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下半年，学校成立了对舜瑶历史问题的调查和审查的专案小组，同时，小组成员也成为这所学校的领导班子。

　　几个月写检查交代的生活，使舜瑶的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她始终不明白自己究竟在哪一方面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自己一直努力为新中国培养和教育孩子们，因为抓教学有方而闻名，她又因对孩子们不舍不弃的精神和不分贫富一视同仁的态度，获得了优秀辅导员的称号，她得到了来自于贫困阶层的声援。她不明白，自己一直围绕党和国家的利益去抓教学，现在，一切都黑白颠倒了。

　　舜瑶失望了，周围的一切变得陌生起来，尤其是在校园里，到处都贴满了中伤与污辱自己人格的大字报，还有“要老实低头认罪”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让她不寒而栗。她不停地问自己：我究竟走错了哪条路？我究竟犯了什么罪？难道拿着国家的工资带着学生们整天玩儿，难道让学生们交白卷才是好老师吗？难道国家希望考零分的学生去建设祖国吗？

　　运动的发展，让舜瑶明明确确地懂得了一个道理，破四旧、立四新，就是要让那些满手老茧子和大字不识一筐的劳动阶级当国家的主人。她为自己的人格遭到蹂躏而感到愤怒与心碎。但是，她只能咬着牙走下去。

　　专案组的人接管了学校的大权以后，他们对舜瑶的态度十分强硬与恶毒，他们撕碎了舜瑶以前所写的所有交代材料，强迫她重新写自己的罪恶历史，必须每天写出内容不同的检查交代材料交给他们。

　　舜瑶不得不整日苦思冥想，挖空心思地去回忆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一切生活。她的烟瘾越来越大，每天她写材料至天明，天明时，写字台上的烟缸里留下了几十个烟蒂。

　　益砚每天仍然钻研化学教程，剩下的时间就是陪舜瑶写材料。尽管学校早已停课了，但是，他的习惯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坚信，学生们早晚还会回到课桌前，教育制度还是会恢复到择优录取的方向上来的。

　　由于益砚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里，外表上与他人格格不入，再加上他在教学上的显著成绩，他成为学校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教师，学校墙壁上不断有新的大字报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他引导学生只会读书的修正主义倾向。看到大字报上对自己的侮辱，他的内心十分郁闷，但是，当他看到妈妈的处境时，他感到那些对于自己的人身攻击已经不算什么了。

　　益强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的运动中。可是，妈妈的境遇时时冲击着他的内心世界，大学的老教授和老领导与妈妈有着同样的经历，如何面对那些老知识分子？他内心十分痛苦，他是学生干部，被推到运动的浪尖上，他要往前冲，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经过多日彻夜不眠的思考以后，益强以自己能力不足为由辞退了学生会主席的职务。但他仍然在学校参加活动，没有更多的时间与舜瑶在一起，为此，舜瑶从来没有埋怨过他。

　　如果说解放战争是一场白色恐怖的战争，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攻击、相互猜疑、相互揭发、相互敌视的群众性红色恐怖运动。家庭成员之间、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展开了短距离的刀光剑影的战斗，子女与老子划清界限，夫妻离婚以躲避嫌疑，朋友之间相互猜疑、嫉贤妒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揭发检举成为一种红色时政。为了让自己在运动中成为俊杰，有些人不惜丧失人格诬蔑诽谤学友、老师、同事和近邻。运动越是深入发展，人们也就变得越虚伪、越狡猾，人与人之间没有诚信，丧尽天良地编制假话，以达到打倒他人、抬高自己的目的。

　　舜瑶努力回忆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她不停地写材料，最后还是被专案小组以资产阶级分子、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当权派的罪名，对她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结论，给了她当头一棒，她怀着正义的信念找到学校专案小组，希望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给予一个正确的说法，但她得到了令她终生难忘的残酷的答复：你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建设新中国的绊脚石，你教育学生的目的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铲除你们这些社会渣滓，就是要造你们的反，把你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你们永世见不到阳光。

　　恶毒的语言、凶狠的面孔把舜瑶的心带到了北极世界，她惊疑、她心寒、她心如乱麻又心存怒火。专案小组里几个年轻的老师令她痛心不已。她清楚地记得，这几个年轻老师初到学校的时候，从一个面对学生不知如何开口的老师成长为学校的主力教师，自己为他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去市教育局进修，帮助他们提高业务水平。多少个节假日，自己放弃休息，与他们共同备课、共同写教案，他们进步了，并取得了好的成绩。每次教师晋级，自己努力为他们争取名额。她不需要这些老师给自己什么回报，只要他们能在教育岗位上做出更大的贡献，她就感到欣慰。

　　可是，在这场运动中，这些曾经得到过自己真心帮助的年轻人却恩将仇报，恶语中伤。在一片红色海洋的下边，是一个诽谤、诬陷和编制谎言的世界。

　　专案小组开始对舜瑶实行专政了，他们不再让她白天写材料，而是让她白天打扫学校的卫生，擦楼道、刷厕所。

　　1967年年底，舜瑶的劳动改造正式开始了。专案组的人命令她打扫整栋教学楼的卫生，并由学生从早晨到晚上监督她擦三个楼层的楼道和刷所有的男女厕所。

　　北京的严冬寒风刺骨，冷水冰凉扎人心髓，监督的学生明明知道那刺骨的冷水，却让舜瑶用手去拧拖布，如果，舜瑶不照着去做，监督的学生就往她身上吐唾沫，还大声谩骂。舜瑶在他们的逼迫下去拧拖布，那冰冷的水如同针扎手指一样地剧痛，直刺心口窝，她的脸上冒出大粒大粒的冷汗，她嘴唇青紫、脸色苍白。那几个学生看了后“哈哈哈”的大笑不已。那是一种摧残，是一种侮辱，是良心被狗吃掉的野蛮行为。舜瑶咬着牙，忍着胃痛，一层一层地擦亮了所有的楼道。

　　学生骨干中有一个高个子的六年级女生，她是学校红小兵组织的司令，她负责监督舜瑶的劳动。于是，一个肮脏的灵魂再一次让舜瑶领教得刻骨铭心、肝胆俱裂。而这个女学生，与舜瑶就住在同一栋楼里。

　　那个女学生的父亲在廷光的下属部门工作，一次他在工地中因质量问题给公司带来了巨大损失，公司降了他一级工资，结果，他便记恨起当劳资科长的廷光来。女学生的母亲在纺织厂当织布工，因身体不好长期休假在家，他们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女学生到了入学年龄，家里因没有钱交学费，无法在附近小学念书。舜瑶知道这个情况后，便把她安排在自己的学校，并替她交了一年的学费和学习用品费，第二年，又为她申请了困难补助。可就是这个女学生，却借着运动的机会替父报仇。

　　女学生并不直接去骂舜瑶，而是指挥其他学生去侮辱舜瑶，她却在一边阴冷地笑着。舜瑶没有想到，自己用仁义和善良所帮助的女孩子，如今却成了一只人面兽心的狼！她更不明白，人的灵魂在红色海洋下面变得那么肮脏，令人作呕。她已经找不出更合适的词汇来形容那些人的行为了，伤风败俗的言行，淋漓尽致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一天，儿女们待在家里，焦虑地等待着舜瑶的归来。掌灯时节，益砚见妈妈迟迟未归感到非常不安，他让二妹与三妹去学校接妈妈回家。

　　佳珍和佳侨在寒风中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才看见舜瑶的身影从学校的大门里慢慢地移了出来。她们接妈妈回到家里的时候，早已是万家灯火了。

　　舜瑶在女儿的陪伴下回到家里，一进家门便一头栽倒在床上。益砚和几个妹妹们立刻围在她的床边，焦急地喊着：“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听到孩子们的呼唤，舜瑶用手捂着脸抽泣起来。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安地望着她。

　　益砚让妹妹们暂时离开，他自己坐在舜瑶的身边，静静地注视着妈妈的脸。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舜瑶才渐渐地平静下来，益砚递给她一杯水，又点燃一支烟。

　　舜瑶喝了几口水，便坐到沙发上，她接过儿子的烟，猛烈地吸了几口后，开始讲述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听了妈妈的叙述，益砚义愤填膺，他对舜瑶说：“妈妈，你要坚强一些，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把身体搞好，让他们永远也打不倒你。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家无愧于国家，妈妈，你无愧于教育事业。”

　　儿子发自内心的鼓励，使舜瑶变得坚强起来，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有儿子在身边，她就有了精神支柱。当她看到女儿们默默地等着自己吃饭的时候，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尽管身心遭到摧残，但她还是与孩子们吃了一顿苦涩的晚餐。

　　由于在学校受了冷水的刺激，当天夜里，舜瑶便发起了高烧，并伴随着剧烈的胃痛。益砚不顾一切地背起她，与两个妹妹一起去了厂卫生所。大夫立即给舜瑶打了退烧针，并让他们送病人去朝阳医院。

　　益砚向厂里借了一辆三轮平板车，他们把舜瑶严严实实地包裹在棉被里，顶着凌烈的寒风，益砚蹬着车，两个妹妹在后边，边跑边推，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他们不顾一切地朝着医院的方向拼命地蹬着、推着。

　　半个多小时后，他们把舜瑶送进了医院的急诊室。因受了寒冷的刺激，舜瑶得了急性胃炎和轻微的心脏病。大夫告诉益砚：“你母亲的病不太好，需要在急诊室里观察一夜。”

　　兄妹三人听了大夫的话后，决定先不回家。这个时候，一阵强烈的倦意猛然间向他们袭来，三个人不知不觉地坐在医院楼道的椅子上睡着了。

　　早晨六点多钟，益砚从困倦的睡意里睁开眼睛，他慌忙跑到值班室去问护士，护士告诉他：“你母亲的病情已经平缓下来了，高烧也退下去了，好好休息休息就可以了。”益砚如释重负，他轻轻地走到舜瑶的床边。

　　这个时候，舜瑶已经睁开了眼睛，她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她记不清楚自己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她昏昏沉沉地睡了几个小时。此时，烧已经退下去了，她感觉身上轻松了许多，只感到嗓子干燥得有些发疼，看到自己的身上插着针头输着液，便静静地等待着护士。

　　当益砚走进病房的时候，舜瑶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益砚低下头轻轻地对她说：“妈妈，你醒了？胃还疼吗？”

　　舜瑶虚弱的声音里带着疼爱，对儿子说：“孩子，我是怎么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一直在医院里呢？”益砚关切地对她说：“妈妈，我和二妹、三妹一起把你送到这里的，她们还在外边的椅子上睡着呢，我们挺好的，想喝水吗？”

　　舜瑶点了点头，益砚出去找水去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带着二妹和三妹出现在舜瑶的床前。舜瑶看着儿女们，脸上出现了疲倦的微笑。

　　七点过后，大夫来看病人，确认舜瑶已无大碍，又打了一针消炎针，开了几味药后，对益砚说：“你母亲可以回家了，但必须在家里休息三天。”大夫又开了病假条，嘱咐了一番后，女儿们搀扶着舜瑶，乘电车回家去了，益砚则蹬着空三轮车往回赶。

　　当哥哥姐姐们送妈妈去医院以后，佳欣和佳燕就一直在家里等着，她们不时地趴在窗户上向外张望，可是，漆黑的夜里，除了寒风的呼啸外，她们没有等到妈妈及哥哥姐姐们回家的身影，姐俩和衣躺在床上睡了几个小时。佳欣一早起来就熬了一锅红豆粥并热好了馒头，她知道，妈妈和哥哥姐姐们从外边回来，一定会又饿又冷。

　　八点多钟，她们终于从窗户外面看到了妈妈和两个姐姐的身影，佳燕不顾一切地冲出去，跑到舜瑶身旁，拉起她的一条胳膊，急切地往家走。回到家里，舜瑶疲倦地躺在床上，回忆头一天的事情，心灵深处的痛苦与身体上的劳累让她真想放声大哭一场。

　　忽然，她“腾”地从床上坐起来，用手整了整头发，嘴里说：“我马上要去学校，要去劳动。”

　　正在这时，佳欣把一碗红糖小豆粥端到她面前，轻声地说：“妈妈，你为什么不躺下来？早晨刚煮好的小豆粥，它是暖胃的。”

　　舜瑶不顾一切地站了起来，佳珍看着她的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扶着她又坐了下去，耐心地说：“妈妈，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还能干活吗？等大哥回来再说吧！先喝碗粥，休息休息再说。”

　　舜瑶感到浑身酸软无力，她靠在床背上，佳侨用勺子把粥一勺一勺送进她的嘴里。一碗红小豆粥吃进去后，她立即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奔腾起来，淡淡的红色慢慢地爬到了她的脸颊上，佳珍十分高兴。她告诉舜瑶：“妈妈，你的脸都有点儿红了，胃还疼吗？你也不发烧了，好好休息几天，不用想学校的事情。”

　　她们正说着话，益砚也回到了家。他看到舜瑶正在好转起来，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从妈妈那忧虑的目光里，他明白了。他平静地对舜瑶说：“妈，你不用急，我们学校已经放假了，今天你不能去学校，大夫开了假条，我亲自送到你的学校，你安心休息几天，这几天我哪里也不去，有什么事情我顶着。”说完，益砚没有吃早饭，就去了舜瑶的学校。

　　当益砚把舜瑶的病假条交到值班的专案小组成员手里时，那个年轻的老师用怀疑的眼神盯着他，然后气焰嚣张地骂道：“他妈的！刚干了一天活就装病，这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益砚生长在一个有教养、有文化的家庭里，父母的家训是：待人要平和，自身要廉洁，对上要尊敬，对下要爱护。“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句话他始终牢记在心里。

　　面对突然的社会变故，他只能将自己的才华埋在内心深处，有朝一日，他会再奉献给社会，学校里张贴他的大字报，他还能忍受，因为学生们仍然对他十分尊敬。可是，在妈妈的学校里，那个胸无点墨的小老师，连他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七扭八的，怎么配当老师？那不是误人子弟吗？学校老师的恶言秽语一下子激怒了益砚。他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哪里忍得了那侮辱人格的谩骂？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手指攥得“嘎巴嘎巴”地响，几秒以后，他终于按捺住心中的怒火，用轻蔑的口气对校方讲：“这是早晨大夫刚给我妈开的假条，你若不相信，可以到医院去调查，我妈她起不了床，她不是装的。”

　　那个老师仍不甘心地大声说：“无产阶级对她实行专政，她就要老实接受改造，学校还有很多活等着她来干呢！装洋蒜！”益砚压了压怒火，仍然轻蔑地对他说：“在我妈病假期间，我和妹妹来打扫你们学校的卫生。”那个老师气急败坏地说：“好啊！你们全家都要接受改造，她的活儿你们来干！”

　　益砚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人格上的污辱，他的肺都要气炸了，但是，为了妈妈，他咬着牙把这口恶气吞了下去。回到家里，他对舜瑶轻描淡写地讲了送假条的情况。舜瑶看着儿子那副平静的表情，紧绷着的心才松弛下来，她自我安慰地说：“看来，他们还有点人味儿。”益砚没有说话。

　　益砚编了一个谎言，没有去学校值班，他要在家里好好陪一陪妈妈，用儿子的孝顺来抚平妈妈心灵上的伤痛，让妈妈暂时忘掉那可怕的一切。

　　四个妹妹也没有让大哥去学校打扫卫生，她们结伴去学校打扫了三天的卫生。尽管是忍辱负重，但只要一想到妈妈能借此休息一下，这几个女孩子便把那辱骂声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文化大革命，流传着一句精粹的国骂“他妈的”，从幼儿到老人都会说，而且，还要带着一股子狠劲。佳燕从来不会骂人，但却学会了这句国骂。

　　舜瑶在家里休息了三天，身体渐渐地恢复起来，但是，只要一想到学校专案组那几张凶狠的面孔和学生的谩骂，她的脊梁骨里就会产生一股寒气。可是，她必须硬着头皮去，纵然是地狱，她也要向下跳。她始终坚信自己是无罪的，只要自己有一口气，就要等到为自己换回名誉的那一天。

　　正是这个信念，让舜瑶变得坚强起来，自己不能倒下去，要挺胸抬头面对邪恶势力。她重新站了起来，又抬起了那颗高贵的头颅，永不屈服的意志，让病后三天的她，又迈着坚定的脚步走进学校大门。

　　1968年春节前，出去一年多的廷光第一次回北京探亲。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男人的楼里显得异常安静，女人们操持着家，带着孩子们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苦苦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而这一天，那些男人们从嘉峪关乘坐三天两夜的火车就要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了，各家各户都派了孩子们去车站接父亲回家。

　　男人们到达北京站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多钟。这一天，家家都亮着灯，很多孩子跑到院子里等待着自己的父亲，女人们也在这个时候盼望着男人们走进家门的脚步声。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各家的男人们便都出现在院子里了，顿时，外面沸腾起来，孩子们从家里飞出去，扑向自己的父亲，呼喊声传遍寂静的四周。

　　在昏暗路灯的照射下，钟家的女孩子们看到了爸爸与两个哥哥正从小路上走过来，她们兴奋地推开窗户，大声地喊了起来：“爸爸！爸爸！”接着，她们疯狂地冲到院子里，接过哥哥手里的提包，前后簇拥着廷光走进家门。

　　听到喊声后，舜瑶就站在了大门口，她的心口在剧烈地跳动，一年多没有见到丈夫，他现在是什么模样？

　　廷光借着楼道里的灯光看到了站在门口的妻子，他激动地喊了一声：“舜瑶！我回来了！”

　　舜瑶望着渐渐走近自己的丈夫，动情地喊了一声：“廷光，你回来了！”

　　男人们陆续回到家里，整栋楼里立刻变得欢快起来。院子里不断传来呼喊声，然后是上楼的脚步声，继而，就可以听到隔壁传来的开门声，最后，就是一家人高兴的呼叫声。

　　全楼的男人们乘坐同一列火车回到北京，他们回到家里的时间也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大约两个小时以后，院子里和楼道里便重新回到了以往的平静中。

　　廷光回到家里，给这个郁闷了一年多的家里带来了一丝生气，他坐下后，点燃一支烟，迫不及待地让儿子打开行李包，把他带回来的土特产一件一件拿出来给妻子过目。

　　舜瑶不停地点着头，不时地念叨着：“从那么老远往家里背东西，让你受累了！”她发现，丈夫那张看似高兴的脸上，似乎蕴藏着一种危机，它没有瞒过舜瑶的眼睛。虽然丈夫每周都给家里写信，但却从不谈单位运动的情况，她意识到丈夫身上所承受到的压力并不比自己小。

　　孩子们围在廷光的身边，一阵欢乐以后，舜瑶便让他们去睡觉了。廷光洗了一个热水澡，感觉身上轻松了不少，三天两夜的火车，他的双脚及双腿肿得像发面馒头，舜瑶看着丈夫疲惫的神态，心疼地说：“已经不早了，坐了几天火车，先好好睡一觉，解解乏吧。”

　　廷光的确感到很累，但却没有一丝睡意，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这个时候，他才仔细地端详起分别一年多的妻子。

　　那还是一张漂亮而又年轻的脸，只是在滑润的皮肤上多了几丝浅浅的纹线。那双秀丽的眼睛，仍然那么明亮，但是，却隐含着一种忧伤。妻子那张嘴唇上多了几分坚毅，她那浓密乌黑的秀发里，夹杂着几根灰色发丝，她的身体比半年前瘦了许多，衣服在袖子底下缝了两块补丁，蓝色已经变成了灰白色。

　　廷光看着妻子，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凄凉与痛楚。他轻轻地对妻子说：“舜瑶，这一年多，你带着孩子们吃了不少苦，你自己也受了不少委屈，孩子们在信里都告诉我了，真难为你了。”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舜瑶熬过了每一个艰难的白天，又熬过了所有苦涩的夜晚，尽管有儿子和女儿在身边，但是与丈夫待在自己的身边完全是两回事情。她可以向丈夫倾吐心中的一切，而对孩子们则会保留一部分。当丈夫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压抑了一年多的感情，捂着脸“呜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廷光轻轻地走到妻子身边，坐到她的对面，温柔地注视着她，他静静地等妻子停止了抽泣，才递给妻子一块热毛巾让她擦脸，然后，他又点燃了一支烟，送到妻子的嘴里。

　　舜瑶吸了几口烟后，情绪稍微平静下来，这个时候，她才静下心来细细地观察丈夫。

　　丈夫的脸颊又黑又瘦，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浓黑的头发开始脱落了，头顶上的头皮显现出来，鬓角上也有了几缕银丝。他那宽阔的前额上仍然光洁明亮，那是智慧的储藏室，那里面永远蕴藏着一种神奇的力量，从他的眼睛里放射出一道看破红尘的锐光。舜瑶从丈夫的眼神里得到了一些慰藉，她心疼地对丈夫讲：“你单身在外，十分辛苦，一个大男人要自己照顾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大家跟你一样。三丫头去你那里带回不少钱，让我过意不去。单身在外，要吃好，这很重要。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工作了，经济状况比以前要好得多，这次你回家，又带回不少钱，还买了这么多东西，可你自己却穿补丁衣服，让我看了心里不舒服。”

　　廷光轻松地一笑说：“在那边的人都是这样，再说，那个地方整天刮风沙，穿什么都糟蹋了，我在那边除了吃饭、买烟和茶、酒外，没有其他开销。所以，可以攒些钱。有很多工人一天三顿吃咸菜，就是为了省下钱来带回家的。”

　　舜瑶很想知道丈夫那边的运动情况，可张了几次口，还是把话咽进肚子里去了。

　　那一天晚上，廷光舒舒服服地睡了个好觉，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他才起床。

　　因为男人回家，各家女主人的脸上都放出了光彩。第二天，有的人就领着孩子出去买东西了，从各家的门缝里传出来铁铲碰菜锅的声音，男人在家做饭，女人们才可以享受不做饭的清福。

　　廷光吃过早饭，坐在椅子里，小女儿给他泡了一杯茉莉花茶，三女儿在一旁开始量他的尺寸，她打算在爸爸探亲期间织一件毛衣。二女儿为他揉着红肿的腿和脚，四女儿在厨房里洗他换下来的衣服，廷光陶醉在女儿们孝顺的幸福里。

　　女儿们对廷光讲了家中发生的一切事情，而妻子被专政的消息在儿子的信中却只字未提，廷光听后有些震惊。他放下茶杯，马上穿上衣服，带着佳侨去了菜市场，他想用可口的饭菜来弥补妻子身体的劳累，只有吃得好，才能顶得住高强度的劳动。

　　廷光从菜市场买回一只鸡和一只大猪肘子，还买了两条黄花鱼。他炖了一大锅鸡汤，又把大肘子红烧出来，给妻子炒了一盒鸡蛋腊肠米饭，放了两块鸡肉和一些青菜，让佳欣和佳燕把饭送到学校去。

　　廷光回到家的第二天晚上，是一年多以来全家第一次团聚，益强从学校回家，佳茗上早班也在家。无论外边的情况对钟家有多么不利，九口之家在一起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尽管每个人都在外边遭受着他人的冷言冷语，甚至辱骂，但在这个晚上，每一个人都露出了笑容。舜瑶的脸上也挂上了淡淡的微笑。

　　晚饭以后，女儿们都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两个儿子则在舜瑶夫妇的房间里与他们谈事情，廷光看着妻子那双疑问的眼睛，面对自己的亲人，他终于讲出了自己的境况。

　　到了1966年底，群众运动便在公司里深入开展起来了。

　　在领导层里，有不少是廷光亲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公司里，像廷光这样的三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他的同学，出国的不少，也有不少人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人，经过几次运动后，能够真正留下来工作的也已经寥寥无几了。廷光不是高级权威干部，因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还戴不到他的头上，历次运动，他都是清清白白的。他有才有识、奉公守法、严以律己，他工作兢兢业业、坦荡无私，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一点差错，唯一可以揪住的辫子就是他的家庭问题。在人事档案里，廷光对于家庭问题写得清清楚楚的，组织上早已给了他一个明确的说法，家庭成分是你自己无法选择的，只要努力为党和国家工作，为人民服务，与家庭划清界限，站到劳动人民一边就是好同志。近二十年来，廷光小心谨慎地走着每一步，他不敢大意，也不敢梦想将来。他希望自己的家不要再出现任何差错，他已经经不起那种家破人亡的打击了。两个儿子都是共青团员，积极靠近组织，他心里高兴，他感到自己的家还没有被社会完全抛弃，社会还能容下自己的儿子。妻子得到组织的信任，他高兴，但他不希望妻子担任什么领导职务，俗话说“爬得越高，摔得越狠”，众口难调，即使你拿出百分之二百的力气和心劲去为人民服务，也会有人站出来挑肥拣瘦、说三道四。妻子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她希望自己的学校跟她本人一样，样样第一，但妻子却忘记了“枪打出头之鸟”的谚语，廷光不希望妻子当学校领导。一想到妻子为国家、为教育呕心沥血，到头来却变成这样，他就心痛，他替妻子喊冤。

　　廷光与妻子相比，不是因为职务的原因才接受审查的，而是因为他的家庭问题。直到年底，公司领导才找到他，让他写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认识材料，他写了几十页，交给了组织。但是最后，他还是被停了职。紧接着，施工现场贴了很多大字报都指向了他。可是，头一天贴在墙上的大字报，第二天就被人揭走了。公司召开职工大会，并点了他的大名，说他是反动家庭的狗崽子，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号召职工们揭发检举他的罪行，一个星期后，他被调离科室到施工队参加劳动改造。

　　廷光调到建筑业，经常去工地，但却从来没有搬过一砖一瓦，现在，让他与工人们一样扛木头、砌砖抹灰、绑钢筋、浇水泥令他生畏。但是，他别无选择，他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搬出行李来到工人生活区。看到公司大院里墙上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他感到心颤。

　　廷光是作为一名接受改造的对象下放劳动的，他不知道在运动中自己能否活着回到北京，他不断地在心里念叨着，善有善报。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弱点，自己没有妻子那么坚强。他并不是怕死鬼，历次运动他都经历过，如果说是群众运动，那就是意味着把自己完完全全地推向了人民群众的圈子里，由群众来推动运动的发展，而一旦群众把怒火都聚集到你的身上，那么，你的末日也就到了。他最怕的就是当人民群众失去控制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不过，他也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当他提着自己的行李搬进工人住的房子里的时候，一位工人老兄从他的手中接过了行李，把他领到一张床前，告诉他说：“钟科长，这就是你睡觉的地方。”

　　这是一张单人床，上面铺了一张防潮用的毡子，在床的两边还有一个简易的小桌和一把椅子，工人老兄放下行李，伸出双手，仍然热情地喊他为“科长”。廷光慌乱地摇摇手说：“不敢当，不敢当！今后，就叫我老钟吧！我哪个方面做得不好，请多指教啊！”

　　工人老兄憨厚地笑了，说：“科长啊，我们这里庙小，让你受委屈了，我们都是明白人，人好与坏用不着上面来告诉我们，在我们心里有杆秤。听说你要下来，我们就找木匠给你做了张床和桌椅，简单一些，你可以写点东西，这台灯也是让电工给焊起来的。我们是老粗，有张床躺下休息就够了，你跟我们不一样，念了那么多书，你是有学问的人，把你降下来劳动，简直让我们想不通。”

　　廷光一进门就听到这番纯朴的话，他的心立刻就温暖了许多。他环视了一下四周，这间房子里住着六个人，他们都睡在用砖砌起来的床上，在砖面上铺了一块木板，再铺上褥子，那就是他们常年在上面休息的地方。在房间的最里面放了一张床，那就是工人们为自己做的床。廷光深深地被这些工人们的真挚与友好所感动，但对于这些简单的特殊照顾，他有些接受不了，他马上说：“我要跟大家一样，这张床我不能用，让我睡在外边吧！”

　　另一位工人说：“科长啊！你在上边干什么我们管不着，可是，你到了我们这里，可就由不得上边了。科长，你不用怕什么，不就是你的家庭不好吗？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大家做了很多好事，谁也忘不了。这张床和桌椅是我们大家决定的，你不用担心。”廷光感激万分，却又忐忑不安。

　　自从廷光下放劳动的那一天起，工人们便勇敢地把他保护起来，他们不让他去工地干活，而是让他看家，为大家烧水、沏茶和帮助晾晒衣服，另外，他们请他每天给大家念报纸。廷光为工人们做事情，与他们建立了更深厚的感情。工人们把他当成文化大圣，他住的房子成了大家聚会的场所。有不少人请他写家信、念家信，帮助他们出主意，工人们没有把他当成运动的对象去刁难和整治他。

　　公司每一次召开职工大会，点名批判廷光的时候，除了台上的领导高呼口号以外，下边的工人们有的仰头看天，有的低头睡觉，甚至还有的人打起了呼噜，有的人脱下鞋子剪脚指甲，有的人大声地擤鼻涕。台上情绪激昂，台下却鸦雀无声，摇旗呐喊并没有任何效果。工人老大哥对廷光的态度让上级领导无可奈何。

　　上级领导想压下边的干部把运动搞起来，可是，那些小干部都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他们有今天，全靠了廷光的辛勤栽培与提拔，他们对深陷运动中的廷光不仅没有任何恨意，反而觉得他太冤枉了。因此，在干部会上，除了一两个紧跟上级领导的干部大声喊几句外，更多的人则是以沉默来对待每一次的会议。

　　那个“三八”老革命，看到廷光在运动中受到了冲击，私下里鼓励他说：“老钟呀，你不用怕，你是好人，大家心里有数。”

　　还有一个干部，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工人，没有什么文化，但却特别聪明，当援助北京建设大军涌进京城的时候，他也分到了纺织部。最初，他只是一名勤杂工，偶然的一次接触，廷光从年轻人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里看到了蕴藏的才能，便把他调到自己身边工作。当政府开办文化补习班的时候，廷光送他去学文化，后来，他得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廷光又向他传授会计专业知识，最后，他成了一名会计师，并成为公司的一名中层干部。他找到一个机会对廷光说：“老钟，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下放劳动是不得已的事情，请你相信我。”

　　没有人愿意去伤害廷光，上边的精神只要到了工人当中就会变成零，再加上远离首都，这场群众运动并没有把工人群众的热情激发起来。

　　廷光庆幸自己没有遭到小人的污辱，他与工人们在一起，心情反而感到轻松起来了，真是无官一身轻。他明白了，人活着，做一个自由的人是最理想的，要那一官半职，不仅引来他人嫉妒，自己还要生一肚子气，太不值得了。廷光突然间意识到，当一个普通的人是多么的幸运。

　　他讲完了自己的情况后，表情显得很轻松，他笑了一下，对妻子说：“我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工人们对我很好，你放心吧。”舜瑶很是欣慰。

　　这个春节，因为专政组的人员都要回乡下过节，没有人在学校监督舜瑶改造，因此，他们给了舜瑶一个星期的假，让她过春节。但是，放假期间，她必须要写几份材料。廷光看到妻子神态疲劳，关切地对她说：“舜瑶，你只管好好休息，我来帮你写材料，你抄一份交上去就可以了。”就在此时，一个念头闪进舜瑶的脑海里。

　　她突然对丈夫讲：“廷光，我要去小城看看我母亲，这个时候不去，恐怕一辈子也见不到我母亲了。”

　　廷光惊讶地望着妻子的脸，但很快他就点头答应了。阴历二十七，舜瑶乘火车去了小城。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母亲就成了挨整的对象，受凌辱，挨打骂的日子从没有间断过，斯莲挺身而出，替代母亲去扫大街，祥涛顶替了母亲去乡下劳动改造，丧失良心的诽谤扑向母亲，那比财产上交还要残酷地戳向了母亲的心脏，母亲硬朗的身体彻底被摧垮了。她已经没有体力再稳稳地站在地上与孩子们讲话了，现在，她躺在床上，枯瘦如柴，两眼深陷，脸颊上的颧骨高高地突出来，嘴唇紧紧地闭着，满头白发垂散在枕头上，她的身上盖着一床厚厚的棉被。从北京匆匆赶回小城的舜瑶一看见躺在床上的母亲，便不顾一切地冲到了床边，“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她一边用手抚摸着母亲那双冰凉的手，一边颤抖地小声喊着：“妈，妈，是我，是我，我是舜瑶啊！”

　　母亲听到了那熟悉的呼唤声，把脸转了过来，她睁开眼睛，看到了三女儿非常高兴，让瑞佳扶她起来并用手摸着舜瑶的脸，无力但却欣喜地说：“嗷，是三丫头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来，坐在我身边，让妈好好看看你。前两天，我做梦见到了你，你也有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廷光和孩子们都好吧？重庆那孩子大学毕业了吧？家里的情况不太好，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我只是担心廷光呐！”母亲说着把脸贴近了舜瑶的脸，仔细地看着她，然后，又用手摸着女儿的脸。突然，她停了下来，疼爱地问：“三丫头，你哭了？出什么事情了？对妈说，妈就爱听你说话。”母亲的话令舜瑶心酸不已。瑞佳告诉她，母亲的视力已经非常差了。

　　舜瑶一把抱住了母亲，她感到那瘦小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她忍不住哭出了声：“妈，我就是想你了，学校一放假就跑来了，廷光和孩子们都好，你放心吧！妈，让你受这么大的委曲，做女儿的无能为力，心里难受啊！”

　　母亲听舜瑶这么一说，她有点生气了，声音突然高了起来，说：“三丫头，你一向坚强，妈就喜欢你能咬牙坚持，我们母女见面应该高兴才是，妈现在没有能力帮助你了，遇事多跟廷光商量吧，你陪妈好好聊聊天，妈就知足了。”

　　舜瑶跪在地上用手紧紧地握着母亲的双手，她目不转睛地一直注视着母亲，她两年没有回家看母亲了。在她的眼里，两年前的母亲，气色红润、皮肤细腻，尽管脸上的皮肤已经松弛下来，但却没有什么皱纹，没有人会相信母亲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母亲走起路来腰板直直的，她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每一次都咬牙闯了过来，她眼不花、耳不鸣、手不颤、腿不软，难怪廷光说：“你母亲能活到一百岁。”为此，舜瑶心中高兴，有一个老母亲在这里，回家就有奔头。

　　可是，两年之后再次见到母亲，她的身体遭受了伤筋动骨的伤害，看到母亲的病态，舜瑶心如刀割，不由得又流出了眼泪。

　　此时，站在一旁的瑞佳趴在她的耳朵旁说了几句话后，舜瑶便止住了眼泪。她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盒点心和一盒绿豆糕，把它拿到母亲面前，说：“妈，这是廷光给您老买的，他让我给你带个好。”说着，她从盒子里取出一块绿豆糕放进母亲的嘴里。

　　母亲咬了一口，慢慢地嚼了起来，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边吃边不住地说：“廷光这孩子厚道，他总是想着我，这个味道真好，有很长时间没有吃到北京的绿豆糕了，谢谢廷光。他也有十几年没有回来了。唉！这孩子是怕了，不敢回来了。我是真想他呀！看来，我是见不到他了，三丫头，你要多体贴他才是啊！别看他是在钱窝里长大的，可他的心是苦的，妈看的出来。不过，不回来也好，眼不见心不烦呐！”

　　舜瑶静静地听母亲说话，没有打断她，母亲已经有好几天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瑞佳端来一碗鸡蛋羹，压低声音对舜瑶说：“三妹，妈这几天没吃什么东西，看妈今天高兴，见到你又说了那么多话，我想妈能吃点东西了。”舜瑶接过碗说：“来，让我喂妈吃吧。”

　　瑞佳看母亲真的吃了一碗鸡蛋羹，苦笑了一下对舜瑶说：“三妹，妈是真想你了，这两天，她老是念叨你呢，还老问你们在北京的情况。”

　　母亲吃了一些东西后，感觉身上有了些力气，便对两个女儿说：“妈今天高兴，你们扶我到椅子上坐一坐吧。”看着母亲真的很想活动，瑞佳十分高兴，于是，她和三妹一起把母亲扶到了椅子上，她又把一件小皮袄披在母亲身上。舜瑶一看，心里一阵酸疼，那还是十几年前，廷光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直到现在母亲还穿在身上。

　　舜瑶又陪母亲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就去了大哥家。虽然大哥已经去了农村，但大嫂为了母亲在外劳动，就凭这一点，也应该去看看大嫂。

　　祥涛一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两间低矮的小屋子是他们全家生活的地方。祥涛家成分不好，孩子们上不了大学，也不能在小城找工作，三个儿子和女儿都去了新疆，成了林业工人。斯莲是一个绝对聪明的女人。历次运动中，她绝不会老老实实把丈夫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部交出去的，她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因为霍家所有的女人，除了瑞芬以外都有工作，一旦丈夫走了，她不能指望着儿女来养活自己，虽说是自己的子女，吃子女的饭并不是一件舒心的事情。她是一个明白人，她攒着大笔钱，是为了她自己今后的生活。当这次运动狂风暴雨般砸向他们的时候，斯莲没有想到自己家竟然落得妻离子散的地步。真是“黄昏长夜，挨了多少苦雨凄风，春昼春宵，受了多少魂惊梦断”，丈夫去乡下劳动让她一下子失去了精神支柱，但当她看到红卫兵揪着老母亲，逼她去劳动的时候，她被惹怒了。

　　几十年与母亲相处，母亲待她恩重如山，无论家里有什么重大事情，母亲总是把他们放在前边，将心比心，作为长媳，她不能把老太太交给红卫兵。她鼓足勇气挺身而出，站到气势汹汹的红卫兵面前，大声地告诉他们，老太太年事已高，又身患重病，我是长媳，老太太的活我去干。那帮红卫兵一听，其中一个人上前扇了斯莲一个大耳光，并吼叫着：“你也是改造对象！你不让她去，那你可要干双份！”斯莲咬着牙点头说：“我干双份。”从那个时候起，斯莲天不亮就开始扫大街，一直扫到天黑。

　　他们住在大杂院里，四周的眼睛都盯着他们家，斯莲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买东西。但为了儿子，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钱，让他们躲得远远的，去餐馆里解解馋。

　　正是吃午饭的时间，舜瑶赶到大哥家，就在她走向里面的时候，一个声音从院子里传了出来：“霍太太，你今天回来得早啊？”“我不是霍家的人，以后不要这么叫我，我跟他们家已经划清界限了。”这是斯莲的声音。舜瑶一听，心里顿时就充满了怒气，她想，大嫂真没良心，我家好的时候，你跟着我哥哥享尽了福，我家被专了政，就想撇清关系？她越想越生气，本来对斯莲的那种尊敬的心情，一下子就化为了零。

　　尽管是这样，舜瑶还是走了进去。她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大哥的家，她敲响了房门。一会儿，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身穿灰色棉衣绿色裤子，剪着齐刷刷短发的妇女。那个女人一见到舜瑶，立即就喊了起来：“呀！是三妹呐！快进来，快进来！”

　　舜瑶叫了一声：“大嫂，我是来看你的。”

　　斯莲把她让进房间，搬来一只木凳子，请她坐下。舜瑶环视了一下房间，除了两张大木板床和一张桌子和几只板凳外，家里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她望着斯莲说：“大嫂，这就是你的全部家当？”

　　听舜瑶这么一说，斯莲把脸沉了下来，说：“三妹，红卫兵把我们轰出来的时候，一样东西也不让我们拿，说什么那都是你们剥削来的东西，现在要给工人、贫下中农用了。我们来到这里，真是两手空空的，后来还是舅姥爷找人做了两张床和桌椅给我们送来了。唉，有地方睡觉就行了。三妹，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舜瑶告诉斯莲是今天早晨刚到的。斯莲一听，不好意思起来，说：“三妹，远道而来，我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招待你，真对不住，唉，要是你大哥在该有多好！”舜瑶听斯莲提起大哥，马上追问道：“我大哥的情况怎么样？你去看过他吗？”

　　斯莲又气又恼地说：“自从你大哥被赶回乡下，两个儿子去看过一回，结果被造反派给轰回来了，并放话说，再来看这个阶级敌人，我们就叫他灭亡。我哪里还敢去看他呀！唉！这么冷的天气，他走的时候，连件棉衣都没带，他在那里可怎么熬啊！”舜瑶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斯莲突然问道：“三妹，听说你的情况也不太好？廷光怎么样？”

　　舜瑶把自己目前的情况简单地对大嫂说了一下，并嘱咐她千万不要让母亲知道。舜瑶没有坐多长时间就离开了斯莲的家。

　　她又去了大姐家，瑞芬对三妹的突然到访很是高兴。她家住在简易楼的四层，没有上下管道，洗东西和上厕所必须要到楼下去。她家住的房间终年见不到阳光，冬天又阴又冷，瑞芬一家搬来后，没过多久，她就得了气管炎。她没有工作，看病的一切费用都要自己负担。单位停发了丈夫的工资，六个孩子除了老大挣钱外，家里没有其他收入。老大考上大学，只念了两年书，就不想念下去了，凭着他父亲的名声，在港口找到一份办公室的工作。现在，因为成分不好，让他下去当搬运工，瑞芬心疼长子干体力活，但也没有办法。现在家里全靠儿子的工资生活。

　　瑞芬还告诉三妹，丈夫每天都要去市委写检查、开批判会，每天都要站在大卡车上与市长和市委书记一起游街，每天回家都冻得浑身发抖，她自己也要每天去街道参加劳动和写检查。

　　听了大姐的讲述，舜瑶心里阵阵发酸，翁大哥这么有才华的专家，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这话如何解释？翁大哥为建设新中国设计图纸，他怎么会成为反动权威了呢？

　　瑞芬又说：“听说红卫兵要来抄家，我很害怕，就把自己的一包首饰交给了四弟妹，她家不是工人出身吗？放在她那里安全。四弟妹很痛快就收下来了，她说，等事情过去了就让我去取回来。”

　　舜瑶听大姐讲完这件事情，心里一沉，她提醒瑞芬说：“大姐，现在人心叵测呐！我担心，以后你可能取不回来你的首饰。你还记得我放在母亲那里的首饰是如何丢的吗？廷光怕是自己家的人才没有让警察带着警犬来查的。”

　　瑞芬突然后悔起来了，她轻轻地说：“但愿无事，但愿无事。”

　　瑞芬既没有留三妹吃晚饭，也没有跟三妹谈很长时间，她惭愧地对舜瑶说：“三妹，不是大姐不想留你在这里吃饭，是这里的条件太差了，我也拿不出什么好吃的给你做，我们家整天都有人在外面监视着，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少来往。”最后，她又说：“你那边的情况我听说了，让廷光在外边多保重吧，你自己也要想开一些，你是领导，躲不过这次专政，我们都好自为之吧，三妹！”舜瑶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大姐的家，回到四妹家里。

　　瑞雪在学校也有不少大字报，说她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讲究吃穿打扮，但因为她的婆家根子又红又硬，红卫兵对她不敢乱来。瑞雪的丈夫是工厂的工会主席，他已经派了工人暗中保护妻子的安全，霍家的人在这里聚会，他从来也没有害怕过。家族中有什么事情，都是先送到瑞雪的家里，然后她再让儿子通知各家。

　　舜瑶买了很多菜和肉回到四妹家。此次回家，她住在妹妹家里，她不能甩着手吃闲饭，这是她的性格。瑞雪见她买了很多菜很是不高兴，她埋怨地说：“三姐，我去北京玩儿，一住就是几个月，我也没有买东西。孩子串联去你那里，还带了两个同学，走时你还给了他钱，让我过意不去。妈那里没地方住，你在我这里住几天，就这么客气，你不是住在妹妹家吗？”

　　舜瑶笑了笑，没说话。六妹和三弟、四弟下班以后相继来到瑞雪家看望她，让她感到一种巨大的安慰。

　　晚上快九点钟的时候，岳翔也来看望舜瑶。在谈到母亲的时候，岳翔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对舜瑶说：“三姑，妈妈老年受这么大的罪，做晚辈的却一点儿忙也帮不上，真是不孝啊！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妈妈一手把我抚养成人，到了该我尽孝的时候，却什么也做不了，真是愧对妈妈了！”说着，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

　　舜瑶从大侄子的表情里看出了他对奶奶的感情。岳翔出生几个月后生母就去世了，是母亲用自己的奶水喂养了他，他的继母冷落他，母亲一气之下把他抱进自己的怀里当儿子养。在岳翔的感情世界里，他把奶奶当成妈妈，从来没有改变过。

　　几天以前，岳翔偷偷跑到农村去看祥涛，给他带去了一件棉衣和棉裤，还带了不少吃的。岳翔怕被别人看到，没敢与自己的父亲多说话就离开了。他向舜瑶讲述了祥涛的情况，痛苦地说：“三姑，我爸爸这一辈子没有做过坏事情，抗日战争与爷爷一起给抗日组织捐款；解放战争时期，与爷爷一起拿出钱来捐给家乡民兵组织，帮助他们建立武装力量。他做生意完全凭着信誉，我爸爸不是奸商，也不是反革命，那些罪名都是凭空捏造的。我看了爸爸在乡下的情况，心里难受极了，他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人！可现在，真的连猪狗都不如啊！”他的话刺疼了舜瑶的心。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岳翔就离开了四姑的家。

　　第二天，舜瑶住到了二姐的家里，她要好好陪一陪母亲。她陪母亲整整聊了一天，母亲的胃口也好了许多，她想吃外面的小笼包子。舜瑶二话不说，跑到包子铺买回两屉虾仁小笼包，又给母亲熬了一锅红枣莲子粥。

　　舜瑶在二姐的住处住了两个晚上，母亲很是开心。在这两天里，她和母亲聊了很多事情，尽管母亲身体很虚弱，但她还是兴致勃勃地与三女儿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

　　母亲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她对舜瑶说：“三丫头，妈这一辈子总是忙，几个女儿都在北京念书，可就是没有机会去京城看一看，恐怕要落下遗憾了。孩子，你不用说出来，妈知道你现在的处境比我也好不了哪儿去，你不是领导吗？他们怎么放得了你呐！要记住，任何时候都要相信自己，我们做人要做得有骨气，无论世道如何变，我们都要凭着良心去办事。我们是讲道德的大户人家，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失去德。你和廷光在外，也要多加小心才是，妈这里有你姐妹和弟弟照顾我，你就放心吧！我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很不好，所以来去匆忙。孩子，真难为你了，回去以后，替我问廷光好啊！我多想再见他一面呐！”

　　母亲的话里带着忧伤，让舜瑶难以承受，但她还是平静地对母亲说：“妈，等你的病养好以后，我就接你去北京住，孩子们和廷光也都想你呐！妈，你要好好活着，我一定来接你。家里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此次回来不能长住，望妈妈能原谅女儿。”

　　母亲摸了摸舜瑶的脸，慈祥地笑了起来，她让瑞佳拿出一个小包递给了舜瑶，然后说：“你今晚就走，妈也没有准备什么，夏天我给你晒了一些蛤蜊，想等你夏天来时给你的。结果你没回来，就打算节前寄给你，廷光爱吃，当个酒肴吧，这包小虾米都是新货，北京恐怕没有这么新鲜的小虾米，回去做个汤还是很鲜的。”停了一会儿，母亲又问：“三丫头，晚上几点的火车？”

　　舜瑶听母亲问起自己动身的时间，心里一阵难过，她真不想告诉母亲，她怕母亲难受，但又不能欺骗她，便轻松地说：“十点多的火车。”

　　母亲又对她说：“我让你二姐包了虾仁饺子为你饯行，现在的条件艰苦，大家聚不到一起了，今天晚上，妈只想跟你一起吃顿饺子。”这一天晚上，舜瑶与母亲单独吃了一顿饺子。

　　晚上，祥涌和祥波来接舜瑶去车站，母亲艰难地站起来，拉住她的手，她的声音细微颤抖，她把脸贴近舜瑶的脸，仔细地端详着这个三女儿，说：“孩子，你的胃口不好，可不能生气，要好好照顾自己，妈见到你，心里也就踏实了，告诉廷光，妈想他和孩子们，一路走好啊！”说完，母亲的眼泪顺着她的两颊流了下来。

　　舜瑶抱住母亲，轻轻地说：“妈，放暑假我还回来看您老人家，您要多多保重啊！”她强烈地感觉到母亲的身体在颤抖，她似乎预感到她与母亲这次的分别将会成为永别，她把母亲紧紧地抱住，用力吸着母亲身上的气息。

　　过了一会儿，母亲轻轻地推开了她，催她快点走，舜瑶不情愿地松开双臂，眼泪蒙住了她的双眼。她朝门口走去，不时地回头望一眼母亲，当她的双脚刚迈出大门的时候，身后就传来了一声重重的关门声，她的心也随着“咯噔”一下往下沉去。门里门外的两个人，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了这扇屋门，同时，她们也都揩拭着自己的双眼。

　　母亲回到房间里，坐在椅子上，用袖口不停地擦拭着眼睛。她历经沧桑，从三女儿来去匆匆的神态和眼神里流露出的不安，就明白了女儿的日子过得艰难，或许，女儿比其他孩子还要糟糕。此时的母亲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关爱女儿，便也不想再去打听任何事情了。

　　舜瑶到了火车站，大侄子夫妻、大姐家的大女儿和大哥家的四儿子及四妹夫妇和六妹都已经等在那里了。这一次，大家来送舜瑶回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罩上了一层阴云，每一个人的面目表情都很严峻，大家与她握手告别，沉默取代了以往的欢笑声。

　　舜瑶此次离开小城的心情更加沉重，虽然她陪母亲聊了很长时间，但毕竟老人体弱有病，她不能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对母亲讲出来，她只希望用这次短暂的时间，多陪一陪老人家。在她离开母亲的时候，她似乎看到了老人眼睛里射出的那道目光的含义，那是一种无奈、担心、焦急与最后的告别。她只要一想起母亲最后的眼神，心里就会紧紧地收缩一阵。

　　在车站上，斯莲让儿子交给舜瑶一包干贝，大姐托大女儿给她带来了一包花生米。大家看着她走上火车，他们站在站台上望着火车驶出车站。舜瑶趴在车窗里也一直望着他们的身影渐渐模糊，直到看不见。

　　火车越来越快地驶向前方，舜瑶的心情也变得愈来愈孤独起来。自己远离家族，单枪匹马在北京，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她感到势单力薄。

　　大年三十的早晨，舜瑶回到了北京。

　　廷光仍然像过去一样准备了年饭，还炸了一大锅熏鱼，儿子们做了大馒头和小豆包，女儿们清扫家里的卫生，所有这些都在舜瑶回来之前就做完了。舜瑶回到家，看到家里仍然充满着过年的气氛，心里又是一阵发热。

　　廷光想用春节的气氛驱散妻子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郁闷，他要用在家休假的机会好好尽一尽丈夫的职责。他对妻子有一种愧疚感，在妻子和孩子们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自己却去了遥远的大西北，不能与全家共患难，他觉得对不起妻子和孩子们。他要用自己的心力去唤起孩子们对过年的热情，他要把一切都做得像妻子在家一样。

　　舜瑶回到家，丈夫的微笑和孩子们的呼叫声让她的心即刻温暖起来。这是一个特殊的年夜饭，尽管外界的变化给钟家带来了痛苦，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他们家过年的计划，钟家一年一度的春节还是要照常过的。或许每个孩子都有着不同的心境，但是吃年饭的时候，大家的脸上都挂着高兴的微笑。

　　与往年一样的是，廷光仍然与儿子们一起喝了几杯酒。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年的春节，廷光没有买鞭炮。以往每年的年三十午夜十二点，钟家一定会从窗户里向外挑出一根长长的杆子，一挂鞭炮从二楼一直垂到一层地面上。每年，钟家的鞭炮声都会把周围的孩子们吸引过来，这已形成了惯例。每年在这个时候，孩子们都会自动地聚拢到他们家的窗户外面等着放鞭炮。

　　这一年，钟家没有挂鞭炮，让周围的孩子们感到很失望。有些不甘心的孩子们甚至敲响了他家的大门，询问什么时候放鞭炮。也有的孩子在院子里喊着：“叔叔，叔叔，你们家怎么不放鞭炮了？”孩子们天真的呼声又把廷光带到了过去儿子放鞭炮，自己欣赏的回忆之中。

　　吃过年夜饭，又不放鞭炮了，孩子们显得很无聊，姐妹们在一起聊天，儿子们则谈论着外边的运动，廷光夫妻在灯底下为孩子们准备过年穿的衣服。

　　当孩子们都睡觉以后，廷光拿出一封淑青写来的信递给妻子，信上说，她的丈夫因去日本留学，被打成了特务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天天被叫出去扫大街。四奶奶三天两头被喊出去训话，因为她娘家是工人，本人又没有文化，红卫兵没有让她出去劳动。

　　看过信后，舜瑶无奈地说：“像我们这种家庭的人，都不会有好日子过的。这次运动跟以往不同，追查我们祖孙三代的成分，把有文化的人当成罪人，那我们谁还能逃得过去？”

　　廷光，聪明睿智但却锋芒不露。家庭的阴影束服了他的手脚，他甘愿用自己的能力去捧红别人，也不想自己出人头地。这是他的处世宗旨。

　　舜瑶，有才有貌、一表人才。她大刀阔斧、锋芒毕露、为公忘私、过门不入。她做事雷厉风行，对上级的政策又是雷打不动。她的眼睛里掺不得半粒沙子，她在工作上的强势与拼命，也让她忽略了一些小事。那就是她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辨认人们的各种眼神及他们的面目表情。

　　舜瑶献身于事业的做法和她常常挂在嘴边上的那几句话：“我把学校搞成全区第一；我让所有的农民子弟都能来念书；我鼓励老师成为教学尖子；我全力照顾家庭生活有困难的老师，是我的努力改变了老师的福利待遇，我得到了大家的公认，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让廷光倍感担心。

　　廷光钦佩妻子在事业上的成功，但他却非常担心妻子在运动中会遭到小人的算计，他的心事不断加重，心情也愈发沉重。

　　凌晨三点多钟，他们夫妻把所有的新衣服一套一套放在了孩子们的枕头旁，这也是他们夫妻每年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年春节，廷光像往年一样仍然去各家拜年，但舜瑶没有去。不过，钟家的门槛并没有因为这对夫妻在运动中受审查而遭到冷落，从初一开始到初五，来了很多拜年的人。舜瑶感到激动的是，回京探亲的工人老兄弟们，还有丈夫一手提拔起来的工人干部来给他们拜年，她帮助过的学生，带着家长从农村赶来给她拜年，这让他们夫妻深感在逆境中得到了人性的尊敬与纯朴的关心。

　　初二，廷光让女儿去王府井买回一盒点心和两盒茯苓夹饼，他认真地钉了一只小木箱子。舜瑶奇怪地问：“你给谁寄东西？”

　　廷光深情地望着妻子，说：“我给你母亲寄去，让她老人家尝尝鲜吧。我每年都寄，今年也不能落下。”说完，他在小木盒子的外边用小楷毛笔字写下了母亲的居住地址。

　　舜瑶说：“我去的时候，给母亲买了点心，就不用再寄了。”

　　廷光眼睛里流露出一丝伤感，他说：“你母亲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回去看望她老人家，心里非常不安，寄点东西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你就别拦我了。”

　　自从廷光来到北京后，每一年春节，他必给岳母寄去一小箱北京的点心及一些特产小吃，从未间断过，即使妻子刚从岳母的身边返回来，他也要在这个时候给老人家寄去。

　　春节一晃而过，舜瑶又开始了劳动改造的生活。廷光每天中午都给妻子准备一盒有营养的饭菜，让女儿们送到学校。他希望这份午餐能够为妻子增加一些力量。

　　春节过后，学校专政小组对舜瑶的态度更加强硬起来，他们变本加厉地挑舜瑶的毛病，对她横眉竖眼、横加指责。有的时候，他们把舜瑶写的材料扔在地上。有的时候，他们用手指着舜瑶的鼻子大声吼叫着“不老实坦白交代罪行，就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远不能翻身！”“抗拒无产阶级专政，就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让执行修教路线的当权派粉身碎骨！”他们对舜瑶的人格污辱进一步升级。

　　面对那一张张熟悉而又变得丑陋的面孔，舜瑶的心里在流血。她痛惜这些年轻人浪费的不是自己的时间，而是他们自己的青春，让他们那本来就不成熟的学习水平遭到了无法挽回的摧残。“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面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谩骂，舜瑶并没有被吓倒，她依然坚称“我完全按照你们的要求写交代材料，没有半点谎言。”专政小组成员把舜瑶为自己的辩解当成“死不悔改”，并用“要用实际行动打垮你的嚣张气焰”的口号来威胁她。

　　专政小组的年轻老师指使学生用小石头向舜瑶的身体上扔，往她的身上吐痰，在已经被舜瑶打扫干净的楼道上倒垃圾，故意用脏东西堵住厕所里的下水道，然后，让舜瑶站在又脏又冷又臭的水里去清扫污水。他们野蛮而又龌龊的行为激怒了舜瑶，她强忍愤怒，不顾一切地找到了学校支部书记。

　　这位舜瑶的直接领导者，充满了对她的同情和对运动的无奈。实际上，这个校长也早已名存实亡了。在学校，真正掌握大权的人就是专政小组，而这个一直支持舜瑶抓教学的书记兼校长的女人，也因自身家庭的问题正在接受党内审查。尽管这位书记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威严，但她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去保护舜瑶。

　　学生们的恶言恶行暂时收敛了一些，但是，这位女书记却被扣上了一个包庇阶级敌人的帽子。

　　每一天早晨，舜瑶迈着艰难的步子向学校走去。每一个晚上，她又迈着沉重的脚步往家走。以前，她是以百倍的激情走出家门，为迎接新的工作和解决新的问题跨进学校大门，她为教育事业献身而无怨无悔，她把工作当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现在，早晨出门去学校成了她的一种痛苦，她整天都会看到学生们脚踩桌椅，用粉笔肆意在墙上涂抹，在黑板上乱画乱写，在洁白的墙上用红色油漆写上标语口号的恶劣行为，门上、窗户上到处流着墨汁，她的心里充满愤慨。她教育学生们爱护公共财产、维护学校卫生，她没有错。

　　有的学生在她的面前故意把一盒新粉笔摔在地上，然后，再用脚踩上去碾成碎末，这种恶劣的行为被称为是英雄，干得好！学生们高喊着：领导阶级不需要会写字，不需要文化，只要凭一手老茧子就可以当主人！

　　舜瑶在这样的诽谤声中熬过一天又一天，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疲劳让她每天回家以后就像散架了一样无力说话。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回到家，她才会感到自己站在了一个安全岛上。

　　廷光看着妻子受到这般折磨，他除了宽慰妻子什么也解决不了，有很多时候，夫妻只是相对无言地吸着烟，在烟雾缭绕中叹着气。

　　廷光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他越来越害怕那种恐怖行动会让自己的家支离破碎，他害怕家破人亡的过去再出现在自己的家庭里，他更恐惧的是妻子能否闯过这一关。他不得不经常对两个儿子千叮咛万嘱咐，要求他们确保妻子的安全。

　　春节刚过，廷光又收到了一封淑青从小城寄来的信，告诉他：红卫兵要去墓地掘反革命、汉奸、阶级敌人的坟墓，大大和娘的墓很可能要遭到破坏。廷光看过信后，心如刀绞，他拿着信，痛苦地哭了起来。他自责自己，身为钟家之子，却没有能力去保护祖坟。他着急但却无能为力。他写信告诉淑青，要她尽最大之力去保护祖坟不受破坏。很快，淑青又写来一信，告诉廷光：她身为女儿，没有承担保护祖坟的义务。看过信后，廷光又气、又怒、又无奈。小城，他何尝不想回去？可那里是他心灵遭受重创的地方，是他们钟家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地方，他哪里还敢去墓地祭祖和保护祖坟？

　　舜瑶深深地理解丈夫的心情，但她也没有任何力量去帮助丈夫。破四旧，红卫兵能把母亲的寿衣烧掉，把寿棺烧毁，他们也会去掘人家的祖坟。

　　廷光只有求上帝保护自家的祖坟平平安安。可是，在运动中钟家的祖坟还是被红卫兵给掘平了。对此，淑青却表现得很坦然，这又给廷光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

　　就在廷光离开北京的头两天，一件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