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的市场与历史的暗流下篇 - 第2章实业救国 - 公司的力量中国篇

第4节被动的市场与历史的暗流下篇

　　唐廷枢，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人，早年入教会学校，精通英文，接受正规的西方教育，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便是他的同学，后入海关做过翻译。而立之年唐廷枢进入当时最大的在华洋行——怡和洋行，代理生意，两年后晋升为买办。在怡和洋行的十年买办生涯中(1863～1872年)，唐廷枢极大地发挥了他经营企业的才华，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怡和洋行也蒸蒸日上、不可一世。对英商怡和洋行来说，“唐景星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后来唐氏家族从唐廷枢经唐廷植、唐杰臣到唐纪常，单在怡和洋行一家四任买办，为时达半个世纪以上。唐廷枢也就成为中国买办第一人！
　　
　　与大多数买办的经历相似，徐润少年进入宝顺洋行当学徒。宝顺洋行，又名颠地洋行，是英国大鸦片走私贩子、鸦片战争的竭力煽动者颠地所创，主要经营鸦片、生丝和茶叶贸易。在徐润的经营下，宝顺洋行很快成为怡和洋行和旗昌洋行匹敌的行业，徐润也从主账晋升为总买办。1866年，伦敦爆发金融危机，英国银行遭受严重冲击，宝顺洋行的航运业务被旗昌收编。徐润离开宝顺洋行后受李鸿章邀请，便决定与好友唐廷枢共同经营轮船招商局。
　　
　　唐廷枢和徐润，浸淫商业多年又谙熟中国人情世故，二公携手开创了中国商业历史的诸多神话。在击败旗昌洋行、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的联合包夹之后，轮船招商局“蛇吞象”收购了旗昌洋行，盛极一时，洋务运动也进入了一个鼎盛的高潮。
　　
　　除了唐廷枢、徐润两大广东香山帮买办，另外一大买办郑观应也进入了李鸿章的视野。郑观应与唐廷枢、徐润关系复杂，与唐家有亲戚关系，与徐家是“两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郑观应出身买办世家，17岁入宝顺洋行学徒，31岁任太古洋行的轮船公司总买办。郑观应年轻有为、经营有方，领带刚创办的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后来居上。在轮船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洋行后，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和轮船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并驾齐驱垄断长江航运。
　　
　　鲜为人知的是，在唐廷枢的劝说下，郑观应成为了轮船招商局的股东。李鸿章一再向郑观应发出邀请，想将其为招商局所用。与唐、徐不同的是，郑观应除了精通经营，还具有完整的维新思想。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不同的是，郑观应倡导“仿泰西之良法”。因此，郑观应显然对官办、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并不看好。他担心的是，一方面“官督商办之局，全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另一方面“虽然我公现蒙李傅相器重，恐将来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辅相，遽易他人，误听排挤者谗言，不问是非，不念昔日办事者之劳，任意黜陟，调剂私人”。

　　
　　在郑观应“殊难臆决”之时，李鸿章向朝廷上奏恳请将郑观应“一门好善”的事迹载入广东省志和县的县志以示表彰。如此荣耀幸事，郑观应自然“感悚交集”。他还担忧轮船招商局若经营不善，“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更为外人所欺辱”。
　　
　　感于知遇之恩，忧于外人欺辱，郑观应犹豫再三还是告别了备受器重的太古洋行，转投轮船招商局。然而，不幸的是，郑观应的担忧在日后一一应验。而这一历史逆流的积极推动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盛宣怀。
　　
　　洋务派将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大雄才招于麾下，洋务企业盛极一时。自招商局开公开募股之先河，众多洋务企业纷纷效仿，1882年到1887年间，有过股票买卖交易记录的企业达36家。股市价格更是一路飞涨，轮船招商局募股面额为100两，市价达到253两；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湖北长乐铜矿、热河平泉铜矿和湖北鹤峰铜矿的股票（面额均为100两），市价分别为110两、216.3两、168两、256两和155两。这些企业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股份制企业。
　　
　　然而就在洋务运动最为兴盛的时候，一直觊觎招商局高位的盛宣怀策动夺权阴谋，将唐、徐二人排挤，如愿以偿的身兼督办、总办二职。同时，他还逼迫股东撤股，策动产权变革。最终，招商局成为了一家官商一体、“盛”极一时的官僚企业。官僚化、国有化的运动，无疑在推动历史逆流。不过，如此产权变革、官商争夺一直纠缠着中国百年商业历史。

　　
　　盛宣怀能够得逞基于两大事件：一是唐、徐、郑的去官僚化。买办出身的唐、徐、郑三人一致认为，官督商办不利于企业发展，商办才是正道，于是便向李鸿章提出“商办”的提议。而李鸿章绝对不同意将服务朝廷为目的的洋务企业私有化。虽然盛宣怀精通经营，曾积极推动招商局股份制改革，但是与唐、徐、郑买办出身不同，他属于官办商人，根本上属于朝廷命官。于是，在洋务企业产权问题上，他与李鸿章站在了一起，不但反对私有化，而且千方百计官僚化、国有化。二是唐、徐在经营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的同时，还经营自己的企业，其中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这是李鸿章一直存有疑心的地方。
　　
　　抓住以上两点，盛宣怀屡屡向李鸿章告状，诋毁唐、徐二人。1884年，上海金融危机爆发，徐润私自挪用招商局16万两巨款丑闻东窗事发。盛宣怀乘机上奏朝廷，徐润被赶出招商局，变卖所有家业赔偿，几乎倾家荡产。
　　
　　唐、徐、郑三大买办投身洋务企业，成为中国商业历史的佳话。然而结局之惨淡，令世人心寒。唐、徐、郑三人投身洋务之前都是富甲一方、威名远扬，去世时却家业惨淡、后身萧条。
　　
　　与招商局官僚化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仅以1日元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岩崎弥太郎，如今这家企业叫日本三菱。这也标志着日本维新运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虽然日本企业私有化运动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政治腐败，却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私营企业的发展，日本工业化发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到1891年，日本全境的铁路已超过3300公里，其中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而正当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快结束时，继续坚持国有官僚化的盛宣怀不顾全国人民反对而贸然下令铁路收归国有，引发四川保路运动，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覆灭！

　　
　　中日两国面对内忧外患，几乎同时开始变革运动，最终在公司产权的改革上走向了不同的结局。不改变政治体制的洋务运动注定将洋务企业推向国有官僚化，盛宣怀夺权之手是大清王朝断送中国工业化之路的刽子手。
　　
　　中国公司遇到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政府。中国依然是一个政治社会，政府依然是社会的核心，面对公司的挑战，政府给予坚决的回击，而这恰恰是历史的逆流。近代工业到来，政府到了转换角色的时候，舞台应该交给公司。
　　
　　首创“官督商办”的盛宣怀，出卖了自己的思想。聪明绝顶的他，毕竟官商出身，或许服务于政治统治才是他的归宿。而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是，在中国商业历史上第一次商战中击败当时大清首富胡雪岩。
　　
　　胡雪岩，著名徽商，是一个传奇人物。与中国传统地方商人与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样，胡雪岩是穿着黄马褂的“红顶商人”，富甲天下。胡雪岩依附左宗棠，以官僚势力谋取商业利益，每年通过囤积大量生丝，垄断生丝市场，控制生丝价格，谋取暴利。
　　
　　左宗棠与李鸿章是大清一对政治死敌，效忠于李鸿章的盛宣怀非常清楚，要灭掉左宗棠必先废掉其“钱袋子”胡雪岩。于是，他的暗算天赋再次被发挥的淋漓尽致，盛宣怀首先从生丝入手，大量收购生丝打破胡雪岩的垄断，胡雪岩陷入生丝积压的被动境地。盛宣怀又以官势拖延胡雪岩的资金来源，造谣中伤胡雪岩，引发银行挤兑，同时暗中扣下胡雪岩发给左宗棠的求援电报。胡雪岩在无奈将地契和房产抵押，贱卖生丝，在挤兑风潮中胡雪岩的商业帝国土崩瓦解。

　　
　　表面上狙击胡雪岩的是盛宣怀，但是真正的幕后推手却是“洞庭山帮”席正甫。
　　
　　席正甫极为低调，但是在当时的上海金融圈是不可一世的人物。他是汇丰银行的利益代言人，也是“四大买办”中唯一一位家业长盛不衰的买办。
　　
　　胡雪岩的生丝生意一直与怡和洋行竞争，并极大地伤害了外国洋行的利益。汇丰银行的股东便是外国洋行，于是洋行大佬们希望席正甫除掉胡雪岩。
　　
　　席正甫正好和盛宣怀关系慎密，二者便合谋算计胡雪岩。当时的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已经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
　　
　　1883年，正当胡雪岩与怡和洋行在生丝大战中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时，汇丰银行突然收紧银根，大批丝商斩仓出局，丝价直线下跌。9月初，上等生丝每包价格尚能维持在427两；到11月初，下跌至375两。此时，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购新丝，胡雪岩的资金链濒于崩溃。
　　
　　汇丰银行控制了当时中国的金融体系，夺取了清帝国金融高边疆的制高点——中央银行，富家天下的胡雪岩被其玩弄于鼓掌。这也揭示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更大阴谋。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大量的鸦片走私到中国。为什么英国会将大量的鸦片走私到中国？而不是工业产品？原因是英国试图通过鸦片走私掠夺中国白银，击溃中国的银本位金融体系，从而实现贸易顺差。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对外贸易处于出超地位，大量的茶叶、生丝、陶瓷出口到英国，英国则处于入超地位，黄金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是英国无法容忍的。于是，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出口鸦片，事实正如英国人所愿，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大规模外流，在中国引发了严重的“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到乾隆年间的 1781年，国库存银高达7000万两，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850年时仅剩800余万两。
　　
　　率先建立金本位制的英国必须以鸦片贸易的方式击溃了中国的银本位制，控制了中国金融高边疆，中国经济完全丧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沦为任人宰割的厄运。之后，英、美、法、德、意、俄以日本相继建立了金本位货币体系。
　　
　　汇丰银行成立的初衷，便是夺取中国“中央银行”的地位，通过控制中国金融体系源源不断地为洋行大佬输送利益。
　　
　　正如宋鸿兵在其著作《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所言：“汇丰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启了一个金融殖民地时代。”

　　
　　所以，鸦片只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符号，符号的背后是金银。鸦片战争本身就是一场贸易战争，而贸易战争的核心就是金融战争，金融战争的幕后策划者就是那些财大气粗的洋行大佬。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西方列强一直在谋划着以坚船利炮为利器，以金融贸易为核心，摧毁这个曾经神秘的东方古国，开启这个庞大的市场，掠夺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中国，被动地打开的国门，被动地开放市场，被动地接受资本主义，甚至连公司也是被动地引进。中国没有像日本一样化被动为主动，而是在被动中陷入历史的暗流中，洋务运动在这个暗流中注定走向深渊。
　　
　　胡雪岩被“猎杀”和洋务企业国有官僚化，是两大极具标志性的事件。胡雪岩的商业帝国在西方金融势力和传统官僚势力的夹击中轰然倒下，如此仓猝悲怆的方式告诉世人，中国传统地方商人（徽商、晋商）在没有现代政府法治保护下，遭受到现代市场竞争手段和传统邪恶官僚手段的双重狙击，其命运走到了一个历史尽头。
　　
　　今日，温州商人、福建商人迎着改革春风“制造世界”，历史对比昭然揭示洋务运动的软肋和政治体制变革的重要性。洋务企业国有官僚化，标志着洋务运动走向衰败，以甲午战败的惨痛结局给了对封建政体的盲目自信的精英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中国精英阶层开始对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失去信心，改良之声渐起，革命枪声频发，状元脱下了朝服“下海”经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