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的市场与历史的暗流上篇 - 第2章实业救国 - 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第3节被动的市场与历史的暗流上篇

　　1895年3月24日下午4时，经过三轮唇枪舌战、据理力争的中日谈判，忧心忡忡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驿馆。就在轿子快抵达驿馆时，一名日本男子从人群中突然蹿出举枪朝李鸿章射击。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所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不久便苏醒。历经大清几十年风雨飘摇，73岁的李鸿章异常镇静，嘱咐随员保存好斑斑血衣，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第二天，清政府来电慰问李鸿章伤势，指示应趁“彼正理曲之时，李鸿章据礼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李鸿章被刺后，国际舆论哗然，日本顾及欧美列强干涉而以退为进。28日，当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到李鸿章的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时，李鸿章不禁喜出望外，身中一枪换来停战，亦万幸。
　　
　　然而，当伊藤博文亮出贪婪的“和约”底稿时，李鸿章愕然。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继《南京条约》后最为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伊藤博文点名要“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谈判，李鸿章被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卖国耻辱，遗臭万年，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换乘轮船，李鸿章不愿登岸也不愿换日本小船摆渡。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的老人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挪过，海风呼啸，凄凉若秋风。

　　
　　然而历史跟李鸿章又开了一次玩笑，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耻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和谈前，朝中无人，李鸿章奉旨回京和谈。上海临别盛宣怀时，李鸿章老泪纵横低声说道：“和议成，我比死”。在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再一次大口地吐血。不久，李鸿章在京城郁郁而终，“两目炯炯不瞑”。
　　
　　李鸿章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奇耻大辱，今日读史，悲愤交加！
　　
　　李鸿章，这个被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顶着历史的骂名，耗尽最后一滴血与列强噩梦般地周旋。大清王朝最后一位卫道者倒下，凄凉秋风扫过紫禁城，金銮大殿摇摇颤抖，爱新觉罗氏毛骨悚然。
　　
　　中日甲午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也标志肩负匡扶大清重任的洋务运动最终失败。
　　
　　与败给西方列强相比，甲午战败，举国上下虽败不服、耻辱萦绕。
　　
　　要知道在此之前，从大唐到清朝，日本一直向中国学习文字、科技、经商、习俗等文明。在中国人的印象中，日本是中国的学生，中国人也不屑地称呼日本为“倭”，带有“低人一等”的贬义。在中国遭遇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邻国的日本也未能幸免。1853年，日本遭遇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黑船叩关”，与中国一样被迫打开国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就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1894年5月，汉阳铁厂已经试产成功，而日本八幡制铁所(后来日本最大钢铁公司新日铁的前身)的投产已经是甲午战争结束后的事情。经过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国已经创建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军工、民用企业，并且能够自主研制枪炮、战舰等现代武器。至少中国还有李鸿章耗尽毕生心血创办的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
　　
　　难道堂堂北洋水师就如此不堪一击？难道洋务运动、实业救国、自救图强的复兴梦想就此化为泡影？难道千年中华真得要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黄海海面上一具具冰冷的大清将士尸体无言地回击了种种疑问，无情地击碎了中国精英阶层的洋务救国梦。旅顺两万死难者的冤魂还在中华大地上游荡、哀怨、悲鸣……历史的明流将日本送进了太平洋融入航海家开辟的新航路，历史的暗流则将中国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上帝说：“没能赶上太阳，那就赶上星星吧！”于是，中国精英阶层穷则思变，虚心西学，开办洋务。1865年，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的这一年，德意志联邦仍然四分五裂；美国刚统一，黑奴制度刚废除，安德鲁•卡内基的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刚成立；法国则还处在连年革命交战中。
　　
　　然而，1870年普法战争中胜利的德意志完成统一，并快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莱克星顿上空打响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起（1775年4月19日），移民勇士就在美洲大陆撒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种子，到1860年美国已经约有25000-26000家公司，成为不折不扣的骑在公司背上的国家。早在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士底狱已被大炮轰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一个月后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被写进《人权宣言》，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英国资产阶级早在1649年就将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1689年颁布《权利法案》使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专政，1862年颁布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司法》。荷兰则早在1608年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

　　
　　时局巨变中，历史的当事人总是容易迷糊，西方巨人以野蛮的方式崛起，中国精英没能分清历史的明流和暗流。就连洋务重臣李鸿章都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一海之隔的日本人看到对岸曾经的泱泱大国硝烟四起，任人宰割。谁为鱼肉？谁为刀俎？同处于内忧外患的日本人了然于胸，于是选择了历史的明流。
　　
　　1867年12月26日深夜，在日本京都三井家族的庄园里，所有人齐集大厅，屏住呼吸，倾听着院外的动静，下一个时刻，三井三郎将做出改变家族命运的决定！据准确情报，德川幕府的三万大军正准备与倒幕派的大批武士决战，京都瞬间可能生灵涂炭。
　　
　　三井三郎已经知道这不是一场简单混战，而是革命！三井三郎迅速做出了判断，支持倒幕派策动“王政复古”政变，倒幕派推翻“幕府”统治，将政权交归日本天皇，发动明治维新运动。
　　
　　接下来中日发生的事情，表面上极为相似，本质却完全不同，而结果，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已经揭晓。
　　
　　与同一时期的洋务运动相似的是，“殖产兴业”，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发展近代工业，兴办工业企业；改革封建军制，建立近代化军队；改革教育，兴办西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
　　
　　而洋务运动没有做、明治维新运动做了的事情有，“废藩置县”，摧毁封建政权；颁布《明治宪法》，开设国会，君主立宪制；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统一货币，设立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
　　
　　日本人奉行“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态度向西方学习，然后对日本全面而彻底的改革。中国洋务派只“师夷长技”，而对中国政体盲目自信。梁启超曾经批评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何为本，何为末，后人看来似乎了然。今日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强国之路仍任重道远。以史为鉴，方能洞明。
　　
　　没有伤及中国封建政体的洋务运动注定产生悲剧的结局。摧枯拉朽的腐朽政体生出了官僚资本主义“怪胎”，官僚商人、买办商人粉墨登场。
　　
　　轮船招商局成立半年时间出现严重亏损，当时的创办人、候补知府朱其昂被迫辞职。1873年7月，上海买办商人唐廷枢入主招商局，任总办。这是轮船招商局兴盛的转折点，也是唐廷枢人生的转折点，从此由外国洋行买办转变为洋务企业的“职业经理人”。

　　
　　轮船招商局按照“公司化”经营，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但是谁来掌控经营权呢？“学而优则仕”，接受传统教育的官僚不懂也不愿意经营企业。此时，买办阶层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买办，实际上就是服务于在华跨国企业的经纪人，是中国商业历史上一个特殊阶层，起源于明末清初，专门为外商贸易服务。清朝乾隆年间，全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广东十三行培养出中国第一批买办集团——广东香山帮。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厦门、宁波、上海等口岸，怡和洋行、旗昌洋行、太古洋行、宝顺洋行纷纷进入中国，很快兴起了以席正甫为代表的东山买办、以朱葆三、虞洽卿为代表的宁波买办。
　　
　　到19世纪末，超过900家洋行入华，光上海外滩就集合了东亚银行、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渣打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上海也就成为了当时东亚金融中心。大量外资企业入华也改变了中国阶级结构，其代言人买办阶层人数暴增，由1854年的50人发展到1900年的20000人。买办俨然成为当时财富最为集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阶层，也是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鼻祖。
　　
　　与中国传统家族化商人不同的是，买办作为外企在华利益代言人，精通英文、算术和经营管理，并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外商和中国关联之间，从中牟取暴利。鉴于这种优势，李鸿章将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三位香山帮买办收为麾下，服务于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