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战择将上 - 第5章首都备战 - 南京保卫战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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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临战择将上

　　对于前线局势的糜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颇是紧张，军委会高层一连数日都在敦促南京守备工事的整修工作。11月17日的上午，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所率领的一众在宁高级将领视察了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在南京城郊的天堡城防御阵地。在复廓阵地，蒋介石别有深意地说“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
　　
　　而此时他身旁的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唐生智则接过话语，说道：“现在从上海撤退下来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几个老兵，任务是艰巨的。”唐生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之前他和蒋介石有过一次交谈，这次那次会谈中，蒋介石问唐生智：“守不守？”随后他又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南京一定要守！”
　　
　　于是唐生智回答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但是蒋介石又问：“哪一个守呢？”见唐生智无言，蒋介石接着哼声道：“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一见这位委员长假惺惺地表态了，唐生智只能说：“用不着委座您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是总司令，带几个师或者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

　　
　　但蒋介石对唐生智的这番提议却很不以为然，他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接着又说，“再商量吧。”事实上，这个时候，蒋介石是希望唐生智来出任首都卫戍总司令的，但唐生智一直没有表态。也正是这样，才有了11月17日这天前往复廓阵地视察的事务，对此钱大钧很是了解，如果不是希望唐生智出任这个卫戍司令官，委员长也不会要求唐生智此时在视察过程中陪同在自己左右。
　　
　　在这次视察中，蒋介石还是代表军委会确定了一个关于南京防御的基本原则：占据有利地形，进行有力防卫，南京可守一两个月，以待时机。实际上，这个原则不仅仅是蒋介石对身旁的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唐生智所说的一句随意之语，而且基本代表着蒋介石确立下了国民政府死守南京的决心。
　　
　　也就在这日当天下午，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驱车来到唐生智在南京的公寓。这次单独会面，所谈及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谁来守卫南京”。而之所以就“谁来守卫南京”的问题与唐生智单独交换意见，也是因为蒋介石更期望唐生智来主持。但面对蒋介石委员长的询问，唐生智依然持自己最初的建议，以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为南京守卫作战的指挥者。

　　
　　但这次提议还是没有被蒋介石采纳，因为蒋介石认为谷正伦的资历太浅了，不足以担任指挥南京保卫作战的重责。在国民党军内部，资历不高是不足以服众的。随后唐生智又建议以罗卓英为南京卫戍作战部队的总司令，以谷正伦和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为副总司令，但他的这个提议仍未被蒋介石所认可。随后唐生智又考虑到以陈诚为守卫总司令，但是谁都知道陈诚的部队在上海撤退的时候，一口气退过了安徽宣城、广德一线，这显然更不合适了。
　　
　　实际上，在上午视察完复廓阵地之后，唐生智回到家后，就要求参谋处赶快拟出一个城防计划，并准备在次日亲自送给蒋介石看，他原本的计划便是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这样的推荐是因为，谷正伦为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而桂永清则是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此二人均是蒋介石的亲信，天子门生。
　　
　　谷正伦，这位现任南京警备司令自1927年“宁汉合流”后，便开始打造国民政府的宪兵部队。1929年，其以南京卫戍司令部的名义，设立了宪兵教练所，自兼所长。次年，他又向蒋介石提出成立宪兵司令部、充实宪兵教练所、扩建宪兵部队的建议，并很快获了批准，1931年，宪兵司令部正式成立，谷正伦兼任宪兵司令。1932年起，又将宪兵教练所改成宪兵训练所，制定宪兵制度，扩大规模，加强力量。

　　
　　1935年3月，谷正伦又把宪兵训练所改为宪兵学校，蒋介石兼任校长，谷正伦任教育长。这期间，他一面通过宪兵学校培训骨干，一面招考新兵。新兵训练期满后，即编成新的宪兵团，遣散原有的宪兵。这样至抗战爆发，谷正伦的宪兵团已编练成11个。正是由于这一“政绩”，在国民党内，他被称作“现代中国宪兵之父”。
　　
　　更重要的是，他和自己的两个弟弟，均是南京政府高层，在1935年11月，谷正伦和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二弟谷正纲、任监察委员的三弟谷正鼎同在国民党“五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以至于“谷氏一门三中委”成为南京高层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毕竟三兄弟同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这是极为罕见的。
　　
　　而出生于江西省贵溪、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一中学的桂永清自1923年冬到广州，入大元帅府军政部教导团军士连当兵以后，又于次年年初入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第一队学习，后由江西省国民党一大代表徐苏中、彭素民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并于1924年6月入黄埔第一期第二队学习。军校期间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第2团9连上尉连长、党代表，第1师特务连连长，国民革命军第1军特务营营长，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1927年起任独立第58团上校团长，第1集团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1团团长，第11师31旅少将旅长。1930年留学德国步兵学校，次年秋回国，与贺衷寒等组织复兴社。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第11队队长，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兼训练处长，并曾任安庆警备副司令，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主任，后又出任辖3旅9团43?000余人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这位与贺衷寒、肖赞育、滕杰、康泽、戴笠、郑介民等同为复兴社发起人的“十三太保”之一的留德将军可谓是蒋介石最为倚重的得意门生了。
　　
　　而罗卓英则是陈诚土木系的主要成员，其早在1919年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的时候，就与陈诚结成莫逆之交，而这也是他后来成为陈诚派系的主要骨干和智囊人物的开始。不过自从保定军校毕业之后，罗卓英并没有立即入伍，而是先后于广州大埔中学任教务主任，在湖山官学任校长，并倡办湖山中学。直到1923年，曾受邹鲁推荐，任湖梅军少校参谋才算是从军生涯的开始。
　　
　　虽然这次从军，罗卓英旋即辞职，但在1925年，以黄埔学生军和粤军为联合力量的东征军回师广州之后，罗卓英却又一次投军从戎，在参加了讨伐刘震寰、杨希闵之役后，其又于第二次东征时，任第1师炮兵连连长，并因在惠州攻城战中指挥炮兵准确地摧毁城楼，打开缺口，使持续两天屡攻不下的惠州城得以迅速攻破，而荣立战功。随后其又率部由河婆入揭阳、黄冈，并升炮兵副营长一职，1926年10月参与讨伐孙传芳、周荫人部的战役，接着随军由闽、浙入苏。
　　
　　1927年，陈诚升第21师师长后，罗卓英即被陈诚任命为师参谋处长、参谋长。次年春，陈诚任陆海空总司令部警卫司令，罗卓英被委任浙江警备师上校团长，尽管这个上校团长的职务不久即为陈诚的老对头何应钦裁撤。但是年秋，由于蒋介石不相信非嫡系将领掌握陆军第11师，故而指派陈诚率领北伐军总司令部的两个警卫团改编为第31旅隶属11师，对第11师师长曹万顺进行监视，并且随时准备以陈诚接替曹万顺。也因此陈诚在被任命为副师长，罗卓英随之任第11师参谋长。1929年春，曹万顺离职，陈诚升师长，罗卓英被任命为第33旅旅长，旋即升副师长。中原大战后，陈诚升第18军军长兼第14师师长，罗卓英在升任第11师师长后，依陈诚的意思开始将第11师这支土木系的起家部队着力打造成土木系的骨干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