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临战择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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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5月,第11师参与对苏区的围剿,从抚州、南城进犯中央苏区,虽然此战未获战绩,但由于在进攻中央苏区的同时,罗卓英秉承陈诚的意旨,乘机吞并杂牌军,故而其获“整军经武,屡建殊勋”之功而被擢升为第18军副军长。此后由于陈诚升第三路军总指挥,故而第18军多是由罗卓英代替兼领18军军长的陈诚指挥该军。
1933年2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罗卓英所部被作为第一纵队出宜黄,拟先攻乐安再犯广昌。由于第18军下辖师太多,为指挥方便,陈诚请准蒋介石,临时决定成立陆军第5军,下辖第52师、第59师。然而2月28日至3月1日,第52师在行进中被红军围歼,师长李明受伤自杀。第59师企图增援,途中又被红军包围全歼,师长陈时骥被生俘。这样,第5军尚未正式成立便全军覆灭。而由于在部队出师不久后,第5军就相继遭到红军伏击,故而陈诚在临川得到两个师被伏击的消息后急令第11师增援。虽然第11师在佛岭坳与红军激战一天后,其所属31旅63团终于救出了第59师的175旅残部,但第11师西进黄陂,准备与友军第5师、第9师相配合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的时候,却遭到了红军猛烈的攻击。
第11师由黄陂向南推进,并在3月20日黄昏,占领草苔冈以及附近高地后,奉命指挥11师的罗卓英认为红军可能会在第二天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可能性,而第11师所处方位过于突出,形势十分不利。但由于罗卓英任职11师师长时,就与萧乾这位继任者矛盾重重,故而为避免发生口角,所以罗卓英在与萧乾的通话中只是以商量而非命令的语气,希望11师能向后撤退,然而罗卓英的意见却被萧乾所拒绝。次日清晨11师被红军第1军团、第3军团所合围,激战整日,第11师仅有残部800余人经过死战终于突围而出,师长萧乾、第31旅旅长黄维、第32旅旅长莫与硕、第61团团长王严、第63团团长宋瑞珂皆负伤,第62团团长曾孝纯、第64团团长孙嘉傅阵亡,所属营、连、排长也所剩无几。其残部在宜黄收容时仅能凑出一个团。陈诚听闻11师这支自己的起家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几乎晕厥,痛哭两天。而由于第11师、第52师、第59师的覆灭,第四次围剿也宣告失败。
此战后,为稳定部队情绪,陈诚便在此时派遣罗卓英暂时代理师长。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中央军南下平乱,罗卓英被任为前敌总指挥。8月11日,广州行营设立,罗卓英被任命为行营办公厅厅长兼代参谋长、粤汉铁路警备司令,次年,又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
淞沪会战爆发后,罗卓英又率第18军被编入左翼军序列,参加宝山、罗店、浏河一带的防守。罗店争夺战历时1个月之久,中日双方均死伤惨重,以至于小小的罗店镇被夷为平地,因此罗店之战也被称作“血肉磨坊”。此战后,罗卓英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不久改任陈诚任总司令、薛岳代总司令的第19集团军副司令。
此时唐生智推荐此三人并不是没有目的,谷正伦的宪兵、桂永清的中央军校教导队都是嫡系精锐,若是防御南京,他们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若是别人出任南京卫戍总司令,肯定指挥不了此两位天子门生。只有谷正伦、桂永清出任城防正副司令,那些目中无人的嫡系部队才能够听从“自己人”的指挥。而之所以要加上罗卓英,是因为考虑到陈诚的部队将来退到皖南的时候,可以与南京方向相互呼应。
然而让唐生智没有想到的是,此时蒋介石已经一心想让自己留下,直到这次单独会谈结束之时,蒋介石在临走之际才对唐生智说道:“孟潇兄,你有恙在身,但南京守卫一事,事关重大,找别人我不放心。要么你留下,要么我留下。”于是唐生智只能说:“你怎么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罢了。”听到唐生智如此表态,蒋介石立即问道:“孟潇你看把握怎么样?”而唐生智此时只回答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
虽然唐生智如此这样说,可是他却没有一丝能够守住南京的决心,只不过唐生智自己认为自从“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后,自己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对日作战的工作。而“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唐生智又被委以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的职务,故而他认为自己不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他的军,唐生智也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1月17日,军事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军政部长、总参谋长何应钦,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作战厅厅长刘斐等人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唐生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监、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军令部副部长王俊等一众高层幕僚。会议刚开始,蒋介石便首先说道:“在过去的四天里,经过连日来的思考,自己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南京是必须派兵守卫的。”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观点,身为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兼军法总监的唐生智表示了赞同,随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国人心中的重要性,对国际视听影响很大。如果轻易放弃南京,则有碍国际观瞻。”对于唐生智的这番观点,作战厅厅长刘斐很是不以为然,刘斐作为分管作战事务的高级幕僚,对一线战局可谓是洞若观火,自从11月初日军登陆杭州湾以来,整个最高统帅部就臭棋连出。
军事委员会最初想把部队向原阵地后方稍撤,同时把右翼即原中央兵团撤退到青浦、白鹤港一线,结果也站不稳脚跟。于是左翼兵团又不能不连带着一起,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进,加之受到敌机动性较强的陆海空军立体追击,部队已经溃散,原来就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加之既设阵地上既没有设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有工事位置图,部队转进到来之后,找不到工事位置,找到了工事位置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以至于在敌跟踪追击的情况下,没有占领阵地的余裕时间。因此,混乱的中国军队在吴福线上还没有站稳脚时,日军已经从吴福线的两侧平望、浒浦进行威胁,部队只好继续向锡澄线既设阵地撤退。
从不过短短十日的撤退情况来看,守御南京,几乎就是一场毫无胜算的赌博。在溃兵如潮的慌乱撤退中,筹建多年的吴福防线都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日军前进的作用,这个时候要想在南京这个防御死地来打一场守城战,完全就是儿戏。第一次高级幕僚会议时,刘斐就指出“淞沪会战后期没有能够贯彻统帅部制定的持久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战略精神,没有适时调整战线,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以至于撤退溃乱”。
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刘斐则认为,日军会利用它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空军和重装备,沿着长江和沪宁、宁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大,后方联络线也很便利,而南京则是背水死地,日军可以从江面上使用海军封锁和炮击,或者迂回进攻芜湖,切断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军立体进攻,则南京必定失守。
同时刘斐还建议说:“我军在淞沪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期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基于我军当前的战斗任务是为了贯彻坚持抗日方针,应该避免在初期被敌人强迫决战。故应以机动灵活的迟滞作战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以及进一步实施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进行有力的打击。”也因此,刘斐始终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来争一城一池的得失,只做象征性的防守,做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对兵力使用上,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