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球化有使所有人都受益的潜力，但要了解它是如何对边缘化人群产生负面影响的，不妨看看自由运动中世界商品和服务市场突然被完全打开的案例。考虑到世界GDP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工业化国家，那么相比工业化国家向贫穷国家的收敛速度，贫穷国家的商品价格向工业化国家的收敛将更加迅速的预料看来是合理的。换句话说，国际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将会靠近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值，但更接近于前者。

　　劳动没有商品和服务那么大的流动性，对于贫穷国家的劳动力部门特别是那些无法利用新科技的文盲和非技能工人，其工资低于价格的预期似乎是合理的。因此，对于那些最贫困的人来说，2在得到开放的益处之前他们要经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期，这是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报道的贫穷国家内部加剧的贫富差距就是该问题的后果。

　　相反，人们会很自然地预期，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贫穷国家劳动力市场上的熟练工人将会不成比例地受益。掌握现代科技的他们薪水将会提高，同样，当他们的同胞在发达国家找到工作并移民，本土的技术短缺将会推动他们工资上升并使其变得富裕。纳吉（Banerjee）与托马斯（ThomasPiketty）的研究表明，在上一个十年里，这个受益的群体已经成了印度那1%最富有的人。不难看出，随着收入以这一方式延展，贫穷民众不仅仅是比最富有的人贫穷，而且他们的绝对财富会因为物价上涨或被排斥在“市场”外而减少。

　　Jakotra村是一个靠近巴基斯坦边界的名叫古吉拉特邦的偏远角落，在一次对它的实地走访中，我发现村民们明显关心全球化会对他们带来何种影响。Jakotra村民主要靠生产手工艺品和刺绣纺织工艺品谋生。他们担心自己会失去微薄的生计，这主要来自于一些决定在大型工厂生产刺绣服装并出口到印度的国际大制造商的竞争。从与村民的对话中我意识到，全球化的确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过去十年中，他们受益于全球化并靠自身能力将产品远销到其他国家。另一方面，他们担心这种繁荣无法持续。这些人仍然很贫穷，更甚者，繁荣的结束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赤贫甚至饥荒。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全球化并未对这些人的潜在利益提供足够帮助。正确的决策是通过政府干预为最贫穷的人在转型期提供安全防护网。

　　一些类似的事情同样对发达国家所关心的外包问题适用。外包的综合效益看似足够了。当美国的汽车行业受到日本竞争的侵蚀，如果美国对日本汽车业设置贸易壁垒，阻止日本车流入美国市场，可能会使得美国当今出现更多的汽车工人，但整个国家却会因此而贫穷。20世纪90年代早期，看起来日本经济似乎要赶上美国了，但美国通过对信息技术领域的开放，吸引世界各地人才，避免了这种状况的发生。

　　类似的事情对当前的外包问题也适用。阻止外包将意味着更多美国人找到诸如呼叫中心、数据档案及基本软件之类的工作，但它几乎必然意味着美国竞争优势与整体国力的损失。这并不是否认有些人在短期内因为外包而受到伤害，就像贫穷国家面临竞争的那种情况一样，正确的政策不是阻止外包而是为因外包受到伤害的人制定弱化竞争影响的政策。无论如何，外包不会有直接的危害。相反，外包在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受到反复的攻击，美国那些进行外包的企业家被看作不爱国而受到了攻击——例如在受欢迎的杜博思节目上播放的那样，这些做法已经了产生负面影响。它提醒小企业家在这一区域内没有外包利润，而且过去3—4年来自中小企业的外包已呈现激增状态。美国电视的广告费用昂贵，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外包装备根本承受不了如此高的成本，因此对它们的攻击没有成本。

　　全球化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政策空间的收缩，这可能是日益加剧的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根源。大型以及富有的企业通常被指受到温和对待，并有大量事实佐证。给富人的补贴总量远远超过了给予穷人的，富人居住地总是能受到城市议会更好的维护，我们总是为小商贩入侵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而感到烦躁。但如果我们测量一下被占用的公共空间，例如在新德里被富人汽车占用的空间，因为他们建造的房屋几乎墙挨着墙，没有为私家车的停放留有场地，这大大超出了小商贩所能占据的区域。

　　全球化还意味着政府将不能对富人和企业征税，以防止他们搬到其他国家去。在过去20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企业税率已从45%下降到30%以下。从2000到2005年，经合组织的30个成员国中有24个降低了它们的企业税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高税率。提高企业税率并让富人为使用的公共场所和财产付费的激进策略也许并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它可以在国家之外驾驭企业，把富有与有技能的人推向其他城市和大洲，这可以结束对贫困人口造成的伤害。这种可能性被正式地证明如下。所以尽管我们确实需要采取激进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它们并不是我们的首选。这个问题注定会在全球水平下受到冲击，并可能在长期需要一个更加激进的制度大修，而非当前许多激进团体所推进的那样。

　　接下来的两节阐述以上提到的一些政策困境和全球化风险。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一定不能看成是反对全球化的信息，而真正的危险在于跨国公司的控制和富人的寡头统治。通过商品、服务、软件产品和劳动力更便捷的流动所创造出的潜在利益是巨大的，制止这些将会是极大错误。与此同时，对失去这些好处的恐惧不应该驱使我们去赞扬全球化的各个方面。通过指出其负面影响，本书希望激励那些对抗这些负面影响的政策以及更好地分配全球化带来的利益。这不仅应被看为道德上的需要；忽视边缘化群体将意味着增加政治动荡以及长期或者可能不长时间就会发生战争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