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包玉刚携家眷飞赴香港。与先期而至的父母以及兄弟姊妹团聚。
    虽然不是第一次踏上这片殖民地的土地，但这里的一景一物还是带给包玉刚许多陌生感。当从“摩罗叉”（印度士兵）手中接过由港英政府统一发放的满是英文的居民护照时，包玉刚的心里百感交集，今后的生活方向还是一个未知数，这里真的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吗？
    领取居民护照可算是包玉刚第一次跟港英政府打交道，手续之简单、过程之顺利却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要进入香港社会这个圈子并不像拿护照那么容易。
    虽然同为商业、金融业发达的城市，当时的上海要比香港繁华得多，连街道也比香港的干净。在上海，自己虽然算不上什么大银行家、大企业家，但也是堂堂上海市银行的副总经理，在政商两界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生活上，虽然不是什么豪门大户、锦衣玉食，但也算是小康殷实。可如今来到香港，人地生疏，前途渺茫，未免觉得有些狼狈。再看看身边为他放弃了上海的产业和安逸生活的父母高堂、兄弟姐妹以及多年来随他颠沛奔波、相濡以沫的柔弱娇妻，还有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包玉刚感到十分愧疚，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但即便是在压力、焦虑、责任、迷茫重重压向他时，包玉刚那份坚定的信念依然没有动摇。无论如何，就算是只为了自己的家人，也要在香港闯出一片天地！
    1945年，日本人战败撤走时，留给香港的是大片大片的废墟，尽管战后香港经济恢复得很快，但房子建的并不多。再加上难民的大量回流，找到一处安身之地非常困难。很多人只能睡在街上、楼梯间、走廊里，有些则搭起一些简陋的临时窝棚，任凭台风、暴雨的摧打和火灾的威胁。更不用说那些初到香港人生地不熟的大陆难民了。到了1949年，香港居民的人数骤然增加了150万，在深水?、石峡尾、鲤鱼门、西湾河、筲箕湾、西环、铜锣湾等地，到处都挤满了逃难的人。
    幸亏包兆龙在1949年难民潮还未形成之前，就先到了香港，并花了两万元“顶手费”，在西摩道找到了一套月租450港元，有三间房的单位。所谓“顶手费”就是业主与租房者私下签订的契约，业主收取暗租，而明租却在政府规定的限额之下。但是，当时的香港，一家老小风餐露宿、流落街头的景象处处可见，包家人能有个栖身之所，也还算幸运的。
    到香港之初，一家老少的衣食住行，大事小事无一不让包玉刚操心。虽然包兆龙来港前，把家里包括产业、房子、家具、古董等一切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换成现金或银两，再加上多年的积蓄，算起来也有数十万元。但崇尚节俭的宁波人是绝对不会坐吃山空的，生计终究是头等大事。于是，包氏兄弟（包玉书、包玉刚、包玉星）和父亲开始共同商讨未来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