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节 百花齐放，邵氏雄威“名震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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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邵逸夫到香港之前，香港的电影院实行的是分级制，本土出品的电影只能在低级电影院放映。邵逸夫不信这个邪，他要用自己的电影征服香港人。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从几十部剧本中，选定了改编自民间故事《梅龙镇》、民间传奇《游龙戏凤》，描写明朝正德皇帝与民女李凤爱情故事的黄梅调电影《江山美人》。然而，财务人员一做预算，拍摄费用至少要100万港币，便劝邵逸夫放弃。可邵逸夫不但坚持要拍摄这部影片，还大胆地起用了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
李翰祥有着很好的美学素养和古典文学功底，他在1956年拍摄的第一部黄梅调电影《貂蝉》，既创造了30万港元的票房收入，又赢得了亚洲影展的五项大奖，这是邵逸夫重用他的原因。当然，这也是一个颇具风险的决定，因为此前香港影坛的几部黄梅调电影，除《貂蝉》外都反应平平。
但是，邵逸夫给予了李翰祥充分的信任和充裕的资金，使他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美学构想。李翰祥也不负邵逸夫的厚望，当《江山美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它那宏阔华丽、美轮美奂的影像，史诗般的艺术风格，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邵逸夫还请来有“港台黄梅调第一功臣”美誉的王纯为影片的音乐作曲，王纯以黄梅戏唱腔为主体，融合了江南小调和流行歌曲的元素，用单纯的曲调创造了一种醇厚婉转的意蕴，其中的一些唱段，如《扮皇帝》、《戏凤》等流传至今。
《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下当时香港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被台湾著名的影评人黄仁、杜云之评选为中国一百部名片之一。影片获得了1959年第六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最佳彩色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音乐、最佳录音和最佳艺术设计共十二项金锣奖。这部电影不但使邵氏公司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也使李翰祥声名远扬。
紧接着，邵逸夫又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和祝英台》搬上了银幕。这两部倾注着邵逸夫心血的巨片上映后，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古装片的狂潮。从此黄梅调电影走红港台20余年，其中“邵氏”作品就达到了30余部，占港台黄梅调电影总产量的3/5。
邵氏的黄梅调电影不但成为美学的塑型者，也直接奠定了这一类型影片在电影史上的意义，其受欢迎程度还在电影史上留下不少笑谈。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映的时候，一位老太太看了120遍。反串梁山伯的女影星凌波到台湾访问，万人争睹，人群散去后，地上遗落了不少眼镜、发卡、鞋子。
邵逸夫以黄梅调影片俘虏了女性的“芳心”后，又以新武侠片建立了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消费群体。新武侠片是相对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武侠片而言，它最大的不同在于“以真实的动作，立判生死的打斗，代替过去虚假的、神怪的、舞台化的武打和所谓特技。”作为“邵氏”新武侠片的代表人物张彻和胡金铨，差不多是在同一时代革新了武侠片，他们也因此被视为新派武侠片的宗师。
张彻的武侠片被誉为“阳刚武侠”，其中激荡着令人血脉贲张的豪情壮志，剧情突显的是男人的情谊和惨烈的结局。其开山之作是《虎侠歼仇》，而奠定其武侠片地位的则是《独臂刀》。邵氏经典武侠电影《独臂刀》是“邵氏”第一部赢利超过百万的影片，也第一次使男影星的地位超过了女影星。
如果说张彻的武侠片展示的是一种暴力之美，那么，胡金铨的武侠片则展现了一种诗意之美，因此被称为是“文人武侠”。虽然他只拍摄了一部《大醉侠》，便因与邵逸夫意见不和而离开了邵氏公司，但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却是邵氏的其他武侠影片所无法超越的。
这部影片除了塑造了“大醉侠”这位平素形如乞丐、醉鬼，关键时刻才露出侠义本色的另类大侠的形象之外，“男装帅气，女装俏丽”的侠女金燕子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的其他元素，如清幽的高山流水，悠扬畅快的配乐，集中了所有冲突的边疆客栈、禅林寺院、草木山石，蓑衣刀剑，甚至每一个动作眼神，都拍得美轮美奂、震撼人心。这部影片被认为是“1965至1966年间新派武侠片中成绩最美满的一部”。40年后，在2002年戛纳电影节上，《大醉侠》与金•凯利的《雨中曲》、黑泽明的《影武士》等在“旧片重放”环节中放映。该环节是为回顾电影史上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影片而设立的，《大醉侠》在中国甚至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大醉侠》、《独臂刀》开拓了武侠电影的新局面，成为了中国武侠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从此以后，邵氏影片不仅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倾倒无数观众，就连一向对中国电影不屑一顾的欧洲人、美国人也纷纷前来订购邵氏的影片。除了主打古装片和武侠片，“邵氏”的其他类型影片也有很大成就，如文艺片《后门》、《不了情》、《一毛钱》，“彩色宽银幕”的歌舞片《千娇百媚》、《花团锦簇》、《万花迎春》等都是叫好又卖座的影片。
可以说，“邵氏兄弟”促成了20世纪60年代香港电影业的繁荣，所摄制的影片均是脍炙人口，开创了电影发展的前进方向，在电影史上具有标杆性意义。而且早在建立邵氏影城之初，邵逸夫就开始在香港推行电影明星制，创办了香港最早的娱乐杂志之一——《电影周刊》，并特别聘请邹文怀担任主编。《电影周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设有“影星生活”、“邵氏明星”、“国际影坛消息”等特色栏目，不仅捧红了一大批电影明星，更是吸引了大批年轻人。而邵氏影片及邵逸夫本人在推广中国文化上更是功不可没。在每部影片里都打上中英文字幕，也是邵逸夫的首创和发明。
然而，当邵氏影业渐入佳境时，公司内部发生巨大的人事震荡，1970年，在邵氏工作了12年，素有“宣传鬼才”之称的邹文怀，因与邵逸夫意见不合，与其分道扬镳，而且还带走了何冠昌、蔡永昌等不少邵氏的精英骨干，自立门户，成立了后来名扬香港影坛、成就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嘉禾影业公司。邹文怀此举差一点使邵氏公司陷入“人去楼空”的窘迫境地。但是，这并没有动摇邵逸夫把“邵氏兄弟”公司做大、做强的决心。在邵逸夫的苦心经营和力挽狂澜下，邵氏公司安然渡过难关，并继续发展壮大。
20世纪70年代，邵氏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李翰祥的宫廷历史和风月影片，张彻的武侠动作阳刚男性影片，刘家良的功夫武术动作影片，楚原的古龙小说系列等影片上座率都很好，几乎是场场爆满。邵氏声势可谓如火如荼，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中国电影史上的纪录。邵逸夫的身价也不断攀升，而“邵氏出品”更是成为了那个年代华语电影的黄金品牌。
与此同时，邵氏影院开始闯入世界影业市场，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与欧洲若干国家自建影院，并组织发行渠道，使中国影片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
进入80年代，邵氏公司已有300多家自办或代理的电影发行网络，每年拍摄的40多部华语影片可及时发往世界各地。这不仅为各国观众带去了欢乐，也对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邵逸夫不仅仅是把电影当作一种赚钱的工具，更是将它作为一项事业来追求。他常说：“我喜欢不停地工作，工作是我的嗜好，我不会过早地就退休。成功之道要努力苦干，并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运气只是其次。我深深体会到拍电影是很大的挑战，它能带给我无穷的乐趣，这也正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邵逸夫以实际行动来要求自己成为精通电影的专家。他工作非常勤勉，精力过人。每天早晨6点钟，邵逸夫都会准时起床，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6小时以上，他的劳斯莱斯车里也配有办公设备，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在邵氏影城他的办公室旁边，有一间试片室，那是邵逸夫每天必到的地方。试片室的最后一排有一张舒适的沙发，邵逸夫每天都要在这里坐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不管是国语片、日本片、西班牙片、印度片、意大利片，还是德国片、法国片、墨西哥片，他都会看，这其中还包括邵氏公司出品的好看的或不好看的影片。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邵逸夫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最高纪录是一天九部，一年700部，邵逸夫可谓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邵逸夫就是要通过观看这些影片，去了解影业行情，去研究人家如何作秀，去揣摩观众的口味，去发现新的选题。例如在创制新武侠片的时候，邵逸夫就常常放意大利黑帮片、日本剑侠片和美国007影片给员工们看，以资借鉴。
邵逸夫看电影，有一个精妙的“理论”，叫做“两只眼睛看电影”。邵逸夫说：“在香港，我永远用两只眼睛看一部电影，一只是‘商人的眼睛’，另一只是‘艺术家的眼睛’。”
在邵逸夫看来，所谓“商人的眼睛”，其意义在于电影既然是文化商品，那么，追求卖座率是天经地义的。要想“卖座”就要迎合观众口味，把电影拍得好看，只有电影好看，符合大众口味，观众才会“买账”。因此，邵逸夫的制片方针就是“观众至上”。
电影更是附着于精神文化的艺术商品。古人说“言之无文，其行不远”，如果一味的“观众至上”，一味的媚俗，甚至伤风败俗，那么也将最终被观众或市场所抛弃。所以在“商人的眼睛”之外，还得加上一只“艺术家的眼睛”，也就是说，他要求邵氏拍的电影不但“叫座”，还要“叫好”。
邵逸夫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要求精益求精，即使是最细微的部分，也不能忽略，一件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是绝对不会放松的。
许多熟悉邵氏电影的观众都会对“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宣传语印象深刻。作为邵氏的特色商标，如果现在哪个电影公司敢在自己出品的每部影片都打上类似的标签，恐怕早就被观众的口水给淹没了。而当时的“邵氏”确实是有这份自信和实力的。当然，这与邵逸夫的严谨与执着是分不开的。
为了树立邵氏的良好形象，为了保证影片质量，邵逸夫亲自对每一部影片进行严格把关。在他看来，观众看了劣片一定非常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失去信心，所以没有好的戏，做了劣片，若无法补救，就亲手烧掉，毫不手软。
邵逸夫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邵氏家族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事业名副其实的拓荒英雄。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中国电影的每一步变迁都有邵逸夫及其家人付出的心血。从20年代从事电影业到现在，邵逸夫亲历了电影不同时代的演变，目睹和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兴衰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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