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一个精神病患者，据说喜欢写诗，其实就是一些就是顺口溜，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误将毛主席像烧了一个洞，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屡遭批斗，精神出了毛病。这个精神病人经常深更半夜扯着嗓子在学生宿舍外唱《沙家浜》，吓得女生直哭，有时这个他还在学校操场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一圈圈地绕着转，搞特技大撒把，两手做打枪状－－－叭勾，叭勾。学校派人到这个精神病人家做工作，管一管，可这个家人却说：他脑子有毛病，你脑子也有毛病？
　　
　　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如火如荼，学校有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晚饭后附近村民就迫不及待地搬着凳子理直气壮地挤在前面。校长生气，也没办法，强龙不压地头蛇。
　　
　　夜里常有村民挑着茅罐到学校的男女厕所偷粪便，运到自家的责任田里，学校的菜地也需要，可学校不敢制止。最可气的是，常常让学生和老师不敢夜里去厕所，生怕冷不丁从外面进来个挑着茅罐的，别说学生，就是老师也发悚的提着裤子紧跑。
　　
　　现在想来，当时的农民也确实没法把教师当回事，除了教书，这些教师在社会上的能力就极其有限了。农民的粮食想卖个好价钱，就得去求粮站那些人；农民卖棉花，就得去求棉站的人；买平价柴油，去求机站的；买辆名牌自行车缝纫机，去求供销社的。老师没有这些现实的权力，只要孩子考试成绩合格，你就得让人家上学，即使考试不合格又想上学，人家也是去找校长，一个普通教师只有教书的份儿。所以那会儿就是读个普通中专，也不愿意读师范。一个本家的叔叔曾对我说：你这个学算是白上了，除了转个户口，跟个农民也没啥区别。那时我年轻气盛，哪受得了这样的奚落嘲弄，就想方设法离开了三尺讲台。一起分到这个学校的年轻教师与我一样先后离开了教师岗位。
　　
　　若干年后，当我疲惫于工作和人事挣扎时，也时常想起在乡下中学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留恋小镇那份清静。比起城市的隔膜、是非和凶险，小镇的那点顽劣又算得了什么。
　　
　　如今，小镇与人到中年的我一样，都发福了，房子都是宽敞明亮的砖房，街道也硬化了，原来低矮猥琐的临街门市都已变得高大堂皇。因为乡镇合并，原来在小镇东南区域的公家部门大多已经撤去，原来的公社机关、拖拉机站、戏院、卫生院和棉花加工厂已经被农家小院瓜分；粮站的粮仓和院子已空空如也，从洞开的大门瞅去，当年林立的粮垛和熙攘的人群已经匿迹，只有许多跳来跳去的麻雀，似乎在寻找着曾经的辉煌；供销社的房子还是老样子，但已归个人承包经营，在周围林立的个体商店包围下，也失去了当年的气势。唯有我曾经就读和工作过的中学从外表看还算兴旺，高大的校门，严严实实的院墙，教学楼已经替代了破旧的教室，一切都今非昔比。今年春回老家我从中学门前路过，想下车到学校看看，可最终还是在校门前止步，因为这里已经没有我所熟悉的人了，不去也罢。后来县里一个负责管理这一片学校的一个高中同学告诉我，现在学校条件是不错，就是学生少。谈及原因，我的同学说：家庭条件好的到县城和外地学校上学，家庭条件不好的早早就辍学打工了，再说现在就是考上大学也不好就业，所以小学一毕业，好多家长干脆就不让孩子读书了。听了同学的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初这个中学可是县城以北最有影响力的学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