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底，我照例收到来自何琴的明信片。每年我生日她都寄明信片过来，大概是她给自己定的规矩，以证明我们之间还有那么点情谊。她离开上海已有五年，所以这是第五张明信片。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太多联系。偶尔，我给她发短信，问她最近在做什么。她适当地回复。仅此而已。

当时我正在杂志出菲林审打样的亢奋状态，草草看一眼明信片就把它收进包里。几天后，新一期杂志总算顺利发行。出刊那天，我双腿交叠跷到办公桌上，往后一靠，试着放松紧绷了大半个月的头脑。办公桌上码着夹满即时贴的杂志校样，像几座彩旗招展的小山。这几座山很快将被清理掉，下个月又会有其他山头逐渐隆起。做杂志是个周而复始的过程，等我再老一些，留在身后的校样大约可以填满一辆卡车。读者又会记住其中的多少内容呢？我们身处快速消费的时代，似乎不该对此抱有奢望。

但我有把握的是，这一期杂志会留下它的痕迹。谁说小资休闲读本不会有重磅内容？我几乎可以想象秦拓对着样刊瞠目的样子。这一想，我很难不感到得意。

正当我放任思绪漫游，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小山像一阵风似的闯进来。这阵风满是烟味，我皱皱鼻子。“喵，有人来查我们。”小山是个在日本出生长大的华裔第二代，他一着急中文发音就变得古怪，我的名字也从“妙”变成了“喵”。

“慌什么！”我刚把腿从桌上收回来，三个陌生人进了屋。领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的，扑克般的长方脸。他没有寒暄：“你就是杂志的负责人？”

方脸的视线定格在我的嘴唇上方。初次见面的人都会有这种反应，我见怪不怪。我的人中旁边有道一毫米宽的纵向突起，像一根沾在脸上的线。我在十六岁那年做了第二次修复手术，疤痕不再显眼，毕竟还是疤。

我点头，对方一仰下巴：“这间办公室有几台电脑？”

“两台。”

方脸对旁边的年轻小伙说：“都带走。”然后意味深长地看我：“我们在这儿谈，还是到会议室？”他这招显然图的是下马威，仿佛古装片中的大员，一上来就颁旨抄家。按理说我该紧张，甚至冷汗迭出，可我只感到一阵莫名的愤怒，鼻子下方的伤疤隐隐发烫。

我惹谁了我。

其实不难猜想，必定是新一期杂志闯了祸。这期专题叫做“瘾”。三十个页码的专题内容网罗了形形色色的瘾。游戏瘾，恋爱瘾，烟瘾，酒瘾，熬夜把游戏打通关的瘾，不眠不休看韩剧的瘾。以及，毒瘾。作为小资读本，当然不可能来什么死板的禁毒宣传。我象征性地选了两种软性毒品，大麻和“喜梦”。后者是近来流窜于本市夜场的玩意儿，非吸食，具有酒精即溶性，只要放一粒在鸡尾酒中——通常是不起眼的白色药片——就足以让人在接下来的半小时体验到奇异幻觉。说是幻觉，据部分受访者所说，更类似记忆的回光返照。你忽然置身于过去的某个场景，一切都是那么鲜明，仿佛重新活过。围绕你的幻象可能是朋友、亲人，或是早已分道扬镳的恋人。恰如歌中所唱：yesterdayoncemore。我执笔的导言是这么写的：“别以为软性毒品不具备杀伤力。仅仅是寻找另类快乐？其实你早已成为药物的俘虏。”正文照例是上瘾人物的体验谈。化名小A的年轻人是小山连续泡了几晚迪厅找来的。那是个从四川山区考入上海名校的男孩，靠奖学金加助学金勉强对付城市生活，本不属于出入迪厅的角色。他是一次偶然被同学带去的。不知是桃花运还是背运，那天有个陌生女孩请他喝了一杯饮料。小A没经验，甚至不知道迪厅守则的第一条就是不要喝陌生人的东西，也不要抽别人给的烟。

那杯东西喝下去，小A体验到异乎寻常的感受，借用他自己的话，“灵魂出窍”。明知是软性毒品作祟，他却来劲了。从此他一有钱就去泡迪厅，据他自己解释，一方面是想再见到那个女孩，也想再弄到喜梦。

截止到我们采访的日子，小A没再见到那个女孩，或许她是出入各种夜场专门给人“下套”的角色。在我看来，这个大男孩对她的念念不忘勉强能够解释作“情”，继续买药却只能说成是“欲”。情欲当头，小A自此开始翘课。这个计算机系的大三学生白天在电脑城给人装机和修电脑，一天的报酬是六十，一粒喜梦的价格则在一百五到两百之间。

买这玩意儿还得碰运气，不是每个卖家都会提供真货，也有用维生素骗人的无良贩子。小A说他上过当。

采访过程中，我忍不住对小A语重心长地说，你家里供你读书容易吗？这样混，你期末考试怎么办，将来的工作怎么办？

他无力地说：我知道，可我忍不住……我就是想找那种感觉。

我问他什么感觉，声音不觉有点刺耳。

那孩子低下头说：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感觉。他又抬起头，投向我的眼神仿佛一只无助小狗：说好了哦，不能拍我的脸，不能上名字。还有，信息提供费。

我在心里骂了一声，点点头。

眼下，我和小山走出总编室，带着方脸和他表情紧绷的女下属穿过编辑们的大办公间，往会议室走，我发现编辑室也有好几个陌生人，正忙着没收其他电脑。下手真狠。我想起小山新买的苹果笔记本，同情地看他一眼。我打算等这帮凶神一走就给秦拓打电话。他关系多，肯定能查到喜梦的报道究竟踩了谁的尾巴。想到他必定是一脸无可奈何的苦笑，我多少有些心虚。

方脸在会议室门口对我说：“你一个人和我们谈吧，闲杂人等就不要进来了。”

闲杂人等指的是小山。我诧异地说：“这是我们的营销总监。我想他应该在场。”杂志社一共就七个人，营销总监四个字我说得夹生，通常是拿出去唬人的。小山是和我一起凑份子打江山的兄弟，这份家当有他的一半。公司的女孩们管他叫“饭长”，广告是他弄进来的，工资是他负责发的，连每月出刊后的腐败聚会也由他张罗，这称号名至实归。

方脸抖出威严的神色，正要说什么，饭长一脸诚惶诚恐地在旁边插了句：“我在外面等你们好了。”他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不带掺杂的。可毕竟从小在日本长大，沾染了彼邦的习气。中国人有古老的处世智慧，日本人有古老的真假难辨的谦恭，这两样合在一起体现在小山的身上，使他为人处处透着小心。尽管他人高马大留着络腮胡，做派却不够男人，那份半真半假的温良劲，让人恨都恨不起来。

无人共进退，我只好和来者不善的一男一女走进会议室。也不用让前台女孩上什么茶了。

周围没了“闲杂人等”，方脸的神色略缓。“我们这次来，是接到有人举报。当然我想你可能并不知情。”“举报什么？”“你的营销总监。他借用这本杂志散布扰乱社会的言论。我们还怀疑，他可能在中国收集和刺探某些情报。”我睁大眼睛瞪着他。“你的意思是——他是间谍？他是华裔啊。”一直没开口的女人冷然插话：“华裔？他是日本国籍吧？而且就算他是中国籍，也不代表什么。他之前二十多年一直在日本。”

我隔着会议桌把这两人重新打量一遍。“对不起。你们一上来就没收电脑，请问有批文吗？”本来还想让他们亮证件，考虑到自己的处境，我决定不那么死硬。

女人拿出批文给我看，这两人不是我最初设想的新闻出版局人士，而是公安局的。好在不是国安局。我问他们还有什么公务要办。

“今天只是来打个招呼。批文你也看到了，你们的新一期杂志必须收回。全部，马上。在事情弄清楚之前，后面的杂志也先暂停。这里的电脑，我们要拿回去分析。至于那个日本人——”方脸故意沉吟片刻，“让他最近别乱跑。如果有新的发现，可能还要找他谈话。”

听到收回新一期杂志云云，我重新评估了他们的来意。醉翁之意不在电脑，问题出在新专题上。我气极了，脸上还得保持不卑不亢。“请问是什么人举报的？”

“这当然不能说，”方脸像个循循善诱的老师，“你是做媒体的，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他的话听来充满暗示，我硬是装作没听懂。

我本能地想到向秦拓求助。但秦拓的手机没人接。我不想对着一片狼藉的办公室，简短地吩咐大家收回杂志——这得花一笔成本，还等于砸自己牌子——然后拉着小山去露天咖啡座开会。他烟瘾奇大，我可不想在办公室被他熏陶。

我把情况一说，他露出堪称招牌的惶恐神色，说他给我添麻烦了。

我说你小子这是道歉的时候吗？你到底有没有当什么间谍？小山愁眉苦脸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一颗中国心。他狠狠吸下去半支烟，仿佛被尼古丁激发了灵感，大叫一声：我知道了，都是喜梦惹的祸！有人对这篇报道犯忌讳。

我对他这时候还满嘴跑歌词感到愤慨：当然了，你以为呢。

那我们怎么办？

凉拌。吐出这句话，我再次意识到自己没辙。连公安局都出马了，真可谓秀才见了兵。现在只能等联系到秦拓再说。我和小山统一了口径，对杂志社的五朵金花只说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恶意中伤，挫折是暂时的，事情很快能摆平。这世道阴盛阳衰，小山不够男人，我的两个编辑和发行美编前台全是姑娘。我的大脑已经一锅粥，不想让她们再叽叽喳喳地乱人头绪。

那天很晚我才接到秦拓的回电，他之前一直在陪领导应酬。听我说完事情的经过，他发出意料之中的叹息：“你啊，人小心大。要做这样的内容，怎么不事先和我商量？这是能随便做的吗？正统媒体都没报，肯定有什么由头。你倒好，抢着做出头鸟。”

和秦拓相识七年，我们由师徒到死党，到男女朋友，再后来一拍两散，又慢慢恢复邦交，算是经历了男女之间所能有的各种关系。分手四年多的今天，彼此都没了顾忌。他变得更爱教训我，我变得更像个混世无赖。当下我没心没肺地说：“他们不查我，我还没把什么喜梦当回事，既然反应这么大，我倒要跟下去看看。”

秦拓急了，说电话讲不清，明天见面谈。他仿佛这才想起来问我：

“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你那儿好像很吵。”他耳朵真尖，亏我特意跑到迪厅门口接的电话。我说我在外面借酒浇愁呢，他没接话。他过了几年的空窗期，最近认真谈了个女友，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有事没事跑来看我。小山曾经调侃：你看秦拓对你，哪里像哥们，简直暧昧到肉麻，你俩不如复合算了。我抛出杀气凌厉的眼神，他才知道自己说错话。我和秦拓如果能在一起，这会儿孩子说不定都上幼儿园了。每个人总是有做某些事和不做某些事的理由。秦拓和别人谈婚论嫁，我是真的没意见。虽然，也有少许说不出的落寞。我回到喧嚣障耳的迪厅，远远看见小山在和一个陌生女孩聊天。

都这会儿了，这小子还忙着艳遇，我有点气不打一处来。距离和灯色让我看不清女孩的长相，她身上仅一件短袖针织衫，露着白皙的胳膊。江南的早春比冬天还冷，不过习惯泡夜场的女生都穿得短薄透，相比之下，我的长袖毛衣显得又热又笨拙。就在我打算过去搅局的时候，女孩扬手叫了杯饮料，她对小山耳语，随即飘然离去。估计周围没人注意到这幕短暂的邂逅剧，我试图在人群中寻找女孩的身影，但她消失在激光光线的阴影里，像一尾习惯了深海潜行的鱼。

我走近高脚桌，对着饮料发呆的小山抬头看我，喃喃地说：“这家不是小A常待的店，但她很可能是神仙姐姐。”

这小子还不至于见色忘形，我总算有些安慰。“不是正好吗？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买药’，现在有人白送。”他一脸茫然，我提醒他：“一定有人在暗中观察我们。这样，我去跳舞，你把这玩意儿喝了。”

小山抗议：“你为什么不喝？”

“人家又没送我。一定是你看起来比较像潜在的买家。”

“说明我看起来够衰。”这小子看了太多的肥皂剧，说话俨然有港剧配音的风格。“我让你不刮胡子过来多明智。”“可我如果上瘾了怎么办？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我会把你绑起来关禁闭，直到你不再哭着喊着要这东西。”我终于停止逗他。“没打算真让你喝。小A说这东西只是心理成瘾，不过看你抽烟的样子就知道了，你只要尝试，今后说不定离不开它。”他自作聪明地说：“他们一定是看我抽烟这么凶才找我。”他话音刚落，我拿过那杯酒，刷地泼在他脸上。小山彻底傻眼了。我用周围几桌人都能听到的音量冲他吼：“我烦透你了。走开几分钟你就和别的女人搭讪，别以为我没看见！”接着我气势汹汹地转身离去。我知道小山会乖乖买单，出来找我。

我跳上出租车，在半道上接到他的电话。

“老大，你太不仗义了，”他继续着港剧口吻，“你要倒，也不用往我脸上倒。出来也不等我，我还得另外打车。”我压低声音：“你脑子坏掉了？肯定有人盯着，我可不想被他们怀疑，咱们还得去买药呢。”“那怎么办？你说谁会不加防备地卖给我们？他们也要看对象吧。”“你去找小A。给他钱，让他带你找上家。”“对哦……那怎么一开始不这样？”“我想看看神仙姐姐是不是真的存在。没想到一试就准。你明天该去买彩票。”

“抄家”事件的两天后，我终于见到了秦拓。他让我在报社附近找个方便说话的地方，我还没吃饭，约在一家下午照常营业的湘菜馆。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秦拓停稳他的银灰色高尔夫，从车里出来。他走路习惯性地微佝着背，加上晃晃荡荡的长手长脚，形成一种心不在焉的气质。他是村上春树的书迷，为了读原文书，甚至自学了日语。认识秦拓这么久，看着他升到经济版主任的位子，我有时会想，他当初如果做文化版，很多事又会是另一番局面吧。

店里除我之外只坐了一桌，他边坐下边说：“怎么这么晚还没吃饭？”言外之意是，杂志停刊了，电脑也没了，你就不能正正经经按时吃饭吗？

我没理会他的潜台词，招手喊服务生点菜。瓦罐汤很快上来了，秦拓帮我盛汤的空当，我说：“我在整理办公室。难得这么闲，再说也该整理一下。”他皱眉。“你恐怕要闲一阵了。”我喝一勺汤。“我知道。这么一闹，借我们刊号那家怕事缩回去了，得重新找个合作方。”

秦拓看我的眼神不全是无奈，还有种我熟悉的情绪。混合了喜爱、嗔怒、惋惜和好笑的百感交集。简单地说，就是恨铁不成钢。

几年前我仍是他的下属，一篇报道惹恼某企业，那之后我饱尝了什么叫内忧外患，社里的应对显然脱不开该企业的影响，我本人遭到暴力威胁，不久后辞职。其实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每次我惹出事端，秦拓没少给我忠告，只是他说他的，我做我的。相识七年，我和他从哥们到恋人，又折回原点，我撞了几次南墙，他稳步向前。大抵真是性格决定命运。

这一次，他甚至来不及忠告，我就闯了祸。要说我完全没有过惹祸的预感，那是假的。秦拓果然发问了。“你在做这期杂志之前，难道就没有想一想，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正想请教你呢，”我故意避而不答，“为什么我报一个喜梦，立刻就有人找上门来。是谁的胳膊伸得这么长？”“还说不好，不过也差不了多远。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应该是赖威。”我差点把汤勺给咬碎了。“真是新仇旧恨啊。”秦拓叹了口气。“原来你连事情都没查清楚就报了。人家不是针对你，他们不可能记得你以前那点事，领导层都已经换过两拨了。”

赖威就是促使我结束记者生涯的美资公司。这是一家跨越多个领域的巨头，从转基因食品到制药。现在竟然把触角伸到软性毒品，简直像由资本驱动的硕大变形虫。

我舀了一勺萝卜干炒腊肉，就着白饭往嘴里塞。秦拓一脸提防地盯着我。“告诉你内幕，就是不想你继续惹事。”“哦。”“被没收的电脑，我会找人弄回来，不过需要一点时间。”“嗯。”“你不妨给自己放个假。”“好。”

“丫头，”他用久违的称呼喊我，“你到底在盘算什么？”我放下变空的饭碗。“我吃饱了。收拾办公室还真累人。没盘算什么，你放心吧。我会乖乖休假的。”

事情出现转机，是在四月过去三分之一的时候。

做完杂志的回收，我给员工们放了假，自己窝在家里对着电脑，整理有关赖威的资讯。国内外媒体的报道，赖威面向股东的收益公布，还有网络留言板上关于喜梦的只言片语。赖威在几个欧洲国家受到限制，因为该公司在转基因食品方面有过一些恶评。不过总体而言，这是个在国际上维持着正面形象的大企业，每年还把若干所得捐赠给各国贫困地区，支援基础建设和教育。

我想弄清的是，喜梦在赖威的事业版图上究竟占多大的比例，仅仅是中国区的短线行为，还是他们的新筹码？光靠网络没法解决这么严肃的探究，这感觉犹如瞎子摸象，永远在局部现实的附近打转。更不巧的是，有一种床品也叫“喜梦”，搜到的网页几乎全是关于该品牌的。但我不愿忽视哪怕极其细微的可能，守着电脑成了新的强迫症。其间我几乎没出门，靠外卖过活。秦拓打过几个电话，我撒谎说在家看碟。一天夜里，我洗完澡，盘腿坐在地板上边擦头发边看电脑，手机忽然响了。电话是小山打来的。他的声音有些疲惫：“妙，你睡了没？”

“没。你还在外面？别每天去蹲点，你这样太累了。”我让他找小A，但小A最近换了手机号，而且原本就没把学校名称告诉我们。老实学生也有他自己的心眼。

“我已经回家了，”他迟疑片刻，“如果我告诉你，我尝过，你会不会不高兴？”

“什么？”

“喜梦。”我停止擦头发，把手机尽可能地贴近耳廓。“你再说一遍。别用假设句，你到底吃了还是没吃？”他轻笑一声。这小子居然还有心情笑。我压下火等着。几秒钟后，电话那头传来港片口吻的惫懒声音：“说笑而已……”我打断他：“这是能开玩笑的事？”他忽然变得严肃。“说真的，你认为只要喝下掺有喜梦的饮料，就会万劫不复？我觉得它可能和大麻差不多，其实也没什么。”“卖大麻的人不会封我们的杂志，”我冷然说，“在没有把整件事弄清之前，我不能断言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小山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思考我的话。“你记得小A说过吗？还有纯度更高的药。我今天听说，高纯度的药有另一个名字，叫做皎粉。皎洁的皎。名字倒挺美。”

“你怎么知道的？”我心头微寒。

“你知道那种药为什么叫皎粉？”

“……为什么？”

他再次沉默。小山说话向来不够干脆，这种时候让人格外焦躁。

等他终于开口，话题变了。“你还记得那个女孩吗？上次给我饮料那个。”“神仙姐姐？记得。怎么？”“她在我这儿。”“你是说，她在你家？”“对。”“她在旁边听我们讲电话？”我捏紧电话。小山租的是新式里弄的单间。“没有。她睡了。今晚发生了很多事。”我听见他在那头点烟的动静，他叼着烟，语声含混：“回头和你细说。”

“她和你刚才的话有什么关系？和皎粉。”“有点关系。嗯，是这样……我不想打扰她，所以把灯关了。”他不着调地说。

拜托。我对你的私生活不感兴趣。开灯也好关灯也好，在你自己家，那是你的事。不管你的床上是不是睡着个四处兜售软性毒品的女孩。

就在我的耐心即将爆裂的时候，小山说：“然后我发现她会发光。

太神奇了。她身上发出很淡很淡的白光，就像——”“月光。”我无意识地脱口而出。“啊？你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等你明天起来给我电话。我们见面谈。”“噢。”“还有，那个女孩，你最好不要和她扯上太多关系。”“放心，我全身尼古丁，早就百毒不侵，”小山悠然说，“明天见。”

如果我当时知道那是我和小山之间的最后一次交谈，我说什么也不会就这样收线。我本该直接到他家去才是。主要是他的语气透露出某种不想让我杀过去的氛围——为了让那个女孩睡得沉稳，他把灯都关了——以我对小山的了解，这种时候最好不要和他较劲。

而且另一方面，我自己心绪纷乱，需要立即整理。

我四下翻腾，终于在挎包深处找到何琴的明信片。这张纸片在我的包里睡了近三个星期，变得起皱卷角。明信片背面是她笔锋硬朗的字迹：

当你收到这张明信片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走在一条新的路上。虽然你会说，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可有时候，人很难决定自己的路。

就像老家的黑老鸹，永远在同一个地方转圈，年复一年。如果看不到黑老鸹兜圈子，说明世界变了。不管世界怎么变，我总希望自己还是原来的自己。这似乎挺奇怪。想有新的路，却不想改变。

人真是矛盾而复杂的生物。

我原以为，这些内容是她不知第几次的戒酒宣言。现在重读，才发现每句话似乎别有深意，但就连和她认识了这么久的我，也很难读懂。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种名叫“皎粉”的高纯度喜梦很可能与月光花有关——也就是说，何琴与喜梦乃至皎粉有关。所谓的神仙姐姐半夜发光毫不稀奇，就像后来沉浸于月光酒的何琴。就像我从前宿舍的那堵墙。即便是焦头烂额的现在，一想到那堵被窃贼破坏的墙，我的心仍然轻微一颤。那仿佛象征着无忧无虑的青春，某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我的新闻理想尚未在现实中受挫，何琴的酗酒也还没到达恐怖的地步——不，她的酗酒已经不轻，但至少她还没有开始伤害自己，要到开始用该死的月光花酿酒之后，她才突破了自控的底线。

那是一种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感觉。小A在采访中对我说。她在发光。小山在电话里肃然说道。我开始认真地害怕起来。如果我的推论是真的，喜梦或皎粉就不仅仅是软性毒品，它会把人推向谵妄的深渊。它把纷繁如真的幻境呈现给服用者，可那是最岌岌可危的依赖，一旦过了某条线，人甚至会自残。就像当年的何琴。

说到底，月光花不是我们可以碰的东西。传说也揭示了这一点，我早该明白。然而我什么也没有做。我看着何琴种月光花，看着她尝试用花做颜料，看着她喝下月光酒，又看着她沉沦。

白羊座火爆仗义，属羊的人隐忍固执。这两者结合在我身上，竟然只成了漠然旁观。我曾以为，自己太顾及何琴的自尊才没有干涉，当真是这样吗？

我放弃就此思索下去，重读来自何琴的明信片，一边用手机拨打她的号码。

你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听到话筒那头的空洞女声，我掐掉电话。几乎在同时，我注意到明信片上有个之前没进大脑的细节。

她署在右下角的日期是去年七月。

收件和寄件邮戳都是今年三月。黑色的寄件邮戳来自广东省，我原以为是深圳，细看才发现，是个陌生地名。左上角的邮编框右方印有一个标志，“时间摇篮咖啡馆”。

我在网页搜索栏输入咖啡馆的名字。搜索结果表明，那是家位于南方小岛的咖啡馆，提供一项特殊的服务，所谓“写一张明信片给未来的你。”这创意不算新鲜，很多城市都有副本，咖啡馆替顾客代存代寄明信片，收件人会在某一天收到早就写好的语句。

一种可能。何琴去小岛旅游，正好遇见这家咖啡馆，顺手写了明信片，便于我在生日前后收到，她也不用特意记日子。

另一种可能则是：出于某种原因，她必须提前写这样一张明信片给我。

如果看不到黑老鸹兜圈子，就说明世界变了。不管世界怎么变，我总希望自己还是原来的自己。

我感到更有可能是后者。何琴在暗示什么。她的暗示始自去年夏天，迟迟来到我的身边。大半年够长了，足够让世界改变。

我在一张便条匆匆写下几行字——“皎粉与喜梦的区别？这两种药何时面世？”

“找到何。”

“问小山昨晚的细节。”

写完这些，我对着电脑发了会儿呆。四周散落着书籍和零食包装袋，这出租屋不像个家的样子。五年前，秦拓曾拉着我四处看房，大有随时结婚的架势。计划没有变化快，我和他分手，他独自选定一套房子付了首款。看样子，那里很快将成为他和另一个女人的家，据说价格已翻了好几番。我的积蓄全用在和小山一起办的杂志上，如今依旧是无房无车一族，又将成为无业人员。

我身后被书架遮挡大半的墙壁不是宿舍的那堵墙，再也不会有月光花的幽光浮现。何琴这会儿在什么地方呢？不管身在何处，想必她整个身体萦绕着一层仿佛来自异界的微妙白光。小山屋里那个陌生女孩也一样。或许还有小A？在家家户户沉睡的深夜，又有多少沉浸于那种药的人成为不可思议的发光体呢？

不管几点睡，我向来雷打不动在七点起床。等到九点没有小山的电话，我拨过去，那头关机。我没了耐心，出门去找他。他住的法租界旧地离我不远，打个车起步就到。

小山的房间在三层楼的二楼拐角。从一楼后门进去，先经过合用的厨房，光线幽暗的楼梯有股经年不散的油烟气。我上楼敲门，没反应，又改成捶门。刚捶了几下，楼下的阿姨出来了，隔着台阶喊：“小姑娘，敲门动静不要这么大好不好？家里没人，敲两下就知道了。”

“你看见他出去了？”我直愣愣地问。阿姨眯起眼睛打量我。“一大早和一个小姑娘出去了。”小姑娘自然是神仙姐姐。阿姨自以为目睹了争风吃醋的肥皂剧，却不知我在听到这话的瞬间脸色煞白，完全是出于担心小山。

我谢过阿姨，暂时回家。那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小山的手机依旧关机。我分别在下午、傍晚和第二天早上去了他家，每次邻居阿姨都出来察看。我完全无意扮演悲情女主角，阿姨同情的目光让我浑身难受。

一天一夜没见人，我感到事情不对劲，终于报警。警察做了笔录，说这种情况要满四十八小时才能立案和联系领事馆。小山失踪后的第二天中午，听说这事的秦拓过来看我，我说出让小山买药摸底的馊主意，毫无意外地挨了一顿训。

“你以为你们是侦探啊？杂志被收掉，你应该知道苗头不对了。现在那边的问题还没解决，你倒好，干脆害得别人失踪。”我对秦拓的一连串诘问哑口无言，本想和他讨论何琴的明信片，这会儿也没了开口的心思。四十八小时后，警察终于立案。既然事关“外籍人士”，我希望他们格外努力。

至少他们会根据我的叙述从“药”入手。抱着这样一丝微薄的希望，我把杂志社的女孩们召集起来，宣布解散。我说鉴于目前的特殊情况，短期内无法复刊，所以不耽搁大家的宝贵时间，该找工作的找工作，想休假的休假去吧。我没提小山的失踪，警察自然会一个个找她们问话。连续几天没睡好，我脑袋发胀，恨不得找个洞躲起来，可该做的事还得一件件做。

公司租的房子还有三个月到期，我决定先退掉。这是位于高层商住楼的两室一厅，办公室的大件是房东的，我们只买过电脑和杂物。

我和房东谈完退租，又在五个女孩的帮助下把需要保留的东西装箱。

两台打印机我留了一台，另一台带扫描功能的给了美编。原以为是一份不小的家当，实际理出来，也不过八个纸箱。我租的房子装不下，最后托一个相熟的摄影师把六只箱子暂时搁在他的工作室，另两只装有公章账本的放回我家。

做完这些，我请女孩们吃了散伙饭。她们这几天大概和警察照过面，乖巧地没问小山的事。少了小山的港剧桥段，一顿饭吃得前所未有的闷。这时已是小山失踪的第七天。公安局没有任何通知，我从秦拓那儿辗转得到的消息表明，失踪案既然扯上了毒品，难免微妙。

秦拓在电话里把警方的语气学给我听：此事不是不办，而是要特办。你们不要着急，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对这等冠冕的答案，我只有干瞪眼的份。我平生最不喜欢被动和等待，然而眼下很难主动做什么。

第十天，我拖着一只随身行李箱来到虹桥机场。对秦拓的说法是，我想回老家歇一阵。这算是事实的一半。我有种感觉，继续在上海待下去也没什么价值。已经赔了个小山，我何苦继续和那些来历不明的药贩子较劲。

当务之急是找到何琴。

她的手机仍是空号。我打电话问过几个老同学，没人知道她在哪里。有人说她在去年春节回去过。那是二〇〇七年初，她写下明信片之前半年。老家说不定有什么线索，再说人衰志短，我想回去看看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