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后的杜鲁门

1953年6月，杜鲁门一家第一次重返华盛顿，记者问他是否会拜访艾森豪威尔。“不会，”杜鲁门轻描淡写地说，“他太忙了，他可不会接见任何进城的无关紧要的小人物的。”当在县集市上被问及为何他卸任总统后的言论都那么淡然时，他微笑着说：“如果我们指出共和党人的错误，他们可能会弥补，而我们就没机会了。”

此外，他的生活也很愉快。杜鲁门退休后得以休养、旅行，并在旅途中思考；他在伦敦拜访了丘吉尔，从牛津大学获得了荣誉学位，受到了教皇皮乌斯十二世的接见，还在奥地利萨尔斯堡弹了莫扎特的钢琴。

但时间久了，白宫的沉默开始变得显而易见。艾森豪威尔从未致电杜鲁门寻求建议或要求拜访；事实上，他似乎是决意消除杜鲁门曾在白宫留下的所有标志。杜鲁门的肖像画从公共房间被挪走，还有他的钢琴，以及他最喜欢的枝形吊灯；杜鲁门密苏里州的朋友建的保龄球馆也被撤走。弗莱彻·奈贝尔在《形象》杂志中写道，这种斗争“绝不是白热化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生气的感情，而是对我们时代的真正的积怨”。

两人之间的关系在1953年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当总统访问堪萨斯城时，关于艾森豪威尔是否无视一通杜鲁门打来的电话就引起了人们激怒。艾克当时下榻在米勒巴赫饭店，而杜鲁门经常在那里和朋友们一起午餐。据杜鲁门所说，他打电话给饭店拜访艾森豪威尔总统：“我被很草率地告知，总统的日程全排满了，不可能有拜访机会的。”

艾森豪威尔的一些助手说杜鲁门从未打过什么电话；而另一些人则责怪宾馆接线员，据称，当杜鲁门表明自己身份时，他回答说，“您要是杜鲁门的话，那我就是尤里乌斯·凯撒了。”艾克的朋友乔治·阿伦回忆，艾森豪威尔命令特工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多年后，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中，这件事仍然很敏感。理查德·尼克松对爱德华·福利亚德说：“哦，那就错了。总统应该回电话给杜鲁门向他道歉，那这件事也就结了。”而艾森豪威尔呢，多年后他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他仍然坚信是杜鲁门编造了整个事情。他对自己的助手威廉·埃瓦尔德说：“他天生就是个骗子。”

但事情还不止那个电话。两个月内，另一次更严重的攻击出现了，这次是由艾森豪威尔的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尼尔发起的。他启动了一项调查，调查杜鲁门是否明知故犯提拔了一位名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苏联间谍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杜鲁门的助手克莱顿·弗里奇说：“赫伯特·布朗尼尔将杜鲁门先生描述成叛国者，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丑陋的章节之一。” 弗里奇说，艾森豪威尔肯定给过许可，因为“既然通告全国华盛顿充满了共产主义者和面临安全风险，那么他们就得找出一些来”。

事情变得如此失控，以至于杜鲁门被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他拒绝了，理由是这项指控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传讯会削弱三权分立的信条。相反，他在电视上发表全国演讲捍卫自己，称这是服务于“政治把戏”的“可耻的煽动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摊牌奠定了一种基调，并留下了可循的判例。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以来，总统的权力已经显著增强了；前总统的权力也随之增强。杜鲁门是第一位为前总统要求行政特权的人；宪法专家对此进行了辩论，而公众则站在他一边。他从未出席传讯，调查也就此终止。几十年后，理查德·尼克松得感谢杜鲁门所奠定的这种基调。

这种情况在艾森豪威尔整个总统任期中都存在。1955年，当靠拿微薄的军人抚恤金度日的杜鲁门发表他的回忆录第一卷时，艾森豪威尔拒绝还杜鲁门人情，要知道当年杜鲁门曾为艾森豪威尔减过税。杜鲁门不得不将稿酬的三分之二缴纳版税。1956年，艾克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总统连任时，杜鲁门写了另外一封他从未寄出去的信，上面写着“祝您好运，希望诚实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共和党人能拯救您于灾难之中”。在他的私人作品中，他抒发了自己的感情：“我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崇拜者。我确定他有一些崇拜者，或许还很多，尽管用我一生我都说不清所以然。”他说，士兵就是不适合当总统，他们太分等级，太脱离民间疾苦。

但是他最大的异议看起来是出于被拒绝。他辩称，总统应该将自己建立在他们前任的成功之上，“而不是仅因为他们是前总统……属于不同的政党，就抛弃他们。”然后他提出了总统俱乐部会员的基本挑战，在那里，公共和私人的需求相互冲突。

杜鲁门承认：“多数总统似乎不想和前总统说话。从我自己的经验看，我知道这很正常。新总统想有自己做总统的方式，不想让前总统在周围试图给予建议。总统在当选后想自己处理事情，这真的很正常……但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是，总统打算积极抹黑前总统的政策。而那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继任后所做的。”

艾森豪威尔小气到充满敌意的程度。1957年，白宫下令不让赫伯特·胡佛参加杜鲁门总统图书馆献辞。罗斯福的新闻发言人和后来的广播顾问伦纳德·芮恩施被任命来组织显要人物参加献辞仪式。他告诉胡佛他能出席真是太好了。胡佛没顾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他的要求回复说：“我才不会错过这个仪式呢。”。艾森豪威尔只给杜鲁门寄了封“祝贺”信，由总务总管读出。芮恩施说，那封信实在太冷漠了，“你几乎能在炎热的7月天看到上面结着冰。”

《芝加哥每日新闻》总结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曾经慷慨的保护人仍然还怀有强烈的厌恶之情。如果要想更尖刻地表达他自己的冷漠的话，他只有派总务管理局夜间看大门的人去参加图书馆的仪式了。”

与此同时，杜鲁门在20世纪50年代的选战中也继续抨击艾克和他的内政——但他也在总统俱乐部的原则性事件上借机会为总统辩护。1958年经济衰退时，艾森豪威尔被抨击利用政府公家飞机送玛米去亚利桑那州的伊丽莎白·雅顿度假胜地。而曾因用飞机探望他濒死的母亲而受批评的杜鲁门为其辩护道：“只要总统认为对他的家庭有好处，他都应该那么做，而不应受到那么多人批评。我不希望通过攻击他的家庭来攻击一个人。”

更重要的是，杜鲁门一直公开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不管是派遣海军陆战队去黎巴嫩，还是宣誓保卫台湾海峡的金门岛和马祖岛。他说，他希望“那些试图破坏和平世界的人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将全体一致支持……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因为这种姿态，杜鲁门和他自己的前国务卿意见不一致。迪安·艾奇逊写信给杜鲁门说，“请不要沉溺于那些我们国家正确与否的话题”，因为“这样的话，福斯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艾克的国务卿）就能永远对我们口诛笔伐”。

还有一次，艾奇逊质疑杜鲁门的声明“我们必须……接受总统对局势的判断，因为只有总统掌握所有事实”。但那时，杜鲁门是在和一位勇于承担责任，很了解国家所面临的危险的人说话。让那些闭门造车的批评家在不了解情况时就那么说吧；总统知道有些事情只能总统知道，因此，杜鲁门，尽管他和艾森豪威尔有很多过节，仍然给予对方在罪证不足的情况下做无罪推定的权利。

那之后，艾森豪威尔一方也有缓和的迹象；1958年，他邀请杜鲁门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白宫午餐，第二年还邀请他参加北约周年庆祝仪式。而因行程冲突，杜鲁门都没能出席。他们的重聚还得再等下去，等到一个既有讽刺意味而又有历史性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