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时期的武汉风云际会，特别是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7年一二月间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当时，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在汉口都有租界。1926年圣诞节至1927年元旦期间，英国水兵在汉口和九江登陆，狂欢酗酒，调戏女工，遭到抗议后，不认错，还打死打伤中国人。此举激起各界群众的义愤，掀起了收回租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的群众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人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总工会发动下，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了英国领事馆，提出收回英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降下领事馆前的英国国旗、撤走停在长江中的英国军舰、责令行凶的英国水兵向中国人民道歉认罪等严正要求。开始时，群众只是喊“英国鬼子滚回去”等不太文明的口号，是自发行动，但很快就发展成一场有组织、有领导、有秩序的伟大的反帝斗争。愤怒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到英国领事馆周围，口号声不断。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身陷重围，出入不便，馆内的储备食品也所剩无几，就悄悄地派人出来，找围在馆外的码头工人，企图通过行贿，帮他们把人员和行李偷偷地摆渡，撤退到停在长江中的英国军舰上去。但遭到工人们的严词拒绝。他们说：“要服从总工会命令！只要降下你们的英国国旗（向中国人民道歉），我们就会保护你们安全撤退。”当时，这场斗争的领导者们采取了很好的斗争策略，虽然外面的群众把领事馆围得水泄不通，却没有切断领事馆跟伦敦英国政府间的电讯联系。领事馆里的英国人就不断地打电报，向英国政府诉苦告急。英国政府见事已闹得不可收拾，只好回电，指示领事馆道歉和暂时撤退。2月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同英国方面签订协定，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这是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大一次胜利，也是北伐期间大革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妇女协会也发动和组织各界妇女群众，轮班日夜包围英国领事馆，高呼反帝口号，并且做好向示威群众送茶水、点心的后勤支援工作，发挥了妇女“半边天”的作用。虽然后来国民党右派“清党”反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失败了，英帝国主义又回到汉口，恢复了英租界，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继续不屈不挠地进行英勇斗争，到1949年，终于在全中国大陆完全收回了外国租界，取消了不平等条约，并在1997年洗雪百年国耻，收回了被割让的领土——香港的主权。这是历史性的飞跃！这次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斗争的伟大胜利，使党和群众都受到了一次极深刻教育，体会到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只有人民群众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对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很明显，没有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这个有力的后盾，英帝国主义是不会降下他们的国旗和从领事馆撤退的。但那时，就全党来说，特别是总书记陈独秀，对军事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还很不足。尽管我们党在大革命高潮中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还没能独立自主地领导和掌握革命的武装力量。只有经历了北伐战争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胜利、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以及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失败，才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真正深深地体会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
　　
　　我从上海回到武汉后，正好宋庆龄要开办全国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就指定我兼任这个培训班的筹备主任。为培训班找房子等许多具体事务工作，是由赵畹华、梁剑华等同志配合帮助我做好的。赵畹华在武汉有很广泛的社会关系，人也能干，所以很容易地就在汉口找到了房子。我担任的主要是教导主任应做的筹备工作，就是制订培训计划，安排课程和聘请教师。我们所有的教师，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除了由宋庆龄主讲中国妇女运动史外，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讲国际妇女运动史，是用布哈林著《共产主义ABC》和倍倍尔著《妇女与社会主义》的中文译本为课本的。李立三讲中国工人运动史，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纯讲女工运动史。还专门请宛希俨讲反对“妇女主义”这一课。为什么要讲反对“妇女主义”呢？因为那时在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同时，也有好些工作能力很强的妇女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产生了只讲妇女解放自己，而看不起男同志，走向另一极端的偏激倾向；特别是有些妇女因为反对包办婚姻的“大男子主义”，就主张独身主义，不愿意和男同志在一起合作共事。此外，我们还请了好些国民党方面的知名人士来讲课，如徐谦夫人和王世杰等人讲法律和外交等课程。这些教师，是国共两党中具有很高水平和丰富经验的名人，但都很乐意地义务授课，不取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