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

胡佛和杜鲁门差异明显，而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却有很多共同点。两人出生在仅相隔150英里的两个家庭，在孩童时期都险些因病丧命，还都曾目睹各自的父亲在生意场上输掉一切。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哥哥阿瑟甚至在1905年还是堪萨斯城寄宿处的室友。他们都娶了比自己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女性为妻，开始时从事了自己没多少兴趣的职业（杜鲁门从事了更多的职业）。他们都很喜欢读历史，虽然说杜鲁门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弹钢琴，而艾森豪威尔则更喜欢作画。他们俩都属大器晚成，都得益于富兰克林·罗斯福而获得了自己最高的荣耀，但两人都不属于罗斯福的内部圈子，而且都瞧不起罗斯福的狡诈。两人都是爱国者，一直本能地将国家安危置于个人安逸之前；两人还都是热心的国际主义者，在面对突然间变得更危险的核时代时，他们对美国的热爱并没阻止他们欢迎一个年轻的超级大国的到来。

然而，当他们相见时，他们都已是公众人物，而且他们之间身份差异巨大。尽管杜鲁门在1945年很受欢迎，他却从未受到人们对艾克那样的尊敬，而且批评者们很快就认为他是平庸而无关紧要的。自由派专栏作家马克斯·勒纳写道，杜鲁门是历史的“意外事故”之一，“他最大的弱点是他不能理解他所占据的职位的本质和重要性”。专栏专家伊·弗·斯通批评说，杜鲁门的身边都是“敲诈者”和“大腹便便的温厚的会讲很多下流笑话的人”。专栏专家约瑟夫·艾尔索普说，杜鲁门的白宫，远非伟大民主的所在，更像“密苏里独立市狮子俱乐部”，环绕着的是“十美分雪茄”的味道。

而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此时已不仅赢得了士兵们的崇拜，还赢得了国王、女王和国家元首们的尊敬，他们所有人争着抢着给他授予荣誉：法国荣誉勋章、十字勋章、英国功绩勋章（之前从未授予过他国人）、希腊皇家救世主勋章、丹麦大象勋章，甚至还有苏联的镶嵌着钻石和红宝石的胜利勋章。

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讲的，1945年夏天，当杜鲁门和他在波茨坦见面时，杜鲁门首次提出要做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靠山。当时他们坐在奥马尔·布拉德利的车中，讨论着战争领导人在和平时期将做些什么。艾克坚定地说，除了回到安静的家中，他什么都不想。就在那时，杜鲁门说：“将军，不管您想要啥，我都会帮助您。这当然也包括在1948年帮助您竞选总统。”

“我恐怕，我们国家的任何士兵在听到总统的这样真诚而令人惊骇的话时，都会感到被突袭了要害一样。”艾森豪威尔回忆道。他对此一笑而过。

他回答杜鲁门说：“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将成为您总统大选上的对手，但肯定不是我。”如果杜鲁门这位忠实的民主党人在认真聆听的话，艾森豪威尔话中提及的“您的对手”这几个字就应该至少澄清了他自己属于哪个党派。在之后的7年中，艾森豪威尔从没有公开声称自己效忠于哪个党派。

两人在德国分手，而对彼此的钦佩也都加深了，尽管艾森豪威尔的尊重既是对总统一职的尊重，也是对总统本人的尊重，但并未超出刻意逢迎的范围。他认为杜鲁门是“真诚、热心而打起交道来又很愉快”的一个人。一回到华盛顿，杜鲁门就很惊喜地发现有份礼物在等着他：一个巨大的地球仪。他在艾森豪威尔总部看到这只地球仪时就说自己很喜欢。地球仪上面刻着字：“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赠哈里·S·杜鲁门总统。我曾在1942年到1945年的整个战争中使用过这只地球仪。”

多年以后，当世事变迁，而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杜鲁门十分厌恶之时，他一再否认曾给予后者任何政治支持。杜鲁门说：“我告诉他，美国人对他所做的工作是多么感激，我们也谈论了很多战时英雄步入政坛的这个事实。他说，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从政。就是这样。”布拉德利确认了艾克的话，正如杜鲁门自己在采访他的记者面前说的一样。

这也不会是杜鲁门最后一次诱使这位有超凡魅力的将军从事新的行业——当然，前提是艾森豪威尔要表明自己是一名忠实的民主党人。这部分反映了杜鲁门的谦逊。在共同应对战后时代的一些最大的挑战时，他对这位将军的尊重也变得更深：欧洲重建、犹太人定居、战犯审判、苏联野心。当乔治·马歇尔于1946年卸任陆军总参谋长时，杜鲁门请艾森豪威尔担任这一职位。艾森豪威尔回忆时说：“我对他讲，我还不如退休呢。但是他说，他在那时特别需要我。”

让战争机器在和平时期起作用绝非易事。那时，妇女们给国会办公室送去印着“把孩子父亲送回国”的童鞋，海外的士兵要求派船接他们归国。艾森豪威尔欣赏杜鲁门的遣送老兵回国的承诺以及他对住房、医疗和《美国军人权利法案》的推动；而老兵的服役消耗了20%的联邦预算。军队重组对两人来说都是大事：虽然陆军希望统一，而国会中的海军和空军总体上持反对态度。如果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帮助，杜鲁门很难让重组方案通过国会批准。但这项任务要求妥协，会让人沮丧，要远比领导战时部队让人不愉快。

1946年末的一天，艾森豪威尔给杜鲁门送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杜鲁门写下这样的谢意：“我想我会猛喝了它，而不是让那些在这里晃荡的‘恶棍’们喝了我的威士忌……或许您和我能想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分享这瓶酒。”

两人一起合作得挺好，虽然他们的来往大部分还很官方。第二年，当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委员会请艾森豪威尔当他们校长时，他接受了，杜鲁门也对他表示了良好祝愿。 1947年7月，杜鲁门在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进行过一次长谈后在日记中写道：“他在那能做什么工作？”杜鲁门回忆，他们讨论了另一位将军的野心：杜鲁门的杰出但也很难相处的亚洲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们认为，麦克阿瑟将在1948年共和党代表大会时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回到美国。

“我对艾克说，如果他那么做的话，他（艾克）就应该宣布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而我将愿意排在他后面，或者成为副总统，艾克和我能够胜选，而我的家人和我自己将很高兴离开这巨大的叫做白宫的白色牢笼。”杜鲁门写道。

对话结束时达成了一致意见：艾克不会转述我的话。杜鲁门发誓，“我也不会引用他的话。”艾森豪威尔在他自己的日记里称这次谈话“让人震惊……我不知道5年后杜鲁门是否愿意（或者想要）记起他那令人吃惊的建议”！

你得知道杜鲁门是否能预见到政治野心会让朋友分道扬镳。1948年1月1日，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杜鲁门送去新年祝愿。他在日记里记下了杜鲁门对他说的话，“艾克，不管你做什么，或者不管你有何计划，让我们确信，任何事都不会影响我们个人间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