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种广泛传播的乐观主义对我而言有些陌生，但我还是对其心存感激，并不把它看作社会的弊端。我觉得，人们把烦心事留给自己，而不是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感染别人，这种做法是很体贴的：人们珍视自己的好心情，也愿意尊重别人的好心情。可是，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我开始细致研究乐观主义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更微妙的东西。研究开始之初，冷战（译注：Cold War，冷战。指的 是 1947 年至 1991 年间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阵营除直接交战以外，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处于对抗状态的时期。这个词起源于 1947 年 4 月 16 日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的一次演说）这期间东德地区的所见所闻给了我很多启迪。我观察研究的是两种人的抑郁行为在跨文化层面上的不同，并比较二者对前景的悲观心态，这两种人，一是生活在东德社会主义环境下的人民，另一种是生活在西德更开放、更民主社会环境下的人民。在那次研究调查中，我深入东柏林和西柏林（译注：柏林原称“大柏林市”，二战前为德国的首都。战后，根据《波茨坦协定》，柏林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1948 年苏联占领的东部地区成立了大柏林临时民主政府；1949年，美英法三国又在西部通过市议会选举组成西柏林市政府。至此，一个完整的柏林分裂成东、西柏林两部分）“接壤”的酒吧里，观察、探索男性泡吧者的忧愁迹象。

那时，西德及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对一件事很是好奇，那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在人民的幸福和安全感方面比其他社会制度存在更多优势。因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人平等，全民福利，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住所。可是，我在东德的酒吧里所看到的消沉迹象——如垂头丧气、面带忧愁等——要比在西德的酒吧里看到的多。有趣的是，在跟人们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东德的人民在即将开始一天的生活时，对美好的前景更多的是依赖于盲目的乐观幻想。

有一次，一个东德的画家向我表达了他被“困”在东柏林的懊恼。他没有画布、颜料及其他追逐艺术梦想所需的基本材料，并且在思想层面，当局明显妨碍他对艺术的追求。尽管如此，这位继承了胡安•米罗 [ 译注：Joan Miró（1893~1983），西班牙画家、雕塑家、陶艺家、版画家，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和毕加索、达利齐名的 20 世纪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之一 ] 和保罗•克利 [ 译注： Paul Klee（1879—1940），德裔瑞士画家 ] 的绘画风格、作品精致细腻的画家，却告诉我他要到国外去继续他的艺术事业。“总有一天，我要去巴黎。”他面带微笑，轻声说道。说完就转头看着窗外，叹 了口气。就是这个令人心酸的时刻，清楚说明了乐观幻想在人身上的不死不灭。

像这样的谈话，加深了我对乐观主义的了解。“积极心理学运动”[ 译注：20 世纪末西方心理学界兴起的一股新的研究思潮。其创始人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肯农•谢尔顿（Kennon M. Sheldon）和劳拉•金（Laura King）。积极心理学主张研究人类积极的品质，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使人类走向幸福 ] 的发起人、亦是我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指导老师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认为，乐观主义是人基于以往成功经历上的，对未来的信念和期待。 塞利格曼研究发现，当我们对迄今为止的现实基本了解、并推断出——未来将会继续沿袭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非常乐观。

比如说，一个棒球比赛的击球手，他在本赛季过去 3 个月的比赛中 的击球率是 30%，并且有过 20 次全垒打，那么，任何一位想赢球的球队经理都会选他当第四位击球手（译注：按照棒球比赛策略，一般而言，第一棒开路负责上垒，第二棒负责推进垒上跑者，第三棒负责清垒，第四棒负责最后清垒工作也就是送跑者回本垒的人，所以是打击最强的一棒），而不是另一位击球率只有20%、只有3次全垒打的球员。因为——基于以往经历，球队经理认为前一位球员更能带来得分，换句话说，这位球员有着“积极的胜利预期”。

在东柏林我遇到的人里，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很可能不会实现，但他们仍然满怀希望。我的那位画家朋友以前从未去过巴黎，也没有任何基于以往经历的特殊原因促使他产生这种想法。事实上，如果从以往经历来判断的话，他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东德。然而，他仍然不断幻想着自己自由地追逐艺术梦想的情形——每时每刻都能画画，灵感如泉水涌现，还去瞻仰卢浮宫（译注：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原是法国的王宫，现是卢浮宫博物馆，拥有的艺术收藏达 40 万件以上，是世界著名的艺术殿堂）……他的这些想法完全是建立在乐观的幻想基础之上——那都是一些对未来的憧憬，希望种种虚幻的情形发生在他的身上，带着他前往巴黎。而他在理智上很清楚自己过去的经历，也明白自己将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所以他的这些愿望最终只是一些虚无缥缈的白日梦而已。乍看之下，塞利格曼的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却并未抓住乐观主义现象的实质。因为他的理论占据了主流，此领域很多的学者明显出现了一个“盲点”。经验主义或量化导向的心理学家极少有关于 积极幻想或梦想的论述或研究，他们受人类行为学研究的影响，只 把研究重心放在了人在理智和经验基础上所做出的对未来的判断上面。预期或期望值是很容易测量和研究的，但“幻想”是模糊、无形的，很难对其进行客观分析。早在弗洛伊德 [ 译注：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他开创了潜意识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 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医学模式的新基础，为 20 世纪西方人文学科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柱。著有《梦的解析》] 身上就有关于幻想的论述，他当时（至今如此）就因提出多个未经经验证 实的观点而闻名。

我认为积极的幻想是人的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很想深层探索一下它们的运作方式及对人的影响。为了寻找启迪，我向上追溯到了现代心理学的源头，尤其是对 19 世纪末的思想家威廉•詹姆斯 [ 译注：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心理学之父。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家之一 ] 进行了研究。在他的《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第二卷中有一章节名为《对现实的认知》，詹姆斯如此说道：“每个人都知道，想象某个事物，与相信其存在，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假设某个命题，与承认其正确性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在这里，詹姆斯所说的是人们对“过去”与“现在”的看法，但其观点似乎对“将来”也是通用的。由此我认为，有关乐观主义，其实有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是以过去经历为基础的乐观期待，二是以愿望和欲望为基础的、无拘无束的憧憬。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这种与过去经历相脱节的积极心态，是否会在生活中影响人的意愿和行动能力。阿尔伯特•班杜拉 [ 译注： Albert Bandura（1925~），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的主 要代表人物之一，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认知理论之父 ]、马丁•塞 利格曼等学者早已研究了乐观的期待与人的行为表现之间的联系，证实了“期望会促使人付出努力并取得实际成效”这一观点。他们研究发现，人如果根据以往经历、对自己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做出了较为乐观的判断，那么他们就会付出更多努力去实现这一愿望。那么，类似的憧憬是否有助于真正实现幻想呢？与过去经历相脱离的异想天开的幻想，是否能够促使人行动起来实现他们的梦想？

我认为很有可能。若是认为“梦想”与“期待”在实际影响方面有何不同，那是毫无道理的；任何形式的积极心态似乎都是必定 对人有帮助的。为深入探究这一论点，我进行了一项调查。我在某个减肥项目中召集了25名肥胖的女士。在减肥项目开始之前，我问她们想要减掉多少体重、她们减肥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接着，我让每位被调查者完成了几个简短的情景描述题——有些是让她们想象自己成功地完成了减肥项目的情景；有些是想象自己受到外界诱惑、影响到减肥计划的情景。如：

“你刚刚完成了减肥项目，今天晚上你要跟一位一年未见的老朋友见面。你正等着朋友到来，这时你想的是……”在另一个测试情景里，我让被测试者想象自己面前有一盘甜甜圈，她们此时的所感所想是什么、会怎么做？我让被测试者评定一下其幻想的积极和消极程度，以此来衡量她们是否希望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是否认为减肥过程是轻而易举的。不论其梦想是消极还是积极，这都是被测试者自己对梦想的主观评估，我所关注的也只是评估本身，而非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所做出的判断。

此次调查结果引起了我的关注：一年过后，那些认为自己能够减肥成功的女士，比那些不太相信自己能成功减肥的女士平均多减掉了26磅体重。而真正出人意料的是：不考虑她们基于以往经历所做出的判断的话，与幻想自己的减肥效果不太乐观的那些女士相比，那些对瘦下来持有乐观态度的女士——亦即在测试情景中幻想着自己与老朋友会面时将变得苗条迷人、在甜甜圈面前毫不动心的那些 被测试者——平均少减了 24 磅体重。很明显，在这里，“心想”并不能促成“事成”，反而阻碍了梦想的实现。此次调查中，那些美滋滋地做着白日梦的人并未产生足够的动力、进而表现出有助于减肥的行为。

1991年我把这个研究结果发表了，却并未引起心理学界或其他人对乐观主义的细致审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对积极心态的推崇正如日中天。那个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以积极心态看待未来，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幅提高”这种观点深信不疑。出于这个原因，有些同事就劝我换个研究项目。他们说：“你还是多研究一些成型的观点吧，研究‘梦想’风险太大了，它会把你引到‘伪科学’的圈子里，还背上‘炒作’的嫌疑。要想让大家严肃看待你的研究，还是研究一下乐观的期望值吧。”但我觉得，研究“梦想”是很有意义的，我的研究可能会对人们的生活有所帮助。

我的首篇关于乐观主义的研究论文发表在一家同行评审的刊物上，但第二篇论文却数次被拒。审稿人对我说，我的研究结果和论点太过牵强。有些同行对我说，我的那篇论文他们甚至都读不下去，因为其中观点很是荒谬、甚至可怕。我很伤心，也有些失望，但我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在科研领域，为了让科学界——还包括我这个作者——接受一个理念，就必须对其进行多次重复研究，寥寥数次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是不足信的，因为其数据和分析结果会受到特性的影响。所以，我想进行一些严密的、大型的研究，从而说服我的同行及外界人士。我知道，我不能依仗前人的研究结果，只能勇挑重担，像垒砖一样一个研究一个研究地做下去，直到把全部研究发现建成、站住脚。

于是我就开始干了。我用了 20 年时间，对德美两国不同年龄、 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了观察。同时，为了应对学者们可能出现的异议，我多次调整了研究方法。所以，如果我将所有可能性都考虑在内，而得出的结果依然如故的话，我就能够肯定——我提出的是一个有理有据的心理学现象。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起初，看到研究结果一个个出来时，我很是惊讶，因为其结论都是一样的：在与以往的经历脱离的情况下，乐观的幻想、梦想、希望，并未转化为动力、进而促使人行动起来、活得更积极，反而变成了阻力。

还记得前文提到的“本”吗？他暗恋一个女生，却一直没有从学习中抽出时间来约她出去。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想看看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他们的乐观幻想是否真的妨碍了他们的实际行动。我召集了 103 位大学生，他们都说自己对某个异性心有好感、却从未与之有过约会。首先，我让他们评估一下（从0到100%）与对方建立恋情的可能性有多少（即他们基于过去的经历所做出的预期）。然后我让他们完成一系列与约会相关的假设情景。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你正在一个聚会上，跟心仪的那个他 / 她聊着天。这时，你看见一个女生 / 男生走了进来，而你知道，你心仪的他 / 她是喜欢这个 女生 / 男生的。接着，这个女生 / 男生朝你们俩走了过来，这时你心里想的是……”并且，在每一个情景测试题中，我都让被测试者按照从 1（非常消极）到 7（非常积极）来评估一下其幻想的积极或消极程度。

测试中，有些学生对上述情景提示产生了乐观的幻想，如： “我跟他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尤其是在刚进来的那个女孩的注视 下——离开了聚会。我们俩走到外面，并肩坐在长椅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他伸出胳膊把我揽在怀里……”其他学生的幻想则较为消极，比如：“他和那个女生聊起了天，说的全是我不知道的事。他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比跟我在一起时更自在，而他们也毫不在意把我晾在一边……”

五个月之后，我对被测试的学生进行了回访，调查他们是否与心仪的人在一起了。其结果与上文提到的减肥的那些女士是一样的：在对以往经历进行了理性评估之后，他们对恋情的期望值越高，采取行动的动力就越大；而像前文中的“本”一样，他们越是沉湎于对恋情的乐观幻想，其真正开始这段恋情的可能性就越小。

建立恋情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动力和大胆行动的任务。找工作也是。乐观地幻想自己在面试中的表现, 或是坐在一间绝妙的新办公室里 , 或是潇洒地向人发放名片等情景，是否有助于求职者找到工作呢？ 1998 年，我在德国某所大学里召集了83名男性毕业生进行测试调查。

他们大多数都在25岁左右。我问了他们2个问题，一是他们觉得自己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大；二是找到工作对他们而言有多么重要；我还让他们设想并写下自己对找到工作这件事的美好幻想，并用从 1（极少）到 10（及经常）的数字来表示这些美好幻想在他们脑海中出现的频率。两年之后，我对他们进行了回访。回访的结论是，乐观幻想的频率越高，他们获得的成就就越少；被回访者表示，由于对找到工作的憧憬，他们投出的工作申请就比预想中少了很多，受到的录用通知也少了很多，所以，他们挣的钱也寥寥无几。对他们而言，憧憬成功，反受其害。

到此为止，前文中提到的调查研究——求职者、身在暗恋中的大学生——用的都是被调查者自己反馈的数据。要是他们弄错了怎么办？要是与乐观幻想有关的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力，使得他们高估或低估了自己的成就，怎么办？那就会降低可信度，影响研究结果，导致整个大型调查站不住脚。

于是，我决定用更为客观的方式来研究一下“积极的幻想”这一现象：我想研究一下乐观主义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我询问了 117 名修了《心理学导论》这门课的大学生，问他们在两天后的期中考试上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分数，以及得到这个分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次调查，我用的还是老办法——让他们完成一个假设的情景：“试已经考完了，今天出成绩。你正朝着成绩公告栏走去，这时你心里想的是……”有位学生续写的情景是很消极的：“我要是考砸了怎么办？也许我真该在学习上多下点工夫才对。我的名字在哪儿呢？该死，我考了一个C……怎么弥补才好呢？”其他学生的反馈则较为积极。此外，我还让学生们评估了其幻想的消极和积极程度。

6 个星期过后，我记录下了学生们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而不是让他们亲自向我汇报。结果跟我预想的一样：前期他们对考试成绩的幻想越是乐观，其考试分数反而越低，据他们所说，他们在学 习上下的功夫也越少。

到现在为止，书中所提到的研究，其调查对象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我想知道，乐观的幻想是否也会妨碍年长的人达成目标。这次我又回到了健康领域进行调查。髋关节炎是老年人的多发疾病，患者往往疼痛难忍，需要通过置换手术进行治疗。即使平时四肢灵便的老年人也可能得上这种疾病，随后他们的生活将大受影响，由此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而其术后的康复情况也因人而异，其影响因素有：年龄、体重、术前关节状况、术前髋关节灵活程度等等。术后的几周时间里，患者还得接受理疗（译注：即物理疗法，利用人工或自然界物理因素作用于人体，使之产生有利的反应，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目的的方法），并且在家中锻炼。一点一点地，他们得重新学会各种日常动作：站立、行走、下楼梯、坐在椅子上、骑健身车、从事日常杂务等等。要想尽快康复，关键是在术后尽可能地保持身体活动，同时要避免运动过度，还得通过运动来减缓髋关节的张力。

我很好奇，乐观的幻想是否会影响患者在置换手术之后的康复情况，于是就在德国一家医院找到 58 位患者，他们都是即将接受首次手术。我针对他们对康复的期望，问了他们一些问题，如他们觉得术后两周就能爬楼梯、拄着手杖走路的可能性有多少，3 个月过后他们的髋部不再疼痛的可能性有多少。患者所给出的回答有两个根据：一是他们基于以往疼痛和行动不便的程度所做出的估计，二是医生基于以往观察的结果对他们的期望。我还要求他们想象一下自己手术后的情景：从病房里醒来，去买报纸，跟朋友散步，在家里做家务……

跟上一次研究一样，被测试者需要用数字来表示其想象的积极和消极程度。手术过后两周时间，被测试者都还没有出院，我对他们的康复情况进行了回访。在经过患者的允许之后，我联系了他们的理疗师，并请他们按照从 1 到 5 的顺序评价一下患者髋关节的活动程度（关节活动度向来被认为是衡量髋关节置换手术之后患者康复情况的一个经典指标）。我还询问了理疗师，患者能够走上走下的楼梯台阶数，以及与其他患者相比某位患者的康复情况如何。他们的疼痛程度如何？他们的肌肉力量是怎样的？他们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我之所以向理疗师询问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会对患者的康复情况给我一个客观而公正的回馈。这些医疗人士对我的研究及假设毫不知情，他们所测的患者的关节活动度、上下楼梯的能力等等，也只是他们的例行工作内容。

得到理疗师的反馈之后，我就对患者的幻想与其实际康复情况进行了统计学分析，并根据患者的体重、性别、术前关节的机能不同进行了调整。可是，我再次得到相同的结论——乐观的幻想似乎拖了他们的后腿，妨碍了他们目标的达成。在已经了解了康复所需的各个步骤的前提下，患者对自己康复所抱的期望值越大，心思越重（根据其理疗师的反馈），他们髋关节的活动程度就越好，能上下的楼梯台阶数就越多，其总体康复情况也越好。而他们越是乐观地认为康复是很快、很简单的一件事，他们的康复情况就越差。

到了20世纪 90 年代末，研究结果已经逐渐累积起来了。我研究了患有慢性肠胃疾病、哮喘、癌症的孩子；我研究了德国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他们在高中辍学，转而去了职业学校；我研究了美国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她们正参加一个商业技术培训并期望取得好成绩。在这些研究中，乐观的幻想要么是对他们毫无用处，要么就是极大地妨碍了他们达成目标。无论从哪方面考虑，传统心理学的观点、自助类文学作品中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积极思维（乐 观心态）并非总有裨益。是的，有时候它是有用的，但一旦这种思维变得信马由缰、失去了控制（大多数积极思维都会有这种倾向），那么，在长远来看，它就会妨碍人的进步。这么说的话，人其实是在乐观幻想的同时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