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武汉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举行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我被推举为纪念活动的筹备主任。筹备委员会由社会各界（总工会、教师联合会、学 生联合会、农会、商会……）派代表组成。在每一次群众大会或纪念日上，我和希俨、耿丹等同志都是主席团的成员。耿丹是北伐军第十五军的副军长，后来又兼任 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青年部长，由董必武和吴玉章同志介绍加入共产党，并和张笃和大姐喜结良缘。我很荣幸，在武汉三镇二十万妇女和各界群众举行纪念三八 妇女节的大会上担任总主席。那时，湖北省妇女代表大会刚开过，提出了妇女解放的若干条要求。武汉市妇女代表大会也提出了若干条要求，由我以大会总主席的名 义，将这些要求集中起来，向国民政府当时在武汉的临时中央主席谭延闿当面呈递了申请书，并由我签名，分别向苏联和国际的妇女组织致敬。在大会上，我讲了三 八国际妇女节的简史，讲了我们为什么要争取妇女解放等等，慷慨激昂，意气风发。我的讲话被报纸全文刊登了出来。这是我生平感到最光荣的一次纪念活动。虽然 如此，我自己并没有骄傲自满的情绪。当时何葆贞、杨开慧等同志都在妇女协会工作，在组织上是受我们妇女部领导的，还有张笃和等许多民主大姐们，论年龄，讲 资历，都比我高。我始终能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向先驱同志学习，尊重民主大姐。对所受到的党的爱护和工作中的愉快，有深厚的感情，至今怀念。
　　
　　这次三八节纪念大会后，接着举行了妇女大游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红色娘子军”队伍。当时，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武汉开办分校，并且第一次招收女生。她 们穿着军装，雄赳赳、气昂昂地高唱各种革命歌曲，列队前来参加大会游行。威严的队伍，整齐的步伐，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这些杰出的黄埔军校女兵中有 《女兵日记》的作者谢冰莹、《在狱中》的作者胡兰畦。这两部作品都是根据她们的实践创作的。还有黄浩（静汶，1930年冬任互济总会营救部干事，现卫生部 离休干部）、骆剑冰等等。这些女兵进入黄埔六期学习，都是考进去的，而不是征兵入伍的。因为要跟男兵们一样进行艰苦的入伍训练，所以必须进行体格检查，还 要经过政治文化各种测验，各方面都符合要求后才能被录取。这批红色娘子军，不仅为三八国际妇女节游行增光彩，还曾参加教导团出征讨伐叛徒夏斗寅。那时，宛 希俨已调到中央军事委员会当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军委会同妇女部欢送出征，欢迎凯旋，希俨和我都演讲赞扬她们，说黄埔军校的女生队在北伐战 争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惜不久后国共分裂，各自西东。至二次国共合作，才又再会师。
　　
　　就在这次空前盛大的游行中，反动派阴谋策划了一场丑剧。他们预先花钱买通一群十二三岁还不能接客却已能唱歌娱宾的雏妓，光着上身，只穿着短裤，冲进我 们的游行队伍进行捣乱。妓女们一冲进游行队伍，就被纠察队发现，抓了起来。但因反动派早有预谋，当半裸体的妓女们冲进游行队伍的一刹那，他们就抢拍下了游 行队伍的照片，并四处刊印散发，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举行裸体大游行”。后公安机关查明了策划这场丑剧的反动机构，对其严加查办。开庭时，各界派代 表参加会审，我是会审人之一。为了反击反动派的这一阴谋，公安局和妇女部、妇女协会开了一次联席会议，除了澄清事实真相、揭穿反动派造谣污蔑的阴谋之外， 还商定取缔武汉市内妓院。我是代表妇女部去参加会议的，会上议定由妇女部承担收容教养妓女的责任。因为当时武汉的地方政权和军权都在革命左派的手里，所以 取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把有执照的妓院封闭，把所有明的妓女和暗的“野鸡”都抓起来，进行强制性的收容。成立了专门收容改造妓女的“新人习艺院”，由 妇女协会的汪华贞担任院长。习艺院替患有性病的妓女们治病，教她们学习缝纫等自力更生的劳动技艺，还把她们每个人的照片和姓名、年龄等张贴在院内大厅的墙 上，帮助她们自由择偶结婚成家。这些妓女中的多数人都是贫苦人家出身，被迫卖身求生，并不是心甘情愿地从事这种出卖肉体的职业，因此很快就接受教育改造， 决心寻找新的生活道路。那时，店员工会和搬运工会里有很多因为贫穷而娶不起老婆的光棍汉，我们就让他们到习艺院去看照片和简历，双方互相挑选。如有男女双 方都中意的，就帮助他们自由婚配成家。后来这些人家生了孩子，还认汪华贞为“外婆”呢！虽然国共分裂后武汉又恢复了妓院，但这也是我们为妇女解放所做的一 项实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