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经常以民主与自由的名义发动。这样的战争正发生在伊拉克，早先发生在越南。但当人们对一些战争区中因炮火而导致的人员伤亡做出解释时，我们可能会受到很大的误导而去相信战争确实是为了那些被轰炸国家的民主与自由。一个美国军方收集的独特数据集可以告诉我们，那些能够被论证而且最全面的在越南的投弹量。这里是一个概要。

　　以越南为中心的印度支那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激烈的空袭事件，“从1964年到1973年8月，美国空军向印度支那扔下了总计6612000吨的炸弹与其他火炮，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在东南亚增加了另外1500000吨。该总吨数远远超过了二战与朝鲜战争期间所消耗弹药的数量，美国空军在二战期间消耗了2150000吨弹药——1613000吨投在了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上为537000吨，朝鲜战争中则为454000吨”。因此，越南战争的投弹量（按重量计算）是二战中欧洲与太平洋战场上的三倍，是朝鲜战争的大约13倍。考虑到战前越南人口大约为3200万，也就是说，在冲突中，美国的投弹量转化成了越南人均好几百公斤的炸药。

　　上面的段落，包括引自迈克尔•高登菲尔特的内容，取自于爱德华•米格尔和杰勒德•罗兰，这些数字来源于美国军方的数据库，尤其是国防安全合作署（DefenseSecurityCooperationAgency）。它们被封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218档案组里，由爱德华•米格尔和杰勒德•罗兰从国防安全合作署批准的一个关于越南退伍军人的美国基金会获得。

　　我们确实可能受到巨大的误导而去相信之前的轰炸是为了那个非常小而且很贫穷的国家——越南的民主与自由，或者换一个说法，是为了那些遭到轰炸的越南百姓。事实上，轰炸的发生不是为了推进民主而是因为缺乏民主。美国认为存在一些影响它自身利益的遥远威胁，并设法去消灭那样的风险。在民主国家内部，个人与团体经常面对来自其他人的遥远威胁。敌人增长的财富将对你构成长期的风险，一些团体不断增加的会员数长期来看也会让你有同样的感受，你的团体可能不会感到安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一些伊拉克人对库尔德人也会有同感。但这些并不容许我们去攻击并向那些群体投掷炸弹，因为民主政府不会允许自己仅凭猜测的忧虑就发动侵略；不论有多么敌对，民主政府对本国一个州所采取的侵略行为的程度，将会比它们对别国采取的侵略行动受限得多，此外，甚至在规范意义上，一旦人们意识到任何对自身的威胁就采取的侵略行为并不都是正当的。许多战争与世界的政治不稳定就是，在没有掌控全局的民主政府操控的情况下所发生事情的例证，而这实际上是一种全球水平下的例子，是经济学家们相信的来源于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乌托邦。

　　全球经济是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极好领域，多亏过去两千年科技的突破性进展，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过去50年间大大推进，现今一段时间内，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越来越大范围的商品、服务与资本的跨国家流动，但并没有伴随着同样程度的政治全球化。这是一个能够动摇全球的危险环境，对于理论经济学家而言，它强调了对政府和管理的至关重要的需求。

　　我们看到上面那些个人与团体完全只考虑自己的想法，积极追求他们自私的目标，这远非社会最优，并能够把一个国家推向霍布斯式的混乱中。由于我们的全球管理体系是如此的薄弱，这些就是很可能发生在全球水平上的事情。

　　我想从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含义开始。一个已经被那些的确注意到它的人忽视或被摒弃了的全球化与技术进步的伴随物，有着对全球民主的自然的腐蚀性作用。作为这个现象的一个结果，即使单个国家变得民主，那么全球民主的加总也很可能逐渐衰落。本章的目的在于提出以及辩护这个假说，评论它的结果，并对解决方法给出建议。

　　全球化经常被经济学家们表达为经济的集合。换句话说，凭借新的移动与传播技术的兴起以及贸易与资本流动障碍的逐步消除，现在从一国向另一国发送商品、服务与资本变得更加容易与便宜。这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并且可能导致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确实，世界上的许多人，例如中国和印度的百姓，已经从中获益。通过简单的诉诸看不见的手定理，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全球化看作完全好的事情，但那也可能会发生错误。一个对看不见的手定理有些机械和流行的利用如下：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如果竞争性市场被允许运行而不限制个人自由的话，那么经济的结果是（帕累托）有效的。我们都知道，由于许多人为的对单一民族国家创造的商品和服务流动的限制，全球经济不完全是一个单一经济。通过创造新技术以及改变政府政策，全球化正朝着解除这些障碍的方向前进，并向着单一的全球经济缓慢地迈进。因此它正在朝着一个能够应用看不见的手定理的世界移动，这无疑增加了我们对全球效率的希望。

　　全球化的潜在优势确实很大。但是这个论点有一些缺陷，包括一个著名的缺陷在内，也就是文献中提到的次优定理，这个定理表明，即使一个自由市场的竞争性均衡是最优的，也不意味着我们朝它走的每一步都能使我们离最优更近。换句话说，这可能涉及到非单调性（nonmonotonicities），也就是离竞争性均衡更近可能比离得更远还要更加糟糕。但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个次优的论点，也存在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一个经济体如何实际运行绝非简单的个人选择与理性的问题。政府总是扮演着提供公共产品，强制契约（市场运行的一个关键的基础元素），以及阻止由不平等带来的失控等角色。读者或许会对这感到奇怪，考虑到在第四章声称的那样，政府只不过是一件由个体公民的信仰组成的手工艺品。然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并没有让政府变得更不现实或者更不重要。

　　新兴的全球经济与单一经济（例如美国或者印度）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没有政府，因为政治全球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全球化。我将要讨论的问题就源自于这种异常。它（这种异常）的一个结果在于对民主的侵蚀以及对全球不平等的容忍，该种不平等是任何一个单一政府下的经济都不能容忍的。前者已经在上一章讨论过了，后者则正是以下所述的主题。

　　民主需要很多事物，包括多样的政治与立法体系的存在，公民有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经济政策形成的通道，以及归根到底，某种心态。但是在民主的中心和它最简单的形式中，民主要求人们有权利选择谁来统治他们，以及每一个人的投票权都应该与其他人的投票权一视同仁的原则。即使这基本的准则会陷入悖论与迷惑，正如路易斯•卡罗尔，在他最开始作为道吉森的化身中，以及阿罗的开创性工作证明的那样。1但是这些要求的简单性让我们能够很容易去核实一个社会是否满足以上的基本原则。

　　接下来，差不多通过其定义，我们注意到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国家和人民能够对其他国家和公民的生活施加更大的影响。此外，一个国家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力量绝非是对称的，按照定义这并不对，但却是一个事实。例如，美国能够切断古巴的贸易线，不仅仅通过缩减自身与古巴之间的贸易，而且通过惩罚性的行为以威胁那些与古巴有贸易往来及在古巴投资的国家。这不仅仅是一个假设的可能，1996年美国《赫尔姆斯—波顿法案》就是以上行为如何实际发生的证据。而另一方面，古巴在伤害美国经济与政体方面所能做的很少。一个伊拉克人的福利可能更多地取决于美国选举而不是伊拉克选举的结果。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谁是美国总统对普通智利人而言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当1970年9月4日，人民统一党的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通过相对多数票赢得了智利大选，而后的10月4号，在决定性的国会选举中，他漂亮地击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豪尔赫•亚历桑德里，成为国家的总统，对于智利人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是仍然重要的或者可能对于他们更重要的却是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而智利人在该事件中没有话语权。这个由民主选举出的智利政府发起了深远的改革，把富人与大公司的财富转移分配给穷人。不论人们对这项政策能否持续帮助穷人持何种观点，阿连德政府拥有人民的授权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美国总统尼克松却建立了臭名昭著的“40人委员会”来推进在智利的秘密行动——收购无线电台、贿赂报纸以鼓动叛乱行为。最后，1973年9月11日，他们发动了一场致使数千人死亡或被宣布“失踪”的暴力军事政变。在总统府——拉莫内达中，阿连德通过一个咔咔作响的广播最后一次向他国家的公民讲话，广播的背景中夹杂着炮火声：“麦哲伦电台肯定会变得沉默，你们将不会再收到我平静的金属声音。这没关系，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人们总会超越叛国者强加给我们的这一悲苦的时刻……”很快叛军领导攻入了拉莫内达并杀死了阿连德。在9月13日，臭名昭著的军队将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成为了智利总统，一个国家的民主就这样被残忍地压碎了。

　　随着世界的收缩，强势政府设计出各种影响别国公民生命的工具和方法，一国百姓将不再能够选择他们自己国家的领袖。由于民主要求选择影响你一生的领袖的能力，在一个像今天一样的全球化世界里，尤其是那些弱小国家的公民，需要有能力在强大与富有国家的选举中投票。汉斯•布里克斯，这位曾经的联合国巡视员与瑞典国民，在被《纽约时报》的黛博拉•所罗门问到美国总统的选举时，说：“我认为我们外国人在你们下一次选举中可能也应该有投票的权利，因为我们是如此地依赖你们。”由于那样的跨国投票没有发生，全球化必然会引发全球民主的衰减。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正如一个假设的建议，跨国选举听起来很幼稚，而且不像是世界历史的这一阶段能够发生的事情，因此它能够被提出而不考虑对荒谬言论负责，但这样的制度同样有它的陷阱和缺陷。并不出人意料，异国投票并不是我一直推荐的。同样，这并不应该阻止我们意识到在它缺乏的情况下，如果选举规则是只有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才被允许选举整个国家的总统，那么世界也能够与美国一样民主。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其他支撑全球民主的方式，其中的许多内容都需要创造新的全球体系、协议、国际法系统，以及一些创造性的对现存国际组织的重组。我将在这一章的后面开始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