重身份的张謇是复杂、矛盾而孤独的，世人应该用“理想”而“务实”观点去理解他。
理想的是他希望尽快结束这种战乱、羸弱，实现“尧舜之治”；务实的是他一再顺应时局，选择合适的人，利用最好的办法结束这一切。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便号召全国“和衷共济，丕兴实业”。后袁世凯倡导“宜以实业为先务”。一时间兴办实业风潮席卷全国，“环视吾囯，谋祛贫弱之病，佥曰振兴实业”。
然而民囯初建，政局未稳，金融萎缩，财政赤字，经济尚待恢复，法制尚未建立，国民虽有兴办实业之心，但兴办实业之举仍障碍重重、困难重重。就连时任民国农商总长的张謇也毫不隐讳地指出：“民国肇新，破坏之业已终，建设之事方始，然而环顾全省（指江苏省），金融停滞，生计凋残，失业之人骈踵待命，加以军政财政错杂纠纷，稍一举歩，天荊地棘，此诚艰难困危之秋也。”
作为振兴实业的负责人，张謇深知责任之重大、期望之殷切。“今欲巩固民国，非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不可”。务实的张謇本着勤勤恳恳、尽责尽力之精神，既继承又开拓、既顺应潮流又切中时弊，提出并积极实施了近代中国最为务实、最为全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制度改革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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