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还是减缓？这个问题已经忙坏了许多分析师。它之所以在我们的讨论中大量出现，是因为对于一些思想家来说，我们如何回答它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给定论。我认为试图给出全球化下定论只是空谈。首先，这个术语（全球化）包罗万象，因此它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关键在于我们何时何地从什么方面看待它。全球化是当西班牙人在16世纪初接触印加文明时迈出的步伐。基于新大陆的土著人口在武力与新型细菌的联合作用下锐减的事实来判断，这样的全球化显然并不是一件好事。即使这可能引发一场争论：当地居民如今还是要比他们如果仍然未被发现时的那种状态更好；抑或是争论他们过去几个世纪所积累的福利已受到了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当英国人开始接触中国香港也是其走向全球化的一步，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对所有参与者都是有益的。

　　这种多样性的经历表明了两件事：关于全球化影响的简单回答是一个奢侈的事情；全球化可能对所有参与者都是有好处的。后者暗示了对于将这种潜在利益转换为现实的政策设计的需求，在本章中，这的确是政策分析背后的驱动力。全球化被视为受到强烈抨击的主题，并被等同于公司控制。想要抨击后者并不困难，事实上，我还相信这是合乎情理的，但全球化并不只是像经常被说成的全球资本规则那样。全球化导致了人口的融合、音乐与文化在遥远国土之间的交流，为狭隘的民族与激进沙文主义的瓦解，以及所有具有吸引力的属性构建了基础。甚至在纯生活水平方面，全球化也有望使人们摆脱贫穷。

　　尽管如此，对于全球化规范特性的讨论，例如公众舆论中经常被探讨的全球化是否会给我们带来好处（我将对此做些有限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徒劳的。全球化是历史进程中数十亿人行为的无意识结果。是否有人拥有足够能力来拖延全球化的进程都还让人看不太清楚，更别说使它倒退了。全球化的必然性使它与地球重力有些相似。我们能肯定地说出重力的好处和坏处（“它是怎样吸引我们在地面的”），但这类谈话似乎并没有什么价值。

　　因此让我进一步讨论全球化的事实和不平等现象。用贸易额和资本流动衡量的全球化的发生已经被广泛撰写。全球出口总值由1990年的34520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120630亿美元。2006年全球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3520亿美元，而1992年仅为2020亿美元。

　　就繁荣与不平等而言，尽管存在对全球的区域不平等现象在过去20-30年是加剧还是减缓的争论，但从长期来看以及以最富人群与最穷人群之间的比例衡量的不平等趋势来看这种状况则是明显恶化了。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Madison）的计算，如表7所示，如果我们追踪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动向，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增长的不平等是明显的。500年前最富有的地区比最穷的地区的收入高1.8倍，而目前，最富有地区的国民平均收入是最贫穷地区的20倍。

　　近代发生的事情引发了更多争议。最富有和最贫穷地区的贫富差距似乎急剧上升。如果我们取最富有与最贫穷的二十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来观察这两个数字的比例，1960年为18，而1995年则上升到了37。

　　一个更全面的衡量不平等的方式是计算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1如果我们计算国家的基尼系数会有什么发现呢？有趣的是，结果的关键取决于我们是使用加权人口数（population-weighted）还是使用未加权（population-unweighted）的数据来计算，部分争议就是由这个差异造成的。如果我们用加权人口数据，那么我们就假设了所有中国人都获得了中国的国民平均收入，所有印度人都获得了印度的国民平均收入等等，然后再计算全世界的基尼系数。用未加权数据则意味着每个国家被当作获得了该国人均收入的单个个体。因此显然这两种方式都有缺陷。这个问题出现在不同级别的经济学中。即使在家庭内部也会有许多不平等，而且在那些有着内部利益冲突的家庭中尤为严重。但是由于数据不足，我们经常被迫将家庭处理为一个单独的决策单位。

　　如果对每个国家都采用未加权的数据来计算，我们会发现代表国家间不平等的程度的基尼系数在过去几十年间已有所增长。另一方面，如果使用加权数据的话，我们却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基尼系数虽然下滑得很慢但几乎呈单调递减的趋势，到90年代略有回升。后者很大程度上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以及自90年代初期以来的印度的强势经济增长所推动的，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权重很大。

　　多亏改进了数据，我们现在也能计算全球基尼系数了（theglobalinterpersonalGinicoefficient）。阿南德（SudhirAnandand）和西格尔（PaulSegal）通过这种方式发现全球间的不平等是巨大的，但在20世纪最后的三十年里它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全球基尼系数在0.63—0.69之间波动。从整体来看，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有如此巨大的不平等。限定词“几乎”很重要，因为世界范围内还是有少数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比这还要巨大，例如，纳米比亚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74。

　　现在应该清楚，这个问题的结论取决于选择什么方式来衡量，人们几乎可以找到任何想要的证据。而一种方式明显优于另一种吗？如果我们对个人福祉和经济一样感兴趣的话，那么选择加权人口数据似乎是正确的。将中国和加拿大作为比较对象并不合适。但这会产生两种可能的回答。如果考虑到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单元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借助对国家间状况的认识而形成的政治观念，那么我们有可能尽力找出发生在国家间收入的事情。再者，如果我们最终对个人感兴趣，那么我们应该关注全球人际的不平等，而不是去观察使用加权或未加权人口数据的国家间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如果把全中国人民看作一个个体或认为他们每人都获得了国民平均收入，我们就会失去至关重要的信息，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内部的不平等一直都在增长这种事实。印度也是一样。幸运的是，这场争论的解决办法对我在此想讨论的问题并不重要。

　　由于全球化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伴随着我们的一个过程，如果设法将全球不平等和全球化联系起来，那么我需要以长期的观点来看待已经发生的事情。全球化虽已经历了短暂的后退，但它是一个稳健的全球融合的长期过程。长期的区域不平等（我这里并不将其等同于人际的不平等和贫困，虽然人际不平等很可能与区域不平等一起变化）似乎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加剧了。但是，不管对这种趋势抱有怎样的看法，我们都有理由去关注它。首先，基尼系数很重要，但最贫穷与最富有国家间的差距也很重要。如果大部分人口感觉到被边缘化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相对于全球财富而言变得更加贫穷，那么这必然会引发政治动荡。个人自身细小甚微的决策却有可能使总的污染增加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并导致全球变暖，这种事情令我们担忧。类似的事情对全球不平等与大规模贫穷同样适用。就像环境恶化一样，它能引发政治恶化，导致毁灭文明生活的骚乱与暴力的发生。即使这些没有发生，当今出现的悬殊收入差距在我看来也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它的轨迹如何变化，也不管它与全球化有什么联系，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平等程度，正如这章开头所提到的，已远远不能让我们满意。尽管贫穷比不平等更加难以忍受，我们还是要在进行政策干预之前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下一部分之后，我将对全球化一些可能的衍生物做一个简短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