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分工在国际范围内广泛而深入开展。英国、美国与日本以其强大的创新与制造能力，先后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源源不绝地生产出各色产品（包括服装、家具、家电、轿车等）、各类设备（包括轨道交通设备、建筑设备、环境设备等）与各种机器（包括各种机床、机器的制造等），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核心国”（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语）。

　　英国于19世纪中期成为了“世界工厂”。当时，英国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2%，但是其工业产值却占世界总产值的30%-40%，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1/5-1/4，并且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都飘扬着英国的国旗。英国创立了以蒸汽机为动力、分工合作与规模生产相结合的近代工厂，成为国际分工的高地，以及全球的制造中心、经济中心、财富集散中心。

　　类似英国，美国也是通过推进新一轮的工业革命而成为了“世界工厂”。1928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份额占世界的39%，二战后这一份额继续增加，直至占据世界工业生产的半壁江山。从耐克运动鞋到波音飞机，“美国制造”包罗万象。与先驱者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是用一系列知名品牌来巩固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作为后起之秀，美国创立了“泰勒模式”与“福特流水生产线”，为现代工厂奠定了基础。

　　当美国以无人可及的制造业傲视全球时，东方的战败国日本却在磨剑砥砺，迅速崛起。通过实施“重化学工业化”和“加工贸易立国”（1955-1974年）等政策，日本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为其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技术立国”（1975-1990年）的新思维，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与革新，大规模生产世界最精细兼具价格优势的产品。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国际分工中异军突起。汽车产量、机床产量、机械工业出口总额均居世界第一。无数个超越使日本成为了新兴的“世界工厂”。日本不仅实现企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如“丰田式生产方式”），而且还实现了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革命，即所谓“日本式经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为世界经济与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据以上三国的发展历程，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工厂”，一般需要这样一些条件：第一，该国的工业生产能力、研究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水平等已居于世界同类企业和行业的前列，在世界市场结构中处于相对垄断地位；第二，该国的工业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其工业产值必须占到世界工业产值的相当比重；第三，该国的工业品主要不是用于国内消费，其出口必须占到世界工业品出口总额的较大比例，由此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走向以及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第四，该国的工业生产不仅向世界大规模提供各类物品，而且为世界批量贡献新的科学技术尤其是新的管理经验，使世界工业文明跃上新台阶。

　　改革开放后，中国日益深入、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海量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工业生产能力迅速膨胀，“中国制造”像潮水一般涌向世界，而且一浪高过一浪。1995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只有5%，而如今这一比重上升到大约15%，虽不及美国的25%，却远远超过德国的7%和英国的3%，与日本几乎持平。在2007年有172种“中国制造”的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到2009年有超过200种。世界70%的DVD机和玩具，50%的电话和鞋，超过1/3的彩电和箱包均产自中国。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基地。

　　2001年，在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被第一次提及。此后，“世界工厂”就成为国内外描述中国经济的一个常用词汇。中国主流学界、政界与舆论界都为中国得到这一称号激动不已。有著名学者指出，中国只有成为“世界工厂”，才能实现现代化目标。另有权威专家强调，“世界工厂”是中国的“千年大机遇”，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需要今后几十年来自各方面的努力，但是它还远不是中国的现实。

　　与昔日的“世界工厂”相比，“中国制造”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与前三国存在着极大差距。从量上来看，昔日英国制造业所占全球最高份额为53%，美国为40%，日本为20%，而中国如今只有15%。从质上来说，更是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制造”长期以来一直是廉价产品的代名词。美丽的数据无法掩饰“中国制造”的尴尬——拥有众多世界第一，但是获利单薄如纸。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曾经讥笑，自以为是的中国其实在国际分工中仅仅赚点面包屑而已。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中国制造”一直是“反倾销”的主要对象。显然，发达国家给予中国“世界工厂”名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美、日曾经担当的“世界工厂”，而是一个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世界加工厂”。稍有自尊的中国人应为得到这样的一个“封号”而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