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神话 - 第2章异议的必要性 - 经济学的真相：超越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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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斯密神话

　　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源于斯密著名的发现，即我们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秩序不需要中央协调者。面包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农民提供小麦给面包师，农民从商人那里得到种子和肥料，这一切都不需要中央协调者或某些仁慈的计谋才能得以实现。用斯密最著名的一段话说就是：“我们的晚餐可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利益特别关注。”1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可以使一个经济体充满生机，进而不断成长。一个旁观者看着现代经济体，这里有物品不断地被交易，并有工人辛勤劳作，生产那些与他们利益并不直接相关的物品，他可能会想，一定有某个外在的机构或神的意旨来维系这样一个巨大的机制正常运转。但是斯密争辩道，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市场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指导生产者并把商品送往最需要的地方。

　　主流经济学中的这个核心观点被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表述得更加清楚。在1977年5月缅因州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她说道：“正统经济学的哲学是，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将会带来社会整体的福利。在这种观点下，道德问题就消失了。因为道德问题关注的就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但是，这种学说告诉我们，冲突并不存在，我们都能怀揣良好的意愿来追求私利……这个教义应该归功于亚当•斯密。”

　　虽然我们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已经是非常熟悉了，但这里还是需要指出，即使斯密自己有大量的著作，他的继任者在政治经济学中也是著作颇丰，“看不见的手”这个理论在他的古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后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仍然近乎是一种臆测，直到运用了大量的数理经济学工具和肯尼斯•阿罗、罗拉尔•德布鲁和莱昂内尔•麦肯齐进行了艰深的研究之后，它才最终有了正规的理论框架和证明。也就是说，直到20世纪，在什么条件下竞争性均衡才是存在和最优的才得到证明。现在，我们知道了，在某些给定的条件下，所有个人追求自己私利的行为会导致整个社会达到最优状态。这就是著名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也是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猜测的一种正式阐述。这里我应该更加通俗地称这一基本定理为“看不见的手”定理。在这个理论中所用的术语，像竞争和最优，都属于现代经济学的专业词汇，因此有着特殊的技术含义。在第二章中，我们将详细阐述这个基本定理和相应的术语。

　　这种关于世界的无国界的、无神论的观点，正如斯密的理论所暗示的，动摇了18世纪和19世纪社会思想的根基。2它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思想。3但正如很多伟大思想的遭遇一样，有些人努力想要颠覆它，有些人则想篡改它流行的解释以便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无论如何，它很快变成了主导观点，并且从此以后，斯密的《国富论》成为了新的正统观点。

　　就像对待宗教教义一样，很多人都抓住这种正统经济学不放，而没有进一步地思考或试着去质疑它，甚至不愿意读读斯密的著作，因为他们担心书中的假设、托词和各种前提条件（斯密的著作中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可能会淡化他们执着的信仰。4斯密的伟大发现逐渐地僵化成了一种死板的和不容置疑的教义，在这儿被称为“斯密神话”（Smithsmyth）。这种“神话”指的并非斯密所写的东西，而是他的著述通常被理解的含义。令人遗憾的是，斯密指出的所有注意和警告都被弃置一边。若被告知“看不见的手”定理并不是如同惯常所知的那样在斯密的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时，大部分没有读过《国富论》的当代经济学家都会感到震惊。5斯密更加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中的规模经济和递增回报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意义。实际上，在他书的原始索引中并没有出现“看不见的手”这一条——那是在斯密去世后书籍再版时一个编辑加进去的。

　　除了斯密，其他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和约翰•麦克库洛赫（JohnMcCulloch），对于市场所扮演的角色都采取了一种比传统经济学更加审慎的态度。这些经济学家对政府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看是对重商主义的攻击，因为他们特别担心政府会被商人阶级所控制，进而只屈从于他们的利益。

　　尽管有这些“噪音”，传统经济学依然蓬勃发展起来。然而，在19世纪关于工作时间法定规定的争论中，人们可能会对斯密的理论失望了。如果工人愿意每天提供14小时的工作，而企业家们愿意为此付款，政府为什么还要介入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会保证这种“自然状态”是最佳的。如果女人愿意以比男人少的薪酬工作，而公司也愿意在此条件下雇佣男人和女人，政府又何必干预呢？如果穷人愿意作为地主的奴隶为其干活，而地主也觉得可以接受，那么市场是不是应该允许这样的合约产生呢？这些问题不在学术范围内，但却是实际政策和争论的焦点。例如，在1859年，路易斯安那州宣布自愿的奴隶制或所谓的“被保护人主义”（waranteeism）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个人被授予成为奴隶的权利。但这个法律是歧视性的，因为它仅仅将这种慷慨的权利赋予了有色人种。

　　有些人认为政府参与到这些事情中就是对斯密教义的违反，它只能导致次优结果的产生。我们将在第7章讨论这种论断的谬误。

　　这种观念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至于20世纪中叶“看不见的手”定理正式建立时，大部分的经济学家仅仅将之视为这种理念的一种数学证明。即使在今天，许多经济学家仍然将这个定理与人们应该不受约束地追求私利这种规范表述等同。大卫•休谟（DavidHume）的著名警告——人们不能从纯实证性命题推断出规范性命题——被蛮横地忽视了。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肯定没有负外部性这样的问题当然已经被经济学家考虑了，但是，在这点微小的修正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