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讨论中已明显得知，贫穷和不平等是社会的两个不同特性。当另一个下降时，其中一个便会上升。最起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消费水平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所占百分比虽然下降缓慢但十分平稳。另一方面，富人变得日益富有，因此社会不平等持续加剧，不管它是以什么方式衡量的（依据10%最富有与10%最贫困人群之间的差距，或者基尼系数）。我认为对消除贫困而言，必要程度的不平等是可以容忍的。我将在下面正式阐述这个观点。但是我们也要对两个词加以注意。人们——通常是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般认为，只要能减少贫困，就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想澄清的是，刚才我所说的“可以接受的不平等”的原则和这个不一样。当富人在印度聚敛了如此多的财富却要求穷人对获得的任何一点好处都心存感激，这是相当不合理的。第二，最小化贫困所需要的不平等程度，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是大不相同的。在当今的制度中，我们可能需要很多的不平等，但希望未来我们能进入一个新的制度中，在那里我们为了最小化贫困而必须承受的不平等将很小。

　　但我们应该给这些政策的抽象原则提高一些清晰度。制定政策时，清楚地描述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非常关键的。新税制、补贴或者新的贸易限制就其本身很少是好的，这些行为的好坏取决于对于社会我们最终看重什么。就像森声称的那样，事实上要彻底地解释清楚最终或基本的价值判断的确存在哲学上的难度。新形势或者新的政策难题可能迫使我们放弃之前视为基本原则的一些判断。但要记住新形势和新选择可能会使我们重塑目标，我们必须问清楚，决策者要最大化的是什么。

　　我在其他地方曾建议一个有吸引力的简单规范的法则，不仅仅在于它的简洁，而是对于贫困与不平等对立的情况确实有特殊帮助。传统上，我们将每个国家的主要目标与该国的人均收入联系在一起，但我在其他地方所提倡并准备在此主张的规范标准，要求我们把国家的主要目标与20%最穷困人口的人均收入联系起来。我将其称之为一个国家的“五分位收入”（quintileincome）。

　　我现在提出的是评价一个国家福祉的标准，我们应该关注国家的五分位收入。自此以后，该规范原理将被称为“五分位公理”（quintileaxiom）。

　　五分位的衡量不应与贫困的衡量相混淆（或与贫困的衡量标准相反）。因此，提高一个国家五分位收入的目标不需要和降低贫穷的目标保持一致。如果我们用一个绝对的方法测量贫困必定会如此（它能够变成零，因此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进一步未完成的目标，但这不会与最大化五分位收入的目标同时发生），甚至对于大多数相对的贫困衡量标准都不适用。我推荐的五分位公理是一个本着约翰•罗尔斯（JohnRawls）著名的极大极小准则精神（maximincriterion）所制定的全面规范的目标。

　　乍一看，这一指标似乎武断，不过按照惯例，任何一个衡量国家福祉的指标都是武断的，直到我们适应它。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收入分配最底层的更小一部分，但是这一端的数据也像最富有人群的数据一样，会变得有些不可靠。最底层的20%人群只不过是实际截止数，这个公理尽量想抓住的是关注社会贫困人口的需要。这也是经济学应该主要关心的事情。

　　我们有办法概括五分位公理或其背后的大意。我们可以给各个贫困水平的居民收入加权，赋予最贫穷的人以最高的权重，然后观察整个社会的加权人均收入。在这里我对设计一个简单易懂的方法很感兴趣，五分位公理就是一个本着这种精神的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如何用五分位收入来评估一个经济，不仅仅导致了预料中的与绝对数值的巨大差异，而且使得排名发生了剧烈变动。表8提供了本书汇集国家的人均收入与五分位收入。不出所料，挪威和日本的排名急剧上升，而美国则将下降。最穷困的罗马尼亚、印度和孟加拉国获得了相对的收益。由人均收入转移到五分位收入所造成的剧烈损失发生在秘鲁、危地马拉和塞拉利昂。

　　五分位收入的衡量标准被称为公平意识的福利衡量准则，它有一些规范的优势。与那些试图最小化贫困和不平等的政策不同，最大化五分位收入的目标存在自然的活力，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目标。在一个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内部，这种测量贫困的方法将会启发我们去关注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如果较富裕的人被完全忽略并持续很长时间，那么他们很快就将变为社会最底层的那五分之一人群，因此他们应该获得关注。如果社会完全平等，这种测量贫困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决策者就没事了，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五分位收入与人均收入完全一致，而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提高人均收入。

　　另外，把焦点集中在五分位收入上并不意味着增长率就该被忽略。很简单，增长率应该根据社会底层那五分之一人群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来测量。这个新测量方法的优势在于直接，不是说明或声称我们应该把目标对准收入的增长，然后期望最贫困地区都能得到实惠，而是表明我们应该提高底层那五分之一人群的收入增长率。

　　事实上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evelopmentProgram）的人类发展指数不同，五分位收入忽略了发展的非收入方面。我对于这个批评有两方面的回应。首先，我的建议并非忽略发展的非收入方面，而是现在我们专注于五分位收入并替代原本集中讨论的人均收入。其次，我推测总体上，五分位收入将与国家的各种生活标准指标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例如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文盲率等等。这是我们之后要探讨的一件有趣的事。

　　对五分位收入的关注也暗示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不平等。总的来说，我相信不平等是不受欢迎的，但贫困是更大的罪恶。所以我们可以容忍的不平等程度是指可以使贫困最小化的“必要的”不平等，在这里它被等同为最大化五分位收入。比如，很可能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会陷入极度的贫困（至少以我们当代的价值观与偏好来看）。因此，关注五分位收入会引导我们远离试图构建完全平等社会的目标。

　　五分位收入准则能使我们决定每个社会中“正确的”不平等程度，这一点我会在下一节正式阐述，而正式的模型也将显示出这是如何取决于全球化发展水平的。它很自然地给出了协调各国政策的想法，并且即将在本章最后一节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