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们正试图让我们不和”

——哈里·杜鲁门

正如胡佛那样的前总统可能会为“菜鸟”总统派上很大用场一样，一位未来总统的明星作用经证明也同样很有价值。

1945年，杜鲁门向胡佛求助后一个月，他认识了西方文明的英雄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受人们爱戴的程度就好比胡佛当年受到的辱骂一样深。杜鲁门从这两个人中找到了帮他塑造战后世界的盟友。

1945年4月，当听到哈里·杜鲁门因罗斯福突然去世而成为总统的消息时，艾森豪威尔承认，他和数千万国民一样“在沮丧和伤心中入睡。”

这种反应绝非针对个人。艾森豪威尔与副总统素未谋面，而他也从来就不是罗斯福的近臣。但是，对他和其他将军来说，“……这个时期太关键了，不应被迫改变我们的国家领袖。”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杜鲁门肩上的担子将会有多重。新的威胁俨然像强敌一样正在逼近。

几周后，艾森豪威尔在法国东北部的一小型红砖校舍内接受了德国投降，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胜利喜悦。”1945年6月18日，杜鲁门下令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休假一下午，欢庆胜利，欢迎赢得了战争史上最伟大胜利的最高统帅凯旋。

100万人走上了闷热而遍插彩旗的华盛顿街道，为了观看军队游行，庆祝战争胜利，有些人趴在窗户上，有些人爬到了树上。艾森豪威尔乘四引擎飞机抵达华盛顿国家机场，他的夫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迎接她那在过去三年中只见过一次面的丈夫。他走下了舷梯，将她抱在怀中并亲吻她。鼓乐齐奏，战机和轰炸机在头顶飞过，护卫游行队伍一路到首都。据《纽约时报》描述，当时“狂喜之情”充盈整座城市。乔治·马歇尔将军建议艾森豪威尔：“站起来，让大家都能看到您！”于是，当他的吉普车驶入宾夕法尼亚大道时，艾森豪威尔站了起来。他抬起自己的手臂，高兴而又有点尴尬，笑容几乎比他的脸都要大。

“他真是太帅了！”人群中有声音叫道。

“他朝我挥手啦。”

“他太了不起了。”

艾克抵达国会，并在国会、内阁、大使和最高法院法官联席会议上发言，就好像他在发表自己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一样，只是台下的听众要比任何一个政党的总统所见过的听众要更虔诚。每一次挥手致意和鞠躬中，他都一次次强调自己只是他指挥的300万美国士兵之一。“他们值得你们的颂扬，应该在这里享受你们的掌声，”但是“我也很自豪和荣幸能向他们转达你们的赞美。”整个房间雀跃欢腾。

《时代》周刊欣喜地说：“美国喜欢它所见到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和蔼的有阅历的人；一个还记得他只是普通公民的人；一个中西部家庭的儿子，未被战争击垮，未为荣誉所累。”

那个下午，这位高大的时代英雄将第一次见到那位“小杂货商”。这一天对于新任总统而言并不好过。杜鲁门在前一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我得决定对日战略，那是我迄今最艰难的决定。”他和他的战时内阁开会讨论了攻击日本本土的代价。如果这么做，超过25万美军士兵和更多的日本平民将因此丧生。除非命运转变。“我们即将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有人告诉我，30天内，这件事就将发生。”

至少另一场战争已经结束了。而杜鲁门几乎只是个看热闹的旁观者。但他不得不亲自感谢艾森豪威尔。在白宫草坪举行的仪式上，杜鲁门授予艾森豪威尔将军卓越服役勋章和另一枚橡树叶勋章，称赞他“谦虚、公正和具有良好的判断力……以及他作为一名战士和外交家的卓越能力”。

但是，他私下里的话更有说服力。杜鲁门曾因视力问题落选西点军校，不得不强记视力表才得以加入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33岁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自己的农场和家人到法国指挥炮兵，并在战争中目睹了一些最激烈的战斗。他将艾森豪威尔拉到一边，低声对这位伟大的将军说：“要是总统职位和这枚勋章二选一的话，我倒宁可获得这枚勋章。”

杜鲁门邀请艾森豪威尔参加那天晚上的白宫晚宴。艾森豪威尔的助手哈里·布契尔说：“晚宴就好像密苏里州的社区晚餐一样简单和随意。”和艾克同坐一桌的有陆军部长史汀生、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首席法官哈伦·斯通、马歇尔和杜鲁门。“这是艾克将军第一次拜访新总统，虽然他在那天下午短暂见过他，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他都很喜欢。”

杜鲁门的感受也是如此。杜鲁门给夫人贝丝的信中说：“他是个不错的家伙，是个好人。”他称那次晚宴“很成功”。

“他做了份很伟大的工作，”他继续写道，信中的政治含义已很明显。“他们想让他竞选总统，这对我没啥影响。如果可以，我现在就愿意把工作交接给他。”

就这样，还有以后的许多次，杜鲁门都在想象让位于一个人们已经称为“我们的下任总统”的人。艾森豪威尔认为这种呼声甚至都不用回应。用他的话说：“要否认我高兴，这一点没用，因为即使我想，我也做不了。政治上也是如此。”

如果那种决心未经考验的话，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故事可能就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