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陈述的是最广为人知却也是最易让人轻信的。然而，这种自满还有另外一个支撑。它还与很多的经济学家有关，他们通过一些伎俩——写作月度专 栏，发表年度论文以及出版长时间酝酿的书籍——使前面的观点为人所信。他们通过这种途径创造了一个“中心观点”：一群智慧的家伙描述了现代经济是如何运行 的，并且向我们保证，作为一个系统，目前的建立在个人利己主义和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基础上的世界经济秩序是正确的，或者说在所有可行的方案中是最好 的。也许它并不总是能够像人们理想中的那样运转，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并坚持这种秩序。

　　当将自己从主流经济学中脱离开来后，我发现当代有一些经济学家与我的观点一致，他们也赞同我对现行经济秩序的批评。我非常乐意接受他们书中创新 性的观点。然而，得到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和经济记者的支持，经济学界的主流仍然在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当今世界由工业化国家的市场经济所支撑的经济秩序是在目 前和可预见的未来唯一的、最佳的经济秩序；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实施改革以使现存的体系能够顺利运行。

　　偶尔，这种自满感也会遭遇困扰。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贫富差距，有些人——包括那些自己也是特权阶层，却有勇气去质疑的人——感到困惑了。他们 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愚弄以至于相信其撞了大运，遇上了理想的体制，剩下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去维持这个体系正常的运转。愤怒感在这些人心中积累，并偶尔会以暴力 或非暴力的形式在新加坡、圣地亚哥、西雅图或是华盛顿特区的街道上爆发出来。

　　当那些长期被这种问题困扰或是对贫穷之人抱有同情心的人最终决定去反抗时，他们的行为通常会被认为是“一群暴徒”的“横冲直撞”的行为。但是， 这些反对者关于现存世界的经济秩序的尚未完善的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们可能没有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外人看来，他们的怀疑可能是莫名其妙的， 但是他们的感情中隐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而这个事实是有理论根据的。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剥削、征服和掠夺仍然存在。只是这些行为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一方面，现代社会努力减少赤裸裸的剥削，努力阻止抢劫和 一些极其恶劣的侵犯人的基本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人类和政府发现了更新的、不那么明显的方法去剥削那些简单的人、单纯的人和那些不那么实利主义的人。整 个国家、集体和人们都一直在受欺骗，被掠夺，但这个过程是极少通过战争、直接的对抗形式进行的，而是通过复杂的金融花招、发掘法律中的漏洞以及利用经济和 政治全球化不同步所带来的新机遇进行的。非洲次撒哈拉地区、美洲和亚洲中部以及南部的部分地区甚至欧洲的一些地区糟糕的经济都是这一问题的证明。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走很远到贫穷的国家去观察那些被剥削或受欺骗的群体。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有很多贫穷的人和在马路上过活的人。在写这段文字时，我了解到在美国有超过4000万的人没有医疗保险，而且接近10%的劳动力是失业的。

　　无疑，这些穷人中的一些比富人的生产效率要低；但是生产效率较低并不应该成为极度赤贫的原因。就像我们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残疾并不意味着就失去 了进入电影院、餐厅和商场的权利，因此我们有法律要求必须为残疾人士在公共场所提供特殊的服务。同样，我们也必须承认，生产效率低也不应该成为被剥夺食物 和医疗救助的理由。

　　即使我们摒弃上述观点，并且赞同新古典主义的说法，人们应该根据他们的生产率给予报酬（这样才能使经济更有效地运行），事实是富国的穷人并不总 是那些生产率低下的人。例如，有很多证据显示，富裕家庭的出身有助于一个人变得更加富裕。去精英学校受教育所获得的人力资本以及通过受法律保护的继承所获 得的前辈遗产，使得有些人一出生就有某种优势或劣势去保持上一代的生活状态，同样的情形也会出现在那些等级森严的社会。更恶劣的是，人们通常没有获得和他 们的劳动生产率相对等的报酬，因为他们的财富被那些越发复杂的金融合约和互换协议骗取了。这就会在富国产生一个“不应该有的下层阶级”。

　　所有这些都被压制住，因为我们透过文字和其他媒体形式持续地被灌输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两个被普遍相信的神话：工业化的国家的市场是自由的，并 且这种自由市场是公正的。那些对西雅图、坎昆和华盛顿特区街道上的反对者不屑一顾的经济学家们就像是以前伴随军队出征的传教士，用安慰的话语去抚平反抗， 并且将这些反抗者视为不明智的和思维混乱的。就像爱因斯坦在《月度周刊》的创刊号中说的：“牧师们，通过控制教育，使得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一种永久的机 制，并且还创造出一套价值体系，使得人们从那时起就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意识地受到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

　　我们并不是说这一切都是通过权利和金钱的阴谋产生的。这个世界上的阴谋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少得多。阴谋当然是存在的，但是以智取胜的力量比 我们意识到的要厉害得多，并且最终成为一种压倒性的力量。这样一种力量是很难理解的，需要很多的智力上的探寻才能掌握。关于这点，亚当•斯密是对的，并且 即使当我们拒绝相信书中所提到的斯密之谜时，我们也应该记住这一点。我们需要铭记在心的是，阴谋的减少并不总会使我们的社会上所盛行的这种均衡得到良性循 环。

　　关于看不见的手，还有另外一种视角。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说的是，经济体系能够自我运行，同样还有一种体系，尽管没有一个终极机构来负责， 但却能产生极其糟糕甚至令人害怕的结果。这就是不朽的弗兰兹•卡夫卡（FranzKafka）的在其未完成的小说《审判》（TheTrial）中所描述的 情形。约瑟夫•K（JosefK）在一个超现实的社会中因为被指控犯有某项他不承认的罪名而被捕。他跑遍了大街小巷，问遍了所有的机构，想要发现这项指控 究竟是什么，以及是谁提出的这项指控，以便能够上诉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K所居住的那个社会，没有任何中央权力机构或者可以上诉的人。这个迷宫中所有的人 每天都在忙碌自己的事，这就产生了一种凌驾于任何个人之上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卡夫卡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观点比斯密的观点更加切中肯綮。确实，在斯密的 文章中有科学的严谨，而卡夫卡的文章却全是文学的模糊性。但是在进行社会分析时，有时我们需要刻意使用后者来使观点和信息有效表达。

　　我们关于全球经济秩序的思维方式滋生了根深蒂固的自满，我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将之切除。这也正是本书的目的。它充满了对异议的鼓励。

　　然而，我应该在开头警告读者，他们可能会对本书失望，因为我既没有提供什么万全之策，也没有那些革命文告中惯有的乐观主义。本书的目的只是为给 我们的社会提点建议，说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已经不再像我们当初设想的那样运行了。它比教科书中描述的要肮脏得多。世界已经处在了危险的边缘。很有可能我们 会一头扎进一个自私、物质的未来社会。可能我对未来社会的看法会使很多读者失望。和其他大部分的现实主义著作不同，这本书没有提供那些令人信服的理由，让 读者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改变这样黯淡的困境。事实上，我希望让大家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社会的本来面貌以使我们能够悬崖勒马，避免步入亡途。我确实也提出了一些 方法并提供了一些新的政策建议，但我很清楚这些建议很可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这里，我的主要目的是毫不保留地展示真相，希望那些更有能力的人能够提供解 决问题的方法。

　　另一个可能使一些读者失望的是，我在这本书里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来源过于广泛。我批判主流经济学，却仍然使用很多它的分析方法。对于一些人来说， 批判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工具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与新古典主义进行论战时的表现却让我不敢苟同。尽管卡尔•马克思的构想和合乎人性的诉求确 实很吸引人，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却对我没有吸引力。

　　另外，尽管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有非常值得赞美的目标——他们正确地拒绝承认当前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公平的，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免于贫困的 社会——但这种积极的一面却受制于他们的固定思维模式。真正的批判性思维需要我们对新的事物和新发现的研究方法更具包容性。我在这本书中的策略是挑选所有 可行的研究方法中最好的，而不考虑其来源。这里的很多方法甚至是从我所批判的斯密的书中借鉴的。事实上，如果能够用主流经济学自己的研究工具来把它扳倒， 才更具有说服力。

　　总的说来，很多人都认为现行的建立在追求个人利益和完全自由市场基础上的经济秩序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在这本书中我将说明，所有的经济体系都有赖 于特定的社会规则与信念。许多经济学家都把这种资本主义的规则视为理所当然的，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甚至认为这些规则已经寓于无形之中了，这就给他们自己一 种幻象，使之认为根本就没有规范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相伴的规则，资本主义必将崩溃。

　　这说明，一个比我们现在所处的更加平等与公正的社会是切实可行的。相应地，这需要那些能够使个人行为与社会相互协调的规则与机制存在。这样一个 体系的构建与对其相应的规则和机制的理解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不仅因为这需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进行探索，还因为现存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们——那些控制了 这个世界大部分财产的人——会抵制改变并会蓄意破坏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的种种努力。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这样一种挑战性的计划规划一个蓝图，并为异议者 提供一套理论体系。

　　这个研究和行动计划有一个重要的难题。我们意识到，仅仅进行零星的变革与实行理想主义的政策——就好像我们已经生活在乌托邦世界了——可能会使 情况变得更糟。不能够认识这点是激进主义者普遍犯的错误。只要我们在现行体系下继续生活，我们就不得不和旧的政策打交道。正因为如此，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 不能和有些人所倡导的大政府主义相互混淆。一个强势政府，在现行的经济秩序下，是个非常容易受攻击的目标。大型公司和既得利益群体知道抓住这点是取得利益 的捷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很多私人公司都把政府视为他们最好的生意伙伴；他们可以在现行体系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诈骗政府。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之争是个误导 人的争论，它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这个大目标上分散开了。这个大目标将会受到现行政体下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并且为了确保在创造更好世 界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只是简单创造了另一个有着新的垄断利益集团的体制，我们需要作出艰苦的智力探寻。

　　我们必须意识到遵守标准的（但明智的）现行体制的经济秩序和朝着新的体制努力并不是不一致的。事实上，这两点都成为了本书所述计划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