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革命下篇 - 第2章壮志慕兰 - 黄慕兰自传

第5节献身革命下篇

　　除了听陈潭秋同志讲党史外，我们还听过苏兆征同志讲工人运动史，他不但讲京汉铁路的“二七”大罢工，还讲广九工人的省港大罢工，连城市环卫清洁工人都罢工了，垃圾遍地无人清扫，使香港变成“臭港”；还讲团结就是力量，全世界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农民运动，被称为“农民大王”的彭湃同志则给我们讲农民运动史。
　　
　　在北伐军尚未进入武汉之前，在我们秘密筹备迎接北伐革命军时，大家就学会了唱一首歌，歌词和曲谱都很简单，但很有革命激情：“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打倒列强”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求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除军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求得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这两句简短明确的歌词，把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和纲领都鲜明地体现出来了。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代表到广州去开过会的，都学会了唱这首歌，并把它带到各地，作为发动当地工农群众迎接北伐革命的有力宣传工具。所以北伐军所到之处，男女老少差不多人人都会唱这首歌，真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当然，我们党团员通过学习还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到，这只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它在基本目标上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符合的，因此才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但是与三民主义比较起来，我们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更高级、更彻底的革命目标。那时，我们入党献身，满腔壮志豪情，从不考虑征途中有多少曲折险阻，入党宣誓，即已决定一生服从组织，永不叛变。对光明、理想、前途，充满信心。今天自问一生，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还是经受住了考验的。

　　
　　正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下，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湖南、江西。在共产党地下组织和公开的各地国民党党部的领导下，北伐军开到哪里，哪里就会有有组织的群众团体列队热烈欢迎，举行军民联欢会，齐声高唱国民革命歌。那时，北伐军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担任各级党代表，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人民对北伐革命的反映很好：北伐军里文官不要钱（不贪污腐败），武官不怕死（将士们在前线战场上都奋勇当先不怕流血牺牲）。真是人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派惊天动地的欣欣向荣的大革命景象。
　　
　　我们在武汉筹备欢迎北伐革命军的各项工作基本就绪后，妇女部就派张笃和大姐到长沙去迎接由湘进鄂的国民革命军，派赵畹华大姐到南昌去迎接统率北伐中路军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慰问北伐军将士的同时，也向当地的妇女运动领袖们学习，然后回来汇报。赵畹华动身去江西的时候，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武汉，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副主任是郭沫若，李民智（李一氓）为总政治部副秘书长，袁文彬为宣传科副科长。潘汉年（1927年2月在南昌参军，为《革命军周报》总编，“四一二”后，赴武汉任宣传科编纂股股长）也在宣传科工作过。当时是由袁文彬和赵畹华一起到南昌迎接蒋介石。那时赵畹华还没有入党，她和梁剑华、汪华贞等负责交际组的工作，王文秋任文娱组组长。去湖南的张笃和，受到北伐军第十五军副军长耿丹（号仲钊）的接待。张笃和比我们先认识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和刘少奇夫人何葆贞。何葆贞原先和刘少奇一起在安源做矿工的工运工作，她在工人子弟学校当教师时，张笃和任工读学校的主任。国民革命军到达武汉后，我们武汉的妇女运动又增添了生力军。原先武汉的妇女运动是由妇女部长杜韫章领导的，这时已经成立了武汉、汉阳、汉口三镇的妇女协会，杨开慧任妇女协会的宣传组长，何葆贞任女工组长。随着革命形势高涨，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妇女协会发展就更快了。
　　
　　北伐军于9月上旬先后占领了汉阳和汉口。攻打武昌城则经过了一番血战，直到1926年的10月10日才胜利进入武昌城。那时武汉三镇举行了三天三夜的军民联欢会，到处是歌声、口号声，还有露天演讲和露天戏剧演出，军民同庆北伐革命的伟大胜利，大家都非常兴奋。我参加了武汉各界群众庆祝武昌城解放的文娱演出大会。这次大会是我们妇女协会和北伐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李之龙同志（团长就是袁文彬同志）一起组织的。我们妇女协会的梁剑华很有才华，能自己编写剧本，她写了一出独幕剧，由三人演出，是宣传妇女放足的。由汪华贞在剧中饰演恶婆婆，张笃和饰演隔壁阿姨，她俩的身材都比较高大；而由长得瘦小（体重只有八十几斤）的我饰演剧中的童养媳，她俩都比我高出一个头，演出时装出一副凶狠的样子，还蛮像的。我虽然平时也很爱看话剧，但上台演出还是第一次，而目一生中也只演出过这一次。剧中表演那恶婆婆虐待童养媳，强逼她缠小脚，那是很痛苦的事，我就边装作缠脚边装作战战兢兢的样子，咬紧牙关含泪不语。虽然在台上我没有讲话，像哑巴一样，居然演得还非常像，受到观众们的同情和欢迎。国共两党临时中央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联欢会，在会上我认识了郭沫若和沈雁冰（茅盾）同志。会后，我对他们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小说月报》上的文学作品，对我的思想进步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在北伐大革命的高潮中，我感到自己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不但能执笔写文章，还能不用讲稿就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不但会做群众运动的组织发动工作，还能上台演戏，好像一下子突然聪明能干起来，获得了多方面的发展。这一切进步，自然要深深地感激党、团组织对我的培养教育，感激杜韫章、李子芬和宛希俨等同志在工作实践中对我的传帮带，使我得以在大革命的熔炉中迅速成长起来。这是我终生铭记不忘的！
　　
　　我后来回想，如果家庭给我包办的婚姻称心如意，我就不可能那么坚决地走出家庭参加革命，而且又适逢其会地立即投身到迎接北伐的大革命高潮中去。当时有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女性，大半是为了反对包办婚姻的封建压迫而走出家庭投身革命的，这是那个时代的潮流。我加入共青团以后，通过听团课、党课，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和接受各方面的革命教育，才开阔了眼界，知道投身革命不仅仅为了求自身的解放，更要争取全体妇女姐妹以至全人类的解放；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坚定的理想和信仰，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有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前赴后继，克服困难，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实现革命的理想。如果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参加革命的组织，而是单枪匹马地个人奋斗，那就是个人英雄主义，是决不能成大事的。
　　
　　1926年11月，我由共青团组织提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1日，即孙中山先生诞辰六十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中共党团决定在汉口召开中国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定我作为代表出席这次大会。会上，我当选为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我是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然后以跨党的中共党员身份，当选为国民党特别市党部的执委，而不是先加入国民党，后参加共产党的。这一点，对于我个人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必须在这里讲清楚。这时市党部原先的妇女部长杜韫章同志已被调到汉口的工业区硚口区去搞工人运动了，由武汉市长刘文岛夫人廖世勋任妇女部长，她以病辞职。我当选执行委员后，公推我升任妇女部长职务。
　　
　　11月23日，中国济难会在武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济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的救济组织，1925年9月20日由共产党人恽代英、沈泽民、张闻天联合各界名流杨杏佛、郑振铎、于右任等共同发起成立于上海。主要任务是通过宣传、募捐等各种方法，救济那些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迫害或被捕入狱的革命者、爱国者及其家属。总会设于上海，部分省市设有分会。当时的总干事是阮仲一同志，潘汉年同志是上海分会的代表。武汉妇女协会是其团体会员，我是理事。会议期间组织了多次报告会，有毛泽东同志作湖南农民运动报告，李立三同志作工人运动报告，张国焘作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报告，李硕勋同志作学生运动报告……当时的武汉真是风云际会，集中了全国各地许多杰出的革命先驱者。能亲聆那么多领导同志的教诲，真是一生中的大幸。
　　
　　我自参加革命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勤奋学习，努力工作，进步很快，特别是记忆力强，听领导同志的讲话，能很快地领会接受，能立即到群众中去报告传达，进行宣传鼓动。在武汉，人们眼里的我也是红极一时的人物。那时，我除了担任武汉市特别市党部的执委和妇女部长之外，还兼《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妇女协会的筹备主任、女子放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以及在济难会、红十字会里兼职等等。我经常追随在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左右，协助她们从事各项具体工作。例如：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宋庆龄到达武汉的大会，就是由我担任主席的；欢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来武汉的群众大会，由宛希俨任主席，郭沫若致欢迎词，我也坐在主席台上。
　　
　　12月间，国共两党在汉口的临时中央决定派我到苏联去学习，我自然很高兴。虽然我参加革命后工作还能胜任，但在实践中深深感到，原有的那点文化知识，特别是在理论修养方面很不够，能有机会去苏联留学，既可以多学些革命理论，又能充实斗争经验，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妈妈听说后，也很高兴，替我缝制了皮大衣，打点好了行李。妇女协会的姐妹们虽然舍不得我离开，但也都为我感到高兴，还专门举行了茶话会欢送我。湖北省党部妇女部长袁溥之同志，也和我同时被选派去苏联留学，我就跟袁大姐一同乘船到上海，住在大江南饭店，等候开往海参崴的班轮，准备到海参崴后再横越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在上海接待我们的是阳翰笙和梅电龙（龚彬）同志，他们当时是在中共上海（兼江浙）区委的领导下工作的。阳翰笙同志是搞文化工作的，因此在大江南饭店等待的期间，我通过他认识了高尔柏、高尔松兄弟俩。当我们还在候船时，董必武同志从武汉打了一个电报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委员瞿秋白同志，说是“因工作需要，说服黄慕兰放弃赴苏联学习，转回武汉”。秋白同志收到电报之后，就和夫人杨之华一起来看我，并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谈话，做说服工作。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因为我思想上还在斗争，舍不得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就说，如果让我出去学习一年多时间，我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的理论水平有了提高，斗争经验也更加充实，不是对工作更有利吗？希望组织上能再考虑一下，再作决定。秋白夫妇没有完全否定我的意见，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打电报给董老转述了我的个人意见。但董老接着又发来电报说：“务请劝她回汉，服从工作需要！”秋白夫妇看了电报以后，知道处在大革命高潮时干部非常缺乏，故而组织上才改变了派我赴苏留学的决定，于是再三劝导说服我：“你现在已是中共预备党员，党员的一切行动都以服从组织纪律最为重要，而不能先考虑个人的进修提高问题。如果不是革命工作的迫切需要，组织上也不会轻易改变原先派你赴苏留学的决定，所以现在你不能一味地只考虑自己个人的提高和前途，而不首先考虑党组织的决定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如果只是坚持个人的意见而不服从组织的决定，是不太好的，你要接受党的组织纪律的考验。”那时我所接触的党的领导同志，对我都是婉言劝导，谆谆启迪，从没有用家长式的强迫命令口气，总是和颜悦色地劝我好好考虑，在尊重我个人意见的同时，把党组织决定的理由和他们的意见很透彻地向我说清楚。在那样的情况下，袁溥之大姐仍按原计划去苏联留学了，而我服从组织的决定，从上海又返回武汉。梅电龙和龚品娟同志也和我同船前往武汉。
　　
　　我一生中曾多次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调动工作，这个优点，应该说是1926年冬在武汉时就已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