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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日军最精锐的第5师团开赴山西上

  自第73师在广灵被击溃后,平型关前倒也出奇地平静了几天,一时未见日军的大部队来攻。身在大营东山底的指挥所里,孙楚居然感到有点寂寥。
  
  他喜欢琢磨。但琢磨来琢磨去,他又翻起了花样——像熟悉他的人说的那样,他开始发“神经”了。
  
  阎锡山在太和岭口召开军长以上人员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时,孙楚没有去,阎锡山让他坐镇大营,一步也不能离开,防止日军大部队来袭。杨爱源回来后,向他传达战区长官部的部署,他当时没说什么,心里却对阎锡山的这个方案有不同的看法。当他认为自己的想法逐渐成熟后,便找到杨爱源,一五一十地讲给杨爱源听。本来他们平时就无话不谈,如此重要的关头,杨爱源也想听听孙楚的想法。
  
  孙楚指着墙壁上一张刚挂上没几天的地图,急煎煎地对杨爱源说:“星如你看,从蔚县进攻广灵之敌,不径趋浑源、抄击大同后方,而向灵丘前进,这说明了什么?”
  
  杨爱源摇摇头,没有回答。
  
  孙楚说:“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敌人兵团都是机械化部队,机动能力强,重武器多,这就决定了敌人仍必利用铁道交通之便,向大同输送,南攻雁门山。这也是现代大兵团作战的一般规律。”
  
  杨爱源习惯性地扶了扶近视眼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孙楚又说:“我判断,目前我军的主作战方向仍在雁门山一带。而进攻广灵、灵丘之敌,不过是一支游动牵制的奇兵而已。如按阎司令长官的把敌人放进关内打的设想,则利于敌之分进合击,不是我军掌握内线作战的要领。”
  
  杨爱源频频点头。似乎是受到杨的鼓励,孙楚越讲越来劲:“星如,我估计,以第17军、第33军两部扼守平型关、团城口间的险要地带,尚有把握。再配合八路军林师抄击灵丘敌后,相机出击,可能打个局部胜仗,对雁门山主战场的作战也能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
  
  很显然,孙楚的这一见解同战区紧急军事会议下达的方针计划是背道而驰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楚的这种判断也是错误的。问题在于,素来缺乏主见的杨爱源竟同意孙楚的这一错误判断。孙楚鼓动说:“星如兄,阎长官相信灵丘之敌系敌之主力,从而忽略了雁门山防线,如此打下去,咱非吃大亏不可。应想法让会长改变主意才对。”
  
  杨爱源说:“萃崖,这事交给我便是。我将亲自去岭口,当面向会长陈述,请他定夺。”
  
  杨爱源说办就办,快马加鞭赶到太和岭口。偏偏在那里,他又碰到了第19军军长王靖国。这些日子,王靖国时刻不离阎的左右,参与大计,深得信任。杨爱源刚陈述完,阎锡山还未表态,王靖国就站出来说:“会长,治安认为,萃崖的意见是极为正确的。我军在平绥路沿线,所有的抵抗濒于危殆,是由于受到敌之主力的侵犯。具有坦克和重炮的敌人不会选择平型关附近那样的荒山野岭作为主攻方向的……”
  
  王靖国边说边观察阎锡山的脸色。阎锡山说:“治安,你大胆陈述便是。”
  
  王靖国放开道:“治安认为,雁门关仍旧是敌人的主攻方向,这和萃崖的判断是一致的。我主张把傅作义的35军控制于代县和阳明堡地区,作为对未来雁门山主战场的支援。”
  
  三说两说,阎锡山的决心就动摇了。他叫来参谋长朱绶光:“绶光,傅部尚未到来,而且繁峙以东主阵地工事构筑尚需时日,咱就批准孙萃崖、杨星如和王治安的建议,以现有兵力固守平型关、团城口一带,并使李仙洲的第21师向北延展一下,与刘茂恩的第15军连系起来,转变为对恒山东侧的掩护。这样,不论平型关,还是雁门关,都好办了。”
  
  这种前后矛盾、举止失措的部署,使本已风雨飘摇的平型关防线变得雪上加霜。仅仅几天之后,它所带来的恶果就出现了……
  
  9月22日凌晨。在蔚县城内的日军第5师团司令部内,一个矮小、粗壮、着一身细黄呢军服、佩戴中将军衔的日军高级将领,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望着前面的建筑物上高挂的一面太阳旗出神。他就是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第5师团的司令部里一片忙碌景象。每逢大战来临之前,都是这种气氛,忙乱而有节奏,紧张而有秩序,师团部的参谋和机要人员早已习惯了这种场合。往往这时候,他们的最高指挥官——板垣中将却显得超脱而平静。
  
  对于当时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普通的中国人来讲,板垣这个名字早已不令人感到新鲜了。他1885年出生在日本岩手县,从进入日本军界起,即开始从事侵华活动,而且一贯主张以武力征服中国。在他担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中国边防军参谋以及云南、汉口、沈阳等地日本特务机关长和公使馆武官期间,就已获得了“中国通”的称号。他不仅能流利地用汉语对话、写作,而且对中国历史和古文化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1928年6月,另一个著名的日本军人河本大作大佐,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阴谋炸死了家喻户晓的军阀张作霖。不久,河本在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被解职,接替河本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便是已在日本军界崭露头角的板垣征四郎。板垣同河本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上任不久,就同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合谋策划参与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紧接着,他同颇负“盛名”的土肥原贤二大佐联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也就是说,板垣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接连创造了两个“惊世之举”。后来,他的官阶不断上升,先是关东军副参谋长,然后是参谋长,日军大举侵华的前夜,他被调任陆军本部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第5师团的师团长。他对这个任命非常满意。第5师团是在明治二十一年编成的精锐部队,是日军建军历史最长的师团之一,曾参加过第一次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曾入侵中国山东,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建立了“殊功”。


  
  “七七”事变后,第5师团作为日本国内第一批动员侵华的师团,率先进入华北的心脏平津地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本打算将强大的第5师团投入平汉铁路正面,作为战略进攻中的主要突击力量。南口战役展开后,由于第11旅团进攻受挫,第5师团才奉令加入平绥线方面的战斗。这正中板垣的下怀,他早就对山西有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战争展开以后,进攻华北的日军应该集中主力,首先向山西挺进,而以西进绥远,南下河北,作为进攻山西的两翼。同时,华北方面军应前出绥远、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一线,在这有1亿人口的范围内,建立日军控制下的政权组织,以便获得支援战争的物质资源。为此,他向6年前同他一起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密友、现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中将发出私人信件,阐述他的观点。
  
  半个月前,日本参谋本部下令编组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编为方面军直辖师团。有资料表明,9月4日刚刚上任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上任伊始,就把板垣召到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天津。寺内是个资格更老的职业军人,他深知在他的方面军中,第5师团所占的分量,他还清楚,在皇军所有的师团长一级的将领中,无论从资历,还是从魄力上衡量,板垣都是胜人一筹的。


  
  那天他们的交谈,主要围绕山西进行。他们谈到了山西的名胜,山西的地理位置的重要,谈到了阎锡山以及蒋、阎的矛盾。寺内的观点比较保守,他认为将战争扩大到山西十分危险,关东军也没有力量进攻山西。而板垣的意见恰恰相反,他对山西的兴趣并不是寺内所能说服的。
  
  寺内说:“基于对华战争全盘考虑,方面军感到应首先击溃平汉铁路正面的中国军队,也就是实施华北平原会战计划,第5师团进入平汉路以西的山地后,主要应作为华北皇军主力的右翼掩护兵团,必要时迅速向保定地区转进,参加该方面的作战。”
  
  板垣说:“对阎百川和他的晋绥军,司令官不必担心。30多年来,我以他在帝国留学时的教官身份,和他的往来一直未曾间断,我深知他的为人——狡猾、保守、个人利益至上。有趣的是,他对大日本帝国充满了幻想。以我第5师团和东条君的察哈尔派遣兵团,从他的手中夺取山西,是有此把握的。”
  
  寺内未能完全说服板垣,但板垣作为一个久经风浪的军人,执行上司的命令是不会含糊的。第5师团进入察南蔚县后,仍准备两面作战:一面寻找机会占领山西,一面担任平汉路方面的右翼掩护部队,随时准备投入保定会战。占领山西是板垣的心愿,参加保定会战是上司的命令,舍弃哪一头都难以令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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