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与强势国家总是认为侵犯他国的主权是自然的事情。这被下面一则有点可疑的故事很好地证明。一位在莫斯科的印度外交官向约瑟夫•斯大林展示了一张南亚地图。斯大林，这位被认为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邻国之外的世界了解很少的人物，看起来很吃惊地说：“我没有意识到印度居然是如此大的一个国家。”然后，他突然看到了斯里兰卡，问道：“这个印度小岛叫什么名字？”“这不是一个印度小岛。”印度外交官回答到，“这是斯里兰卡，一个主权国家。”斯大林的回答颇具传奇色彩：“为什么？”

　　幸运的是，在当今世界，对另一个国家的事务产生影响，我们不再必须占领这个国家的岛屿或者与之发生战争了（即使有时，这是一个更廉价以及因此更有诱惑力的选项）。此外，即使发生战争，也不像过去那样，因领土问题发生的战争少于为使别国符合某种行为而发动的报复性或者惩罚性的行为。考虑到行军作战的技术，更加强大的国家能够采取减少直接对抗以及死亡人数的行动。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值捕捉到了这种战争性质的变化。如果我们获取到武装冲突中死亡平民数量与军队伤亡人数之间的比率，我们会发现这种比率已经近乎残酷地增长了，该比率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不到1上升到90年代的超过5。这至少部分反映了强势国家是怎样以自己队伍的最小伤亡而对那些反对他们的国家采取行动的。

　　更加重要的事实在于，即使是正常的军事行动也经常是不必要的。多亏了全球化，给各国带来能够影响其他地方结果的各种经济工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由于即时电子链接的便利性以及全球担保系统的提升，资本正经历着好像从未有过的跨国界流动。在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资本确实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流动着，但是这种流动总是以货币的形式在帝国主义与其殖民地之间进行。换句话说，军队在其他地区的存在（或者直接控制）是货币向那里流动的先决条件。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只需在鼠标上轻轻一敲，人们如今就可以将资金转移到那些可能很少与之有着有形联系的地方，资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流动到遥远的地方。例如在1969年，世界银行发出了总价值18亿美元的贷款。到1999年，这已经增长到325亿美元。私人部门的资本流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到1999年，在向发展中国家借款的私人部门中，世界银行的借款量只占到很小的百分之二。

　　这些资本的快速抽离将会对负债国家形成毁灭性的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1982年的拉丁美洲以及1997年亚洲表现超好的经济依然屈服于金融危机。虽然经济表现好，但贸易突然中断或减少也能同样使他们屈服。

　　像资本一样，国家间的贸易（在过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份里放慢发展之后）已经在稳步增长。1990与2004年之间，全球进出口量增加了超过200%。这些全球的联系助推了国民收入空前增长的速度（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六年里，中国每年增长大约百分之十、印度增长百分之七点五），但是他们也创造了新的缺陷。政府和国际组织能够利用中断这种流动（或者释放更大的货币与商品流动的诱惑）的威胁来强迫与某种行为的一致性。这种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物物交换的思想已经是明日黄花了，但是正如这本书在之前争论的那样，它非常像当代生活的一部分。个人与企业永远在交换有利的方面，甚至比这些更多，国家与政府一直在利用物物交换的有利面、优惠以及条约。通过物物交换来扩大使用威胁的范围。如果你不交换X，我就不交换Y。

　　这样的威胁被频繁使用。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但却坚持要求它们履行某些条件，而许多条件都与确保偿还这些债务无关。有时，这些条件是矛盾的，例如要求债务国实践民主并为此私有化某些关键的部门，而对这些经常违背人民集体意志的事实漠不关心。甚至一些条件公然是为了捐赠国的利益。在1998年亚洲危机中，一些工业化国家提出了包括货币在内的一揽子救助计划，其中日本与美国最为明显。这项救助计划包含要求韩国取消对某些日本产品的进口禁令（日本很长时间内一直试图将这些产品卖给韩国）以及向外国银行开放本国的银行业（一项在美韩双边议程中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条款）。这些条款如此地令人惊讶以至于甚至像《经济学人》这样谨慎的杂志都评论，它们才是这种资助动机的目的。条款中的一些需求可能对借款国有好处，但这并不是这里讨论的问题。从评估全球民主的观点来看，相关的问题在于较弱国家的百姓对这些政策的强加几乎没有发言权。

　　再一次，这些相同的全球化特征已经使得一些国家（通常是强大国家）能够通过制裁的方式使他国屈从。除此之外，这些国家还试图通过威胁手段不仅对那些他们要惩罚的国家，而且对其他不肯加入这种惩罚的国家实施制裁。前面提到的《赫尔姆斯—波顿法案》是这种行为的经典例子，该法案试图对与古巴进行贸易以及在古巴投资的企业和政府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很明显，该法案对古巴百姓造成了重大影响（以及一些与古巴做生意的国家，例如意大利和加拿大）。但是古巴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话语权，因为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上，他们没有发言权。有证据证明比尔•克林顿不愿意签署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法案，该法案遭到了一些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挑战。但是克林顿意识到签署该法案将会增强他保守派的形象，与此同时，对他作为美国总统没有话语权的古巴人与加拿大人他意识到他不会由此得到大量选民的负面回应。

　　假定民主的好处是丰富的，那么以上对全球民主的侵蚀行为一定有着负面的影响。当一国的一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变得贫穷和边缘化，政府会尽力通过税收和补贴进行干预以扭转这样的情形。这种行为的产生不仅是出于真正道德上的关心，而且是为了维持和平，因为我们知道当人们被边缘化之后，他们就没什么可损失的了，这时他们会变得危险，因此富人也会对帮助这些边缘化群体感兴趣。确实，全球动荡与不稳定的增加很可能就是这种民主倒退的表现。一个全球政府的缺失意味着我们没有体系或者工具来控制全球的不平等，正如上一章讨论的那样，这种不平等正在历史的最高点。一些在西雅图与华盛顿街道上的抗议者的早期需求，可能被发现是这种民主侵蚀与大部分人被边缘化的一个直观的但并不缜密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