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早飞到昆明，再换乘长途大巴，下午五点抵达宁县的长途汽车站。这一天只有中午在昆明吃了碗米线，我又饿又累，觉得自己活像丧家犬。

离开上海的前几天，我难得和爸通了一次话。他住的地方没有电话线也没有手机信号，所以只能等他离开守山的区域，到现代文明覆盖的地方给我打电话。这情形从他五十五岁成为守山人开始，到现在已近十年。

守山，也就是看守自然保护区，防止偷猎和砍伐。这份工作在外人看来孤寂枯燥，每个月只能从政府拿到不多的津贴。该职责似乎没有退休年限，爸好像也没有离开岗位的念头。说起来我是个不孝女，爸听说我要和朋友办杂志，把我从前汇去的钱连同家里不多的存款都给了我。这笔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如果我没有办什么杂志，而是拿去付房贷首期，以这几年的房价涨幅，能得到百分之两百的利润，比折腾杂志强多了。

想到这些，我对爸有种说不出的愧疚，电话里没敢提小山和杂志社的事，只说我要歇一段时间，想回家看看。爸进山多年，家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我补了一句：我先回村里，过一阵再进山看你。

爸在电话那头说，我最近不在山上。我有些愕然，问他是不是不守山了。他说不是，现在临时找人替着，出来办事。

我说那好，回头我确定回程再给你电话。

结果等我订好机票，我爸的小灵通又是“无法接听”。大概是再次进山了。我早就习惯了爸的做派，知道着急也没用，我可以找过何琴再去看他。

所以，当我在汽车站低着头把行李箱从大巴肚子往外拽，忽然被人从身后一拍——我转头，看见拍我的人是我爸——可想而知，我是多么惊讶。

我有两年没回来了，爸没显老。可能因为他从我记事起就有皱纹和白头发。

爸眯眼看我，那眼神不是做父亲的评估女儿胖了瘦了，更像在甄别我是不是他家姑娘。或者说，是不是他熟悉的姑娘。我知道自己的样子不怎么光鲜，这些天来的沮丧多半已转化成可见的阴影，固执地攀附在我的眼角眉梢。

“爸！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他摸一下耳后。“我进城办事，顺道过来看看。你性子急，我想着你要是今天来，肯定一早出门，到昆明坐下午第一班车，差不多现在到。”

我心里一热，果然是知女莫若父。不过，有这等工夫，主动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早上出门前我还不死心地拨过他的电话，当时仍然没信号。

爸伸手拽过我的行李箱，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紧跟上他的步伐。爸在云南人当中算是高的，由于早年的劳作，他的右肩以不自然的角度往下倾斜，看上去有点重心不稳。他晃着斜肩膀大步走去，一点看不出是六十过半的人。

等我们一先一后走出车站大门，我知道爸刚才嘀咕什么了。他觉得我行李少。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把我那只娇小的行李箱往一辆半旧蓝色皮卡的车兜一扔，接着打开车门，跳上驾驶座。我站在原地发呆，爸从车窗探出胳膊，示意我上车。

我坐进副驾驶，车里有股汽油味，混合着土味儿。我忍不住问：“你有驾照？谁的车？”爸习惯性地摸了摸耳朵，戒烟留下的后遗症。“驾照当然考了，不然能上路？车现在是我们家的，从老柴家买的二手。”我诧异极了。“你在电话里没讲。”“你回来不就看到了嘛。”

爸发动车子，小心地避开一辆走在路中央的马车。都二十一世纪了，这条国道上仍有鬃毛虬结的瘦马拖着木制车斗缓缓前行，时光在老家仿佛是以另一种速度流逝的。与这副光景不协调的是镇上新添的公交车，我一开始没认出那是什么，常见于高尔夫球场的敞篷电瓶车上坐着男女老少，车头贴着目的地，“一中——南门——东大街”。这些地点步行也不过几分钟。另一道不协调风景当属我爸的皮卡。

爸开车的时速不超过三十公里，开到村子入口，我在爸拐弯前叫了一声。“我有点事。爸，你先回家。我等一下就回。”我跳下车，沿着国道往前走，一边回头冲爸和他的半旧皮卡挥手。我看见爸在车里又摸了下耳朵。他频繁做这个动作，肯定是有话闷在心里。

十五分钟后，我从国道拐上一条沙砾路，何家的村子就在眼前。我至少有十年没来过了。上一次来这里是在高三的暑假。

村庄并未脱去记忆中的模样。有几家的房子像是翻新过，若干楼顶加装了太阳能板，不过进村的土路照样嶙峋地硌人的脚，零星的狗吠也一如从前。我远远望见何琴家的土夯墙旧屋变成了瓷砖贴面的三层楼，楼体曾经是白的，现在挂了层灰。醒目的是褚红色铁门两侧的喜联，还很新。这变化不小。

我不清楚何琴去深圳以后的经济情况，据说她继续做装修设计，再加上她对家人毫不吝惜，能盖起这样一座楼也很正常。不知那副喜联的主角是谁——她，或是她的两个妹妹之一？

我走过去拍门，门内传来汹涌的狗叫。我听见有人边呵斥狗边走过来开门。门开了，门内是一张陌生女人的脸，我一怔。

对方却毫不迟疑地喊我：“程妙。哎呀稀客。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刚到。”我定睛细看，终于从那张脸上认出依稀的印象。是何琴的小妹何书。我走的时候她还在念初中，又瘦又小，现在是个丰腴的年轻女人了。她和两个姐姐不相像，可能因为继承了何家爸爸的白皙。她转身带我往里走，嘴里说：“你有没有我姐的消息？”

我一愣：“没有。”

院子里的四眼狗在铁链末端发出威吓的咆哮，何书转身训狗。我这才发现她怀孕了，小腹微微隆起，看来日子尚浅。门口的喜联想必是她的。

从前的何家院子也有狗，没铺水泥。当时院子一角有个泥潭，几只猪惬意地躺在泥里睡觉，不断散发猪特有的怪味。我总是直奔何琴位于阁楼的房间，如果她不在家，我会从她当书桌用的木箱上找本图书馆借来的武侠小说，坐在窗台上看。窗户是在土夯墙留出的一小方缺口，装了两扇木框和玻璃，用今天的眼光看，竟然是个不大的飘窗，正好够一个十来岁的女孩蜷腿而坐。那扇窗朝西，黄昏时光线最佳。对，就是这个时段。

陡峭木梯顶上的阁楼荡然无存，迎接我的是水磨石地面的客厅。平板彩电，木沙发，角落里怪模怪样的景泰蓝花瓶有半个人高。所有这些都和成年的何书一样陌生。

我在木沙发落座。何书把装在塑料袋里的瓜子推到我跟前，又拿出一袋甜角。“你在大城市待久了，还吃得惯这个吗？”

我拿起甜角剥开。“怎么吃不惯？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你姐爱吃酸角。”

她有些意外地一笑：“是呢。”我顺势将话题推过去：“你姐的手机停机了。她换了号？”“不晓得，我们也找不到她。我姐快一年没寄钱回来了，”她顿了顿，“我猜她可能有男人了，说不定还是个要她养的。”我有种掐她的冲动，尽可能淡定地说：“她会不会出什么事？……联系不到她，我有点担心。”何书嗑着瓜子说：“你怎么跟何棋的说法一样？”看来何家至少还有一个带点亲情的人。“何棋在哪儿？”

“下关，她在大理古城派出所上班。”

“她当警察了？”

“不是。算是文员吧。吃公家饭挺好，你说是不是？”何书仿佛怅惘地说，“她现在是我们家最得行的。我当年要是考上大学，肯定比她有出息。”我没吭声。真不知她用什么来衡量“得行”，供她念书给家里盖房的姐姐似乎被她抛在了一边。

大妹何棋念的是中专。从中不难看出大妹和小妹的区别，大妹多少要考虑家里的经济状况，不能任性。小妹则能够仰赖两个姐姐，自由地求学。何琴当年选择读高中，家里自然是反对的，所以她高考失利后没有复读，匆匆离家务工。小妹何书考了三次大学，后来大约是深知无望才罢手。何书又说：“哎，不过我现在也挺好。何棋连男朋友都没有。”她不胜怜爱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我愈加无话可说。要不是大门传来一声响，我本来正想找个理由告辞。来人是何妈妈。她仿佛比从前矮小了些，仍是一张操劳的脸。

看见我，她露出几分高兴的神气，摘下草帽放在桌上，又问何书怎么没给我泡茶。我说不用，老太太就像没听见，张罗着给我泡了米花茶。她记得我小时候爱甜，放了两大勺红糖。那杯茶喝起来就像被一支糖做的棒球棍横扫一棒。

我们寒暄了一会儿。何书把她的情况说了个够：她丈夫是邻村支书的儿子，目前在外当兵。她不喜欢和公婆住，所以待在娘家。她还问起我的工作，收入情况，是否结婚，有没有对象。我感到头皮一阵发麻。

我逮了个空子问何妈妈，何琴这几年有没有回来过，这半年联系不到她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老太太的答案和我掌握的相同。说是何琴去年春节回的家，待了一个多月又走了。我问是不是去深圳，她说那可不一定。

“你也知道，我家这个姑娘最怪的，去哪里不爱和人讲。”

她说的没错。我几乎没得到任何有意义的信息。这时又听何妈妈说：“你回来是不是帮你爸？他那一百亩，我们都觉得不好搞。”我没回过神，何书立即抢白：“人家是记者，怎么可能种地！”老太太笑道：“是呢，我糊涂了。”我纳闷地问：“种什么地？”我爸光棍儿一条，自留地并不大，他进山后一直租给别人。这是从哪里跑出来的一百亩？何书说：“你爸没告诉你？他承包了一百亩，就最近的事。都说他要种包谷，估计是看动力一号的行情好。”“动力一号？”这名字听起来很科幻。“不是吃的包谷，”何妈妈解释，“大公司收了拿去炼油。”“玉米油？”我继续困惑，我们这个贫困的烤烟种植县怎么开始种玉米了。何书看我的眼神透出好笑的神气。“不是油，是汽车用的酒精。你们大城市的人只管开车，也不关心车子怎么跑起来。”

我这才把“动力一号”和某条经济新闻联系起来。燃料乙醇，玉米种植风潮，专家对农民“不务正业”的忧虑。如此等等。难道我爸也因为眼馋利润扑上去，一口气承包了一百亩地？不像我爸会做的事。

我想赶紧回家问个究竟，匆匆向何家母女告辞。

出了大门我才想起，忘记问一下何家爸爸的情况，即便是出于礼貌。何家两个女人说这说那，半句也没提那个人。他在何家的存在意义似乎就是和妻子生了琴、棋、书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如今下落不明。至于他本人，则是十几年如一日不明下落，偶尔晃悠回来，转眼又不知去了哪里。何琴很少主动让人知道自己的飘荡轨迹，大概有父系的遗传。

不过在家庭责任感方面，她和她爸可以说倒了个个儿。除了何家，我没见过有哪个当爸爸的让女儿撑起一个家。

何家那杯甜死人的米花茶多少抚慰了饥饿感，让我有力气走回去。沿着村路往家走，有种不切实的游离感。早上还置身于人车纷扰的城市喧嚣，这会儿脚下踩着寂静的土路。我在半道上遇见一个远房表叔，冲他点头致意，他茫然地盯着我看。直到我们即将擦肩而过，他的视线划过我鼻子下方的伤疤，这才恍然大悟地冲我嚷：“程妙！哎呀，都这么大了。不认得了。”

爸逢年过节也不出山，我陪他在老君山半山腰的小屋过了好多个春节，久不进村，表叔认不出我也正常。估计他看我和我看何书的错愕差不多。不同的是，我的伤疤是个印记，变化再大，年岁再悠久，惟有这道贯穿口鼻之间的疤痕骗不了人。

其实可以用激光手术把伤疤去掉，但我不想这么做。大概是白羊座的固执在作怪。我被遗弃的理由肯定在于兔唇，留着这道疤，就像一个提醒。提醒我，是谁把我捡回来抚养长大。这道疤是我和我爸之间的一条线。秦拓曾经抚摸着我的伤疤说，如果有一天你走丢了，茫茫人海，我也可以靠它把你找出来。

人在恋爱的时候说什么都不显得肉麻。时过境迁再想起，只觉悲凉。

我和表叔打过招呼，他大声问我，是不是回来帮我爸弄那一百亩。

看来这一带无人不知我爸租了一百亩。我含糊地回应，匆匆往家走。老远就看见院门敞着，门槛上坐着憨包。他是个低智流浪汉，因为基本无害，人们也就任由他在镇上晃悠。没有人知道憨包姓甚名谁，哪里人氏，年岁几何。

憨包其实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傻，他对乐器有着超乎常人的天分。这会儿他坐在门槛上，戴着万年不变的破八角帽，正低头摩挲一管竹笛。大概是我爸给他的新玩具。我走过去喊了声“老憨”，他全身一抖，抬头发现是我，顿时咧开嘴，露出被人打掉了门牙的缺口。比表叔的反应聪明得多。

“老憨，吃饭没有啊？要没吃，一会儿请你吃饭。”我经过他身旁往里走。

憨包听懂了“吃饭”两个字，发出“嗬嗬”的声音。出于多年养成的本能，他不敢跟着我穿过大门。除了我家，其他人家的门槛他也是不敢坐的。

“爸！”我喊道。堂屋一侧的灶间烟囱冒着烟气，爸从那边探了下头。院子一尘不染，看来打扫过。这么些年没住人，家竟然没多少颓败的迹象，只是堂屋的瓦片长了些草，门上的年画仅剩下发白的纸痕。花草被爸分送人了，院角的石榴树还在，缀着殷红的石榴花，就像我们从未离开这里似的。我不觉恍惚。

灶间的饭桌摆了一桌子菜。爸蹲在地上揭开铜锅盖，扑鼻的香。“豆焖饭？”我叫道，“馋死人了。先给我个大碗，我给憨包装一点。”

憨包看见豆焖饭，乐得脸上的皱纹深了一截。我提醒他用筷子，别用手抓，他乖乖照做。回到灶间，我一坐下就开始狼吞虎咽。饭里的腊肉香极了，我问爸是哪儿买的。

爸说：“你吴孃孃给的。”吴孃孃是我的老同学海椒的妈妈。爸吃得慢，一边喝酒，我埋头扒饭，一会儿工夫就跑到墙根去盛第二碗。爸说：“阿妙，有个事和你讲。”“一百亩？”我手上动作没停，“我听说了。”

我走回饭桌坐下，爸总算没摸耳朵。“你这次回来，要待多久？”“说不好。怎么？”“我过两天还得回去，不能老让人帮忙顶班——你也知道，山上日子不是谁都能过的，”他顿一顿，“那一百亩，你来打理，可好？”

我当即有种感觉，爸知道我的杂志没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反正他知道。如果我没回来，他自然会想办法照管那一百亩。我有点发蒙，却也懒得揭穿他，只说：“我哪里会种地啊？”

“又不是让你自己下地，请了人。”“爸，你打算拿这一百亩做什么用？”爸淡淡一笑：“地嘛，当然是种东西。”“种什么？”我不肯放松。如果他说出“动力一号”，我可真要怀疑我爸是不是被什么人给撺掇了。他本不是个为钱动心劳神的人。“包谷。”爸敏锐地注意到我的表情，拿起他喝酒的小瓷杯往我这边一送。“你喝一口。”

我接过酒杯，酒气直钻鼻孔。我抿了一点，酒在舌尖上倏然变成了气，化作如丝的热流，滴溜溜滑入胃袋。我不由得哈一口气：“好烈。”

“五十度。这酒好吧？”“香味挺足。包谷酒？”爸点点头。“得用老包谷，现在的人爱吃什么糯包谷、甜包谷。可酿不出这样的酒。”

“你要种的包谷是……？”

“酿酒的老包谷。”

“一百亩？”

“对啊，”他算账给我听，“一亩六七百公斤，一百亩，折个中，就算六十五吨吧。”“拿这么多玉米酿酒？谁酿啊？给谁喝？”

爸诧异地看我：“当然是酒厂收去酿。你听着觉得六十五吨很多，人家每年要收上千吨呢。我和他们讲好了，我给他们一个便宜的收购价，将来可以从他们那里拿酒，按批发价。”

我感到自己跟不上老爷子的思维，收购价批发价，他在想什么呢，难道要开酒铺？“你租地的钱哪来的？种玉米不会赔本？”

他摆摆手。“我有数的，不用你操心。你不是爱吃凉鸡嘛。多吃点。”

就这样，爸在几天后再次进山，留给我一百亩的摊子。

如果说一百亩是砸到我脑袋上的意外，酒局则在意料之中。

云南人都爱喝，我的初中死党们尤甚。他们大多在政府和事业单位担任中层职务，日子丰裕，时间阔绰。我几年没回来，被他们当成了聚众的理由，不得不三天两头和他们在镇上吃饭，每餐都以有人喝高了收场。要是不去吧，会被说成是“不给面子”。此类聚会向来是男多女少，我夹在一群开始发福的男人们中间，畅聊南北，叙旧打诨，偶尔有几次，何琴的影子沉沉地掠过心头。

在一场酒局上，我偶然听小六说起，才知道爸的一百亩打哪儿来的。在信用合作社当主任的小六比少年时代胖了两圈，据说练就了同学中最绵长的酒量。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放心，那笔贷款没利息，玉米虽然利润不高，顺利收了就能还上。咱们老同学，帮你家是应该的。哦，你该谢谢阿奎，要没有他，我一个人也搞不定。”农林处的阿奎隔着桌子冲我举杯，我只有愕然的份儿。

原来，宁县有个农民科技致富基金，我爸不是搞科学种田，本来不符合条件。小六和阿奎一合计，把事情给办成了。用小六的话说：人头熟，好办事。

阿奎问过我，为什么我家这么大张旗鼓，却不种“动力一号”。我这时已经知道“动力一号”是赖威在西南各省主推的项目，心头有结，说话就有些呛人。“等到人人都种吃不到嘴的玉米，农业变成别人的产业，你这个农林处的头头就知道厉害了。”

好脾气的阿奎苦笑着说：“你忘了，我们县从来都不是产粮食的，以前种烤烟的人现在都改种‘动力一号’了。能赚钱的事谁不想干呢？大头，说真的，我有点搞不懂你家。”

我在心里说，我也搞不懂我爸。

有了车果然不一样，爸每隔一两周进一次城，和我待半天到一天。大部分的时间，我独自过着所谓的“地主”生涯。一百亩分散在相邻的几个村，打理的人是从各村请的，统筹则有爸的老友崔木匠，我只是个学徒。

崔木匠早年当木匠，骑摩托车摔伤了手，只好搁下木匠生涯。他脑子活络，学什么都快，受伤后帮人打点果园和农场，动嘴不动手，过得也不赖。他惟一的毛病就是贪杯，如果不是酒后骑车，也不至于废了一只手。他常年缩着没有知觉的右手，除了夏天，一年三季套件现在没人穿的灰色中山装，仿佛在学周总理的架势。他长得粗黑敦实，更像是连续剧中的八十年代村镇干部。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得追肥，去雄的标准如何，该做多少回砍除杂株的繁琐工作，全是崔木匠定的。爸说过让我有事问他，我干脆带了两瓶酒去他家，请他当顾问。不知是“顾问”这个词还是两瓶白酒发挥了效果，老爷子答应得爽快，每天尽在一百亩间转悠，敦促别人干活。我不愿闲着，把本村的两分地留给自己练手。我很快晒黑了一截，掉了两斤，照镜子时觉得自己又黑又瘦，有点像一个人。想了一会儿才意识到，像何琴。

植物不欺人，你下功夫，它就日长夜长，给你看一派勃勃的生机。

和土地打交道的日子，上海显得遥远。喜梦也罢，我倒掉的杂志社也罢，甚至连同失踪的小山，都成了一场荒诞的旧梦。

好在还有和秦拓的通话让我和过往保持联系。他最近电话打得勤，我都怕他的未婚妻吃醋。转念又想，我问心无愧，操那份闲心干吗。

我说我现在黑得吓人，他来了肯定认不出。他说：“你不会真的在老家种玉米不回来了吧？要不我把你报道成乐活范本，小资们最向往的。”

我说：“拜托，你做的是经济版，又不是副刊。”“我考虑过两年转副刊。跑经济口压力大，出差又多，还要维持关系户，太累。”

这番话不像我认识的秦拓。他是那种标准的好学生、好员工、好领导，符合事物的上升规律。就是说，他从来稳步向前，不太可能突然转弯。我当即笑道：“说什么哪，你愿意去副刊，社长还不肯让你挪窝呢。”我想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话到嘴边却沉寂。

五月，相邻的省份发生了地震。我上网捐款，并从几个旧相识那里听说了一些实地情况。我对自己说，我早就不是正规媒体记者，就算杂志还在做，也没法深入现场。自我劝慰不太有效。无论是不远处的天灾，还是千里之外的喜梦造成的人祸，仿佛都和我隔了无尽的距离。我曾是个充满职业信心的人，以为揭示真相是我的天命，如今我渐渐感到，自己的理想并不可靠。无论怎样的真相，人们可能看过就忘，或是根本无从看到。例如我夭折的杂志。

我消磨了好奇心与斗志，把自己融入时节、天气和作物的长势，时间很快迈入八月。云南的雨季，我常常窝在屋里上网，试图搜寻有关喜梦的只言片语。搜到的仍是铺天盖地的同名床品，没瞧见任何相关报道，甚至也没有小道消息，难道是赖威有所收敛？还是我的方向根本就错了？

好在世上有关键字搜索这种便利工具。有一天，当我不知第几次用“饮料”“毒品”搜索，有条结果映入眼帘。留言板上的驴友闲谈中，有人问某个南方小岛有什么可玩的，别人回复“时间摇篮咖啡馆”。正是何琴最后一次给我寄明信片的地方。

又有人写道：“那家咖啡馆最好还是别去。听说他们家的饮料里面有毒品。”

接下来的回复交织了感叹号和疑问，还有各种网络表情。发帖人当即表示放弃前往该岛。议论间没出现“喜梦”二字。不管是不是喜梦，这都是条意想不到的线索。我决定前去看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