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多数方面来说，现在的这个世界比过去的要好得多。最起码，我们从积累起来的更多的财富中获得了极大的舒适。即便不考虑这点，我们现在再也不用总是担忧另一个民族的军队会过来掠夺我们的土地和财产。当外出就餐归来，我们也不会担忧有陌生人闯入并霸占了我们的房子。身体上的弱小并不一定伴随着经济上的赤贫。现在的个人和国家都拥有很多被认为是最基本的、不容侵犯的权利。我们不需要每时每刻都用武力或欺骗来维护这些权利。其他人会认可并尊重这些权利。当他们没有这么做时，社会或政府会强迫他们遵守。

　　认为我们在平均水平上并没有我们的祖辈幸运，似乎是个很奇怪的说法。然而，在这本书中我将证明我们真的没有乍看上去的那么幸运。我们并非对21世纪的法律和意识形态下产生的巨大发展毫无觉察。即使在过去，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野蛮、挑衅的行为和道德上不能容忍的征服，用当时的道德观、意识和行为标准来衡量通常都是公平的。柏拉图或离我们更近一点的托马斯•莫尔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受到尊敬并得到照顾。但是即使对他们来说，把女人和奴隶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也没有什么错误。在17、18和19世纪，大规模的美国土著人被迫与他们的土地分离，有时是迫于武力，但更多情况下是通过所谓的自愿交易——那些土著人几乎不懂的复杂的合同。因为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他们既没有接触过土地买卖，也没有接触过合同——就像他们后来的贫穷所表明的那样，他们被无情地剥削了。但是很多人都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既合法也道德。

　　一些关于这些“自愿”条约和交易的记录是非常具有悲剧色彩的，就像在1755年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那次一样，500多名彻罗基族人和几乎相同多的移民者见面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詹姆斯•格林主持了这次会议。双方交换了礼物，盛满了肉的银色的碗和杯子，彻罗基族人很高兴，并且宣称他们的部落希望将“他们所有的土地和水源献给大不列颠帝国的国王……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土地和水源的主人。”这些移民者意识到这只是语言上的一种隐喻手法，只是为了表达对他人的友好。这一点在彻罗基族人对进奉礼物后拒绝接受任何回报时显得尤为明显。但是这样一种奉献对于移民者而言正是求之不得的。为了使之成为一项契约，移民者说服彻罗基族人接受一点点报酬，后者出于礼貌接受了。然而，彻罗基族人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失去自己的土地。

　　在某种层面上，这样一种交易是自愿的，然而，当交易的一方由于在其历史中从未经历过土地买卖而不理解这种交易的含义时，这种自愿交易的意义和影响就要受到质疑了。很多移民者认为这样的交易是公平的，当然也有一些移民者就是想赤裸裸地去利用土著人的这种单纯。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他的船员到达现在的美国（巴哈马）时，阿拉瓦克族人用食物和礼物来迎接他们。他们不知道哥伦布将要利用他们升官发财。用哥伦布的话说是：“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鹦鹉和棉花球……和许多其他的东西……他们没有任何武装，而且也不了解武器，因为当我给他们看一把剑时，他们沿着刀锋拿剑，并割到了自己。”在意识到这些人的单纯后，他进一步推测“他们会是很好的奴隶，用50个人，我们就能将他们全部制服，并让他们唯命是从”。

　　就像今天一样，当看到法律规则取得支配地位，法院规定的财产权受到保护，无耻的军队征服行径大大减少时，我们感到那些在市场中和会议室中签订协议和契约的行为是公平游戏的结果。我们也明白在市场中有欺诈行为，有人会受到剥削，但是总体上，当我们按照市场规则行事，没有明抢豪夺时，我们就相信我们所为都是对的。确实，有些人变贫穷了，而有些人则腰缠万贯。但是，我们告诉自己，这是必要的，难道不是吗？试着阻止这种现象难道不会阻碍进步和经济增长吗？我们已经看到了——例如在苏联，——当另一种体制被尝试时发生了什么。但是历史，就像刚刚讨论过的情形一样，会警示我们，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多其他形式的不平等条约被签订。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交易不是像教科书中所提到的那样，只是苹果、理发、手枪、黄油和钞票之间的简单交换，而是涉及到跨期和复杂权利的繁琐的交易。也许只有当我们回头看时，才能找到优于现在的更好的问题解决之道。

　　如果我们通过社会上最有钱的那部分人和最贫穷的那部分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来简单地衡量不公平程度，那么当今社会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这是因为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的生活状况自古以来就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们的生活艰难、卑微而短暂——这里简单地引用了托马斯•霍布斯著名的对于原始生活状态的描述——最贫穷的那部分人连生存都无法维持。他们的福利通常是由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来决定的。这里还没有考虑那些更加贫穷的人。相反，有钱人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限制。现在最富的人可以做那些成吉思汗和尼禄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

　　通过一些简单的计算我们就会发现，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10个人所挣得的钱加在一起等于坦桑尼亚全国大约4000万人所挣的钱。考虑到坦桑尼亚也有自己的亿万富翁和特别富有的人。很显然，如果我们剔除掉这部分人，而比较世界上最富有的10个人和世界上最贫困的人，我们会发现收入的差距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真正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吃惊。我们通常很少想这些事情，即使真的考虑了，我们也通常会把这种不公平和贫穷归为市场经济机制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在这个巨大的全球体系中，那个庞大的、看不见的机器和数以亿计的参与者创造出效率，并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富有。

　　与此同时，公司内部的不公平也随之上升。在美国，1980年，大型公司的CEO的平均工资曾经是一般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的40倍。10年后，这个比例上升到了85倍，当到21世纪初期时，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400倍。我们一直被告知一个年薪千万的CEO（当在基础工资的基础上加上股票期权后，这就是个可靠的数字了）需要高工资作为完成其高技巧工作的动力。也就是说，如果所有管理人员的单位工资都减半了，则现在上述CEO一年挣500万，他们会说：“这么低的报酬，我根本不会努力工作。”我们的轻信和自满让我们会相信这种说法。我尝试过用严谨的模型证明这样的一种薪酬激励设计可能会使工资上涨速度远远超过生产率。除了这种不公正性，它还会使世界很容易出现金融危机，正如我们在2007年9月目睹的一样。

　　事实上，社会在面对不公平的情形时所盛行的这种自满态度也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由很多在这个体系中受益的人煽动起来的。这些人只占社会的很少部分，但是却影响非常大；它由这样一部分人组成，他们能够通过金钱把他们的观点融入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中，或者更好地受到权力的庇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